那天，上海话一直骂到收摊，气呼呼正准备离去，忽闻一阵歌剧声，唱的是《卡门》一曲，以为是收音机里传来，不料一抬头，发现唱歌的竟是勃罗斯。

凭我对音乐的感觉，没正规训练，常人发不出这样的声。我激动起来，想不到我的小贩同行中，还隐藏一位艺术同行。我向他走去，伸出了“同志”般的手，问“以前是否唱歌剧的？”老头看看我，没回答。我这人一碰到艺术就热情，一热情就直率得粗鲁。我问：“你怎么会来当小贩的？”他还是那样看着我，少息，说了句：“因为我在小学的教科书上就已读到过这个集市。”

戴安是画家，伦敦画院的专科生，认识她时，她的职业是小贩。

戴安卖的字画很特殊，用烙铁在木板上深深浅浅、粗粗细细地熨出，有狗有猫，神态各异，字则非 “忍”、非“宁静致远”、“吾将上下而求索”之类，而是诸如：我太太非常乏味，总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我丈夫是个优秀的秃头，为家省去很多电费；如果我妈对我说“不”，我就去问奶奶……

她的字画引人发笑，自己却严肃得近乎刻板。

我说：“你卖得太便宜，应该加价。”她说：“自己喜欢的东西应该送人。”我说：“你生意这么好，应该多做几天。”她说：“做一天够了，得多和丈夫、女儿在一起。”

戴安每次来集市，两件事必做：一是请一个清洁工，趁她不在，把家里家外打扫干净；二是出钱，请临近一个中国人替她全身按摩。我问：“你丈夫是否很有钱？”她说：“一般。”说的口气也一般。

集市经理是戴安的朋友，一个四十左右的男人，每次来收租金，总在戴安那坐一阵。那时，戴安放下一切事情，两人坐着，说话或不说，看上去很满足，笑意很淡，深心浮上来。经理走了，她重又忙碌，目光却透出几分亮，朝着经理的背影，还会额外追上几眼。

我说：“生活有时不尽人意。”她看看我，没说话。我说：“艺术家现在太不值钱。”她说：“艺术以前太过值钱。”我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她说：“艺术于我只是个人爱好。”

一次，圣诞前一天，一早到集市，见小贩朋友们围聚一团，有的手端杯子，有的手拿蛋糕。问什么喜事。有人告诉说：戴安请客，她说圣诞了，大家辛苦一年，该一起欢乐欢乐了……

我朝戴安望去，见她正弯腰，往杯里倒香槟……她也没说祝酒词，只是举杯朝大家看了看，然后，一口干尽。

彼特是我的右邻。他是和他母亲以及大肚子太太一起来的。彼特的太太是泰国人，那几年，澳洲人时兴去东南亚找老婆，漂不漂亮拥在手里都美不胜收。彼特的太太少说年轻他一二十岁，隔二三米，常听“咋咋”响吻声，回头，总见彼特捧着那张年轻的脸亲吻不止。彼特夫妇均有正常工作，来集市，为陪母亲散心，有顾客讨价还价，十元的还到八元，他的回答必是十二元。这事他母亲告诉了我整整二十次。

彼特卖的是小孩和洋娃娃穿的衣服鞋子，他母亲自己做的。他们的东西简单，但每次到得最早，摆好摊，铺开桌，一家人喝茶、吃早点，见到晚来的小贩，三条臂便一并举起，高呼一声“Morning”。

彼特一家带的东西最全，茶叶、咖啡、牛奶、热水器，冬天电炉，夏天电风扇。他家没人喝咖啡，带咖啡纯为他人。初时，一家三口依次对我说：“我们这有咖啡，你随时可用。”搞得我还疑惑，他们是否在卖咖啡。

左邻右舍都爱和彼特聊天，一聊半至一小时。那时，只见彼特双臂交叉，夹在胳肢窝，一脸认真，说到关键处，松开一条臂，伸出一手指，果断一点，总结性地来一句：“I will tell you something……”

一天，生意不好，少有顾客，讨价还价的都没有。想着家中孩子的尿布费，我向彼特叹苦，他听着，忽然一本正经道：“也许我们该请个脱衣舞女来。”我说：“哪来的钱呀。”他一笑，说：“没关系，我母亲能跳。”我一听，吓一跳，赶紧看他母亲，却不料，他母亲毫不介意，朝我点点头，满是皱纹的脸，慈祥一笑，腰肢、臀部跟着扭两扭，扭出不少风韵，看得我忍不住大笑。

那天，彼特手臂受伤，绑着绷带。收摊时，我拆桌、装货，忙着赶回家。偶然一抬头，只见周围小贩不约而同朝彼特家的摊位走去，到了，也不说话，动手就帮彼特把笨重的桌、椅、架子拆开，一件件装进车。

等到清醒过来，也想上前帮上一把，却已晚了。我站在那，虽不乏歉意，却更多感到的是温暖，为彼特，为他一家，也为整个人间。

（本文编辑朱蕊）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项建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