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羞的时候，李林会笑着用手捂眼睛，这是“习惯动作”，虽然他什么也看不见。

前些日子，当扬帆管乐团演奏完大型情境管乐音乐会《看见微笑》后，18岁的大号手、主唱李林做了这个动作，因为他刚被一起合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点评“音如天籁”。再往前1年多，2015年的5月，听青年作曲人娜拉为扬帆管乐团量身定做的《破晓》间隙，李林没忍住，又把手捂在眼上，咧嘴笑出了声。

李林是“资历最老”的乐团学生成员。在重庆特殊教育中心的扬帆管乐团里，跟他一样的盲人学生还有47名。这个成立于2011年的盲人学生管乐团是迄今为止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支。

2012年，扬帆管乐团受邀参加“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管乐艺术节。世界音乐大师梅耶称赞：“太让我震撼了！”

同样场景，李林经历得并不少：2015年9月22日国家大剧院，文化部部长雒树刚称赞扬帆管乐团的演奏是“心之声，魂之曲，天使在歌唱”；2016年12月25日，扬帆管乐团携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共同演绎的管乐音乐会《生命的色彩》，让北京的解放军军乐厅座无虚席。

观众感慨说，这群盲人孩子走到了“荣耀的时刻”。的确，他们当中不少人都梦想成为音乐家。尽管如此，旋律总有变奏。

“他们最终都将走入社会，谋取生存的资本。”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教师周远琦为学生们骄傲，也不乏担忧。从特教中心组建管乐团至今，已经毕业的、被音乐治愈的孩子，几乎都要再次被命运睥睨——

绝大多数人的工作，仍旧逃不开“推拿按摩”。

李林不想做推拿。他上过“中国梦想秀”；他被老师称为“音乐王子”；他演奏了无数次管弦乐《破晓》，但他心里还是在不停地问：“何时破晓？”

李林（左）在演出间隙与解放军军乐团老师交流。

温暖的“润喉糖”

“因为内心敏感，很多盲孩一开始都比较自我和封闭。”语文老师叶绍喜说，他觉得与其反复讲道理，不如通过一种渠道来为他们排遣内心苦闷。

叶绍喜所在的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原重庆市盲人学校），掩映在重庆南岸区的山林里。这所特殊学校里有小学、初中、高中、职业培训，学生可以选择12年“一贯制教育”。近600名视、听、智障学生中，视障人数约占一半。

音乐课是盲校的标配。为了做一次“音乐心理康复”试验，学校决定成立管乐团，作为教学的一部分。它的准入机制几乎没有门槛，只要学生有兴趣、能吃苦，都可以被吸收。

有人反对。因为即使聘请的专业教师能力过硬，碰到盲人学生也会一筹莫展。于是，老师们决定和孩子一起学，一起加入乐团。如今，管乐团28位老师当中，只有2名音乐老师。很多对乐器完全不了解的老师，都是硬着头皮进去的。周远琦就是其中一位，尽管她最初连小号都不认识。

“我们的作用是陪伴。”周远琦说。在管乐团中，师生达到了一种惊人的契合：老师翻译乐谱、陪伴练习，在演出时拍肩膀、背部或用脚步轻轻打拍子进行提示；学生利用敏锐的乐感和专注度进行学习和表演。

2011年4月，管乐团第一次集中排练，《欢乐颂》在校园上空响起。时隔一年，关注到这件事的解放军军乐团，派青年指挥家王登梅首赴重庆，开启了对扬帆管乐团的帮扶之旅。

周远琦说，每次帮扶期间，印象最深的就是要准备很多润喉糖：老师们一遍又一遍重复教学，往往口干舌燥。到最后，乐团也成了一颗“润喉糖”，改变了很多孩子。

李林是其中变化最显著的。这名曾经发育滞后的孩子，被忙于生计的父亲“丢到”学校。从来没有人想过他会变成今天的自信模样。

进入乐团的李林不但学会了大号、贝斯、吉他、钢琴等十来种乐器，还彻底告别了自卑。“是音乐拯救了我。”

副校长朱晓凌把最重要的原因归结于乐团营造出的团队精神。一开始，如果两个人演奏同一种乐器，盲孩总是喜欢在声音上盖过对方。而乐团着重培养孩子们的包容，让他们懂得该弱的时候弱，该突出的时候突出。

改变让人惊讶。在外地演出之余，周远琦经常发现，有孩子会把自己带的所有零花钱都拿来购买当地特产；有的会用录音笔，把自己没听过的歌曲和声音录下，目的都是“带回去分享给没有机会出来的其他人”。

改变的过程，其实就是心理有阴霾的孩子接受阳光的过程。朱晓凌非常认可乐团的“治愈”作用。“艺术的方式，可能是其它渠道代替不了的。即使将来孩子们只能从事其它工作，这段经历所学，也可以帮助他们克服困难，至少回忆起来，总会是温暖的。”

现在，由48名盲孩及老师组成的扬帆管乐团，成了几乎所有尚未加入的孩子向往的“圣地”。

“他们是学校的明星！”一群小孩齐声说。

触得到的“颜色”

李林忘不了扬帆管乐团的所有荣誉。

2012年5月1日，复旦大学体育馆内，“中华号角——2012年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管乐艺术节”闭幕式当晚，与乐团同住一家酒店的捷克海布市青年铜管乐团全体成员，在酒店大堂以夹道欢迎的方式，表达钦佩与赞赏。李林说自己终于看到了“金色”。

家住重庆巫溪的李林，出生后没多久就变成全盲，他的记忆中没有任何色彩。4岁，在哥哥学校的校庆晚会上，他第一次知道有种东西叫音乐。

长大的日子里，李林渐渐知道自己是“特别”的：不能奔跑，也不能和其他人一起玩游戏。他不再交朋友，时常躲进自己的房间里随便哼唱，走路时也低着头，但还会不时听到别人讥讽：“眼睛看不见，找不到工作”；“还要让父母养你”……他愤怒之余，想想也有几分道理：该怎么办？

直到他来到盲校，加入扬帆管乐团。除了尊重，李林还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东西：音乐。

李林对金色特别好奇。“比如听电视里，金色的奖杯，应该是荣誉的色彩。”而当他随扬帆管乐团表演之后收获掌声和鲜花的时候，才知道金色，是“能够展现生命、绽放自我的一种颜色”。

“我看到了，碰到了。”李林说。

李林的母亲还在世时，总说他是长不大的孩子，遇到什么事情都要来黏着母亲，总有讲不完的话。“现在妈妈走了，爸爸和哥哥都不怎么管我，一下子就没人听自己说话了。”

还好有音乐。

12岁的王太樊显得幸运一些。他能够看到一些“虚像”，如果颜色分明，还是可以大致辨认。小号手太樊性格沉稳，喜欢蓝色，在老师们的口中，他是天赋最突出的，也是最刻苦的。

这名只花了2年就成为乐团首席小号手的小学三年级学生，一直对记者重复说，他“想把小号吹到极限”。而第一次接触小号时，他连名字都叫不出来。“拿到手里就喜欢上了。”王太樊用一周的时间才把它吹响。2016年3月，老师们欣喜异常：“他已经能当首席了！”

一天背完曲子、半天时间熟悉，再找准节奏完成曲目完整演奏，4天就够了。王太樊说自己有个特点，“不知道紧张是什么”。他第一次登台和解放军军乐团的小号手王泉泉合奏时，没有丝毫怯场。

太樊曾到上海医眼，治疗的一个月里，他常跑出去，尽管老是迷路。“上海很大，但我现在去，应该不会再迷路。”

彭兴国同为小号手。除了眼盲，患自闭症的他进校时连说话都成问题：说话时常倒吸凉气、发抖，两手不自觉地紧贴在腿上。他说进入乐团之前，生活是黑色的。没人和自己说话，连在父母面前唱歌的勇气都没有。

黑色也是记忆最深的颜色。彭兴国的父亲开货车营生，每3天回家一趟，时间通常是凌晨2时漆黑的夜里，天亮没多久便离开家门。　　

现在的彭兴国，经常拿着手机“K歌”。他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回到从前。

最难的“就业曲”

在学校被誉为“音乐王子”的李林，没有碰到过太难的曲子。

他是高一学生，在团里年级最高，也是元老级成员；他学了10年的竖笛，并“玩到了一定的境界”；他的演唱声音，被解放军军乐团的指挥王登梅赞为天籁。

但高中转瞬即逝，李林害怕时间，时间将逼迫他做出最后的选择。事实上，就业问题，是乐团里每一位即将毕业的学生要提前考虑的事情。而人们更为关心的，是获得了无数掌声的扬帆管乐团成员，在毕业后能否把音乐之梦继续做下去。

“我不想做推拿。”李林说。他知道，很多同学一毕业就走上了盲人的就业之路：按摩。

几乎每位乐团成员头顶上都顶着一个梦想——当音乐老师，甚至音乐家。但现实终究是残酷的。

由于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拥有康复训练和按摩技能培训基地，高中毕业后的学生可以选择留校进行业务学习和培训。即将从职业培训班毕业的罗治（化名），也曾是乐团成员。他选择留校“深造”的原因是：学校按摩专业就业率已达到100%。比他高几个年级的不少学生毕业后自己开按摩店、办诊所，生活不错。

罗治在乐团的师兄程城（化名）在苏州开店，自己当了“首席按摩师”。“生活宽裕、工作不累。但是像我这样的，并不会多。”程城说，过完年就迎来“就业季”，师弟师妹们“大多数还是要去给按摩店老板打工“，日子过得去。

陈星宇是第一批加入乐团的成员，酷爱音乐，会多种乐器，最喜欢演奏萨克斯。萨克斯，浪漫的乐器，它陪伴星宇度过了“最美好的时光”。

父母是园林工人，星宇高中毕业时，不得不为经济并不富足的家境考虑。他考进了大多数盲人羡慕的大学，但选择却是针灸专业。

“他们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将来不能以音乐为生，在高二、高三把技艺练得非常成熟，也到了放弃音乐梦想的时候。”朱晓凌说。

扬帆管乐团第一批30多名成员中，只有4人读大学，其他都已经就业。能够联系上的，几乎无一例外在推拿行业工作。

告别特教中心后，陈星宇的萨克斯被搁置了。“挺可惜的，有时候参加音乐类的集体活动就会想到以前管乐团的场景，很无奈。”

王晶是乐团组建以来，唯一坚持“音乐情结”的毕业生。她选择了长春大学音乐学院。朋友们为之欢欣鼓舞，她却有苦难言。王晶不太愿意告诉别人，她放弃了管乐器，而去学习声乐，原因是，家里经济状况让昂贵的乐器学习离自己越来越远。

“好在家人支持我继续学习音乐。”王晶说。她对未来同样忐忑，比如她计划学成之后去学校当音乐老师，或者找一家琴行做音乐辅导，但“都是很难的事情”。如果无法如愿，最终还是要接受按摩工作。

特教中心毕业生邓航，曾经获得重庆市青年歌手大赛奖项。他“不服输，不相信命运”，毕业后到私营的残疾人艺术团工作了一段时间，“闯了十几年才接受事实”。如果不是家庭条件好，他很长一段时间都需要他人接济。

李林想在毕业后加入一个乐团，或者当音乐老师，甚至梦想着成立“鲍家街43号、黑豹那样的乐队”。

乐队里资历最浅的蔡晓雪，有着相识的梦想，但一家人每月1200元的收入，让高度近视的父亲和视力同样有问题的母亲除了口头“支持”外，毫无他法。

“走出去”的希望

在朱晓凌看来，扬帆管乐团的孩子们确实得到了许多“偏爱”。

“这些孩子在学校有一方乐土，但是一旦离开学校，心理落差会非常大。出了校门，即使是购物，也总会遇到部分异样的眼光。”朱晓凌说，扬帆管乐团最初的目的就是想让孩子“走出去”。

在培养人格、矫正心理问题上，它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还有一种因素在左右他们的生活，那就是“社会的眼光”。

由于特殊教育学校班额较小，每年毕业生数量不多。自职业教育开设近20年来，毕业生总计300人左右，迄今为止，让200余名视障学生圆了大学梦。这被业界誉为“全国特殊教育界的奇迹”。

“但以音乐为生的很少。”朱晓凌说，“他们在看到盲人的时候，主观上就预设了许多不可能”。比如琴行招人，仍然不愿用“特殊孩子”，理由是“请了盲人还要保障上班路上安全”。

一名低年级的学生，最初抱着“美好的愿望”加入乐团，但在学习过程中心态起伏，“在梦想和现实里徘徊不定”。叶绍喜说：“他们也会听说一些成员毕业后走出校门，还是一样找不到音乐相关工作。这是孩子待久了就要思考的问题。”

刚入职半年的阳晶是特教中心的初中部老师。她感触最深的就是盲孩就业面窄，“很多学生父母提供的物质，不足以支撑他们坚持音乐梦想；而如果沉浸在‘我不想去做按摩’的消极情绪中，一味坚持音乐梦想，未来的路也不好走”。

作为教育工作者，朱晓凌和其他老师最感到失落的是：孩子们一旦跨出校门，真正能够按照学校希望去发展的很少，很容易回到起点。

“我们希望他们走出去，走得更远。但盲孩子们会比较快接受现实，然后按照以前的盲人生活方式过活。”周远琦说，“社会上还没有把这群孩子当作普通的社会人，其实很多事情他们都可以做。”

在班主任肖惠的班级里，13岁的霍楠是唯一没有进入管乐团的学生。他在音乐方面相对吃力。每当排练时间，班里其他同学都鱼跃着奔向练习室，只余他一个人在教室发呆。

霍楠说：“我再好好练练，明年争取进。” 

图片来源：由重庆市特教中心供图  图片编辑：苏唯  编辑邮箱：eyes_li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