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经营“打气球”小生意的赵春华，被天津河北区法院以非法持有枪支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半，依据是警方在摊位上查获的9支模型枪中有6支被鉴定为枪支。随着赵春华的上诉，此案将进入二审程序，终审结果尚未可知。

这并不是国内第一起因“打气球”的枪形物被认定为枪支而入刑的案例，之所以遭遇社会公众高度关注，在于与此前类似案例多判处缓刑低调处理不同，如若二审不发生逆转，生活在城市底层的赵大妈注定要在高墙铁窗中煎熬数年。在普通民众眼中，实属无妄之灾，无不给予深深同情。但感情不能替代法律，如果确实违反了法律，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必须依法审理。但是这一事件折射出的涉枪领域中法律规制与民众常识的冲突和碰撞，却值得进一步深思与探讨。

枪支具有很大的杀伤力，一旦失控就会成为社会治安的重大隐患，因此被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地区纳入危险物品范畴予以严格管制。我国一直奉行禁枪政策，构建起包括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在内的枪支法律管理体系，确立了“非法持枪就是犯罪”原则，运用包括刑法在内的各种法律手段，对涉枪犯罪进行惩治。对于此类案件而言，对“枪支”的认定直接关系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罪轻罪重的界限区分，直接决定着案件的定罪和量刑，是刑事司法的起点。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第46条“足以致人伤亡或者丧失知觉”的枪支杀伤力标准自1996年10月1日至今一直未变，规定过于陈旧和笼统，尤其是关于枪支致伤力没有作出解释界定，不具有操作性。因此，目前在办理涉枪刑事案件的司法实践中，涉案枪支的鉴定均由地（市）级公安机关负责，依据的就是公安部2010年颁布的《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性能鉴定工作规定》，其中枪支致伤力临界点较之2001年标准降幅近10倍，虽然贯彻体现了国家从严管理枪支的刑事政策导向，却也急剧拉大了司法尺度与民众认知之间的距离，直接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不少类似于赵春华的被告人，明明持有或经营的是普通人眼中的“假枪”，但因达到了新的枪支认定标准而被刑事追诉。

真正的法治，植根于司法标准与民众判断的同向合拍，体现为凝聚最大公约数的共识以定分止争。许多人拿国外的枪支认定标准与国内的鉴定标准对比，以赵春华案件为由提出修改法律，鼓动和怂恿修改枪支认定标准，这与中国的国情不符。美国对私人持枪的政策要比我国宽松，可是代价也是惨重的，毕竟枪支极易被用于危害公共安全。事实上，严管枪支是受到群众一致认同的，只要兼顾好维护社会治安和保障个人自由的关系，不突破合理的限度，未超出大多数民众的可预测范围，这一点是无可非议和可以接受的。当前引发争议的主要是“枪支”的认定标准，对此需要国家权威部门积极回应，通过广泛而深入的宣传教育，详细介绍制定依据，宣传控枪工作成效，让广大民众明晰制度设计的初衷，认可严格执法的效果，进而有效扭转社会上对涉枪犯罪“严格立法、普遍违法、选择执法”的误解和偏见。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这句警世名言并非空洞的说教。在现代法治社会，司法对争执的判断和处理是最后的和最具权威的，因此，一旦司法公正受到怀疑，社会公正便荡然无存。公众围观赵春华事件，其实宣泄的是对机械司法的不满。自古以来，中国就有追求“情”、“理”、“法”三者交融的司法传统，具体到司法实践中，就是强调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这就要求法官在审理过程中既要恪守法条，追求法律效果，也要斟情酌理，强调社会效果，多一些“布鲁塞尔判决”的睿智，少一些“死抠法条”的刻板。老头老太摆摊打气球，街头常见，遍地皆有，怎么就犯法了？法官在审理此类案件时，需要秉持法律思维，而不是因怕事省事机械套用法律条文，既看到法律规定的表象，又深刻理解法律规定的实质，综合考虑判决本身在价值判断上的合理性和社会可接受性，进而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作出公正合理的判决，以期赢得全社会的普遍心理认同，杜绝司法裁判出现严重背离实际感受和常人情感的情况。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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