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春天，23岁的高文彬在课余，和三五好友相约去武昌路吃饭。

饭店里，邻桌一位通相术的吃客，兴致勃勃为这几个大学生预言了未来。轮到高文彬时，指他说：你的一生不会发财，人生会有波折，“不过眼下，你即将远行。”

没有根据的说辞，竟有了惊人的巧合。是年7月，高文彬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法律系毕业，经老师举荐通过中国代表团派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首席检察官向哲濬的面试。在随后的1946年至1948年，高文彬远赴日本东京，先后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检察处翻译官、向哲濬的秘书等职，全程参加审判日本甲级战犯工作。

坐在虹口区的家中，现今95岁的高文彬想到72年前的那顿饭，笑谈“后来的一切，还真被那个吃客说中了”。

生命的轨迹，绕着虹口转了一圈

在度过大半个世纪后，高文彬的生活轨迹依旧还在虹口区。

他曾求学的课堂，他曾吃饭的场所，都在虹口区，而绕了大半辈子后，他幼时生活过的宝华里和如今他栖居的公寓，又都位于虹口区东长治路上，且相距不远。犹如转了一个圈，一切又回到原点。

地方志显示：东长治路位于虹口区境南部，长1551米，宽18米到24米。其存在的历史要比人们想象得更为久远。早在1860年，东长治路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修筑，成为熙华德路（长治路）向东的延伸线，因此命名东熙华德路（East　Seward　Road）。两条路均得名于当时美国驻沪领事之名。1943年，汪伪政府接收租界，更名为东长治路，得名于山西省长治。

东长治路早期通行有轨电车，交通便利，店铺众多，商业渐趋繁荣。在上个世纪初，沿路就已经设有银楼、茶楼、浴室、酱园、药铺、炒货店等，成为沪东重要商业群。1940年前后，居住在虹口的日侨曾在该路开设野村产业、西长洋行等行号和商店25家。上海解放前夕，沿路有商店110家,其中百货24家、服装6家、南货果品4家、饮食6家、烟糖杂货38家、中西药5家、五金17家、洗染2家、粮店2家、酱园2家、旅社4家。另有各类小店200余家，情景颇为繁荣。

东长治路两边，曾有一大批兴建于上个世纪初的住宅。高文彬曾居住于东长治路573弄的宝华里，这是一批修建于1929年的砖木三层旧式里弄，高文彬的父母带着四名子女一起居住在宝华里。高文彬的父亲是一名颇有名望的中医，对子女的管束颇严，但对身边人却向来宽厚，高文彬记得，凡是为邻里看病，父亲从不收费。

青年学子，绝不向日本人低头

上个世纪初，最令百姓受苦的，不是身体的疾病，而是亡国之痛。

高文彬兄妹四人中有三人皆就读于东吴大学。其中东吴大学法学院，原本位于虹口区昆山路146号，是一栋4层小白楼，从这里诞生了一批中国早期最精通英美法、最擅长比较法研究的人才。然而1937年，战争炮火影响下，东吴法学院被迫迁至上海公共租界避难，其后8年，法学院不断迁徙避难。

1941年12月，日军又占领了上海租界，此后法学院为了保留教学火种，不得不分为两路——1943年到1945年间，法学院赴“大后方”重庆重新开办。而留在上海的师生，则以东吴法学院的谐音“董法记”名义恢复上课，并不断迁址。

当高文彬入读法学院时，学校借用了爱国女校的校舍。他忘不掉在日军眼皮底下去课堂的羞辱：上学的路上，会经过一个日军的岗亭，日军要求所有中国人路过时必须停下来向他们敬礼，如果谁不敬就要被打。高文彬为了避开这个岗亭，宁可每天绕远路去上学。

但即便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里，法学院对教学未有一丝松懈怠慢。由于功课负担重，一些学生中途跟不上，入学的一年级班内约有80位同学，到四年级时人数只剩一半，可见训练之严。高文彬曾回忆道，当时的教学环境下，“东吴法学院学生的专业英语过硬。学生学习英美法时，授课是全英文教学，其中讲授英美法时请美国总领馆的法律顾问给我们上课，讲到德国法时则请德领馆的法律顾问来上课。”

目睹山河破碎的锥心之痛，让师生们更感受到了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在之后的1946年至1948年间，中国代表团前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17人中，10人皆来自东吴法学院，除了高文彬外，首席检察官向哲濬，检察官首席顾问倪征燠，助理检察官裘劭恒，检察官顾问鄂森、桂裕，法官秘书方福枢、杨寿林，检察官翻译刘继盛、郑鲁达等皆是。

弄堂口走过的每个人都欢呼胜利

1945年8月，在历经浴血奋战之后，抗战胜利的消息终于传来。

正在学校办理毕业手续的高文彬记得，当时只听见校园内传来一阵阵欢呼声。在确认了消息后，高文彬和同学们一起来到学校操场，大家涕泪交流地跳着、叫着、鼓掌欢呼。人们按捺不住兴奋之情，自发上街游行庆祝。一路上，不断有知道消息的市民加入队伍，互不认识的人也激动地彼此拥抱，或双手举起来作成个“Ｖ”字型表示胜利。

为了把消息告诉家人，高文彬在参加游行后，一路小跑回宝华里。还没走到弄堂口，就看见邻居们聚在一起，讨论着抗战胜利的喜讯。接下去一连好几天，不管白天黑夜，人们互相见面时，都会满脸喜悦地彼此说“日本人投降了”！

不久后，高文彬得到东吴大学法学院老师、著名教授刘知芳推荐，前往向哲濬处面试。他记得面试是在华懋大厦（今锦江饭店）举行的。向哲濬当场给出一篇英语文章，要青年人当即翻译，以测试其英语程度。面试通过后，高文彬应验了相士的预言“出门远行”，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全程参加了东京审判。

搜查证据，不让杀人魔鬼逍遥法外

在向哲濬的团队中，高文彬每天参加庭审，做好翻译和庭审记录签收及汇编工作，并负责收集整理日军侵华证据，将证词翻译成英文。

高文彬看到，在一张1937年的东京《日日新闻》报纸上，刊登着日本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并肩而站、以军刀拄地的一张照片。在从淞沪战场向南京进攻途中，这两名军官开展了“百人斩杀人竞赛”——这是一场令人发指的，以砍掉中国人头颅数量为计算方式的竞赛。最终，向井以杀死106人“获胜”，而野田毅杀死105人“告败”，究其失败原因，仅仅是因为杀人杀到军刀“刀刃卷边”。

看到这份材料后，高文彬立即将报纸复制3份，一份留在检察处办公室，另两份通过倪征燠寄给南京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最终，盟军在两人的家乡日本崎玉县发现向井敏明和野田毅。此时，昔日的杀人狂魔已隐姓埋名多时，被抓捕时，是在街边设摊的普通小贩，几乎已经顺利回复了正常生活。在被押解到南京接受审判时，两人一度拒不认罪，但最终，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两人被判处死刑，被押到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

东京审判结束后，向哲浚带回两整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庭审记录，这其中亦凝结高文彬的心血。退休前，高文彬是上海海事大学国际航运系教授，并参与翻译了《英美法大词典》。他又住回了虹口区东长治路，离幼时所住的宝华里不远，他在那里庆祝过抗战胜利，也从那里出发去参加东京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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