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底，这片8幢三层青砖楼房被推土机无情地夷为平地，4月底帮父母搬完最后一件家具，小车开走的一瞬，我回眸深情地凝望着这片瓦砾废墟，心情沉重。

恶作剧的童年

老屋前面有块碧绿的大草坪，孩子们一出楼门就来到草坪上打滚玩耍。那时的小伙伴多，踢足球、打弹子、玩老鹰抓小鸡等各种游戏。小学一年级正逢“文革”，整天不读书，天天玩得花样翻新，层出不穷。诸如到马路对面那棵几百年的老榆树边的河里游泳，来到河浜支流封死两边，尔后用破脸盆将水舀尽摸鱼捉蟹，还悄悄地上树用竹竿上的柏油粘知了，在新村粗壮的梧桐树下玩军棋“世界大战”等五花八门的游戏，整天玩得痛快淋漓，不亦乐乎。

小学四年级时的一个夏天，我与楼下的老四一起去农田里抓蟋蟀，来到农田里，见到油光闪亮的西红柿，上面还有水珠，经不住诱惑，便顺手摘了几个。刚钻出棚架，一帮农村的大孩子围上来对我们就是一阵拳打脚踢，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我们后被送到了大队部。大队长先卸下我们的皮带和鞋带，让我们去农田里摘毛豆“劳动改造”，在灼热的太阳下脸被晒得通红，汗流如洗。一位带学生劳动的老师实在看不过去，便出面向大队长求情，他总算开恩放了我俩。沿着小河边回到家门口时，老四突然变戏法似地从两腋下取出两只西红柿，给了我一个。我先是一愣，继而接过那个带有我们伤痛与耻辱的西红柿，猛咬一口，解渴又解馋，真可谓是酸甜苦辣，五味俱全。

作者（左一）儿时与母亲、哥哥和姐姐在家里附近的长风公园合影

白天玩各种游戏不过瘾，晚上还要恶作剧。月上柳梢头，我们悄悄地来到隔壁6号楼道，爬上二楼楼道窗口，伸手把总电表的闸门猛地拉下，让整个楼里突然断电，我们则在一片漆黑中逃之夭夭，乐不可支。逢年过节，几个小伙伴猫着腰躲到底楼人家的窗前，小鞭炮扔进去突然炸响，吓得里面惊叫连连，我们溜之大吉，不亦快哉。恶作剧是那个年代的必然产物——孩子从小被灌输斗争哲学，以阶级斗争为纲，甚至连父母也要划清界线。如此氛围下，孩子怎么会有爱心？

那时虽学荒于嬉，但嬉戏给我们带来的欢乐，是当下的孩子难以体验的。那种欢乐是自由自在的，是现在整天被题山书海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孩子实在无法想象的。

孰料欢乐的旋律中突然出现了不和谐的杂音。那天是端午节，我在外面玩耍时，隔壁楼里的大孩子指着我骂道：“反革命狗崽子！”我吓得逃回家，告知刚下班的父亲。父亲听罢，山东人脾气又上来了，他拉着我找到隔壁二楼那户人家，责问为啥欺负小孩。未料对方全家和左邻右舍都出来指责父亲：“走资派还敢如此猖狂！”我与父亲被训得狼狈而归。

是晚，全家笼罩在一片死寂之中，突然传来一阵轻轻的敲门声，祖母警觉地问：“谁？”打开门，见是隔壁楼里山东老乡的女儿小明，她拿来了一篓热气腾腾的粽子，悄声说：“我舅妈让我送来的。”祖母尚未反应过来，她已消失在夜幕中。这是我平生吃过的最甜美的粽子，可谓铭心刻骨，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可见雪中送炭是多么令人难忘。

暑假里，母亲怕“反革命狗崽子”被人欺负，便将我们送到外地嘉兴亲戚家躲藏。那时的老屋成了不堪回首的悲伤之地。

化工厂是我们的好邻居

老屋虽缺少滑梯、单杠和双杠等文化体育娱乐设施，但隔壁的天原化工厂却成了“生活娱乐总汇”。那时的物质条件虽比较艰苦，没有电视，没有高级玩具，更没有电脑，附近也没有图书馆，虽在不远处有电影院和游泳池，但僧多粥少，一票难求。邻居红庆的母亲是天原厂食堂的职工，盛夏的中午，她骑辆黄鱼车拉一桶酸梅汤，顺路让家中子女装一热水瓶，我便乘机也蹭上一瓶。中午那一声“红庆”像是战斗的号角，我立刻抓起热水瓶冲锋上阵。

天原厂时常有篮球比赛，我们爬上工厂的高墙盘腿坐在墙上观看比赛，跟着一起大呼小叫。每周六放一次电影更是成了娱乐热点。虽然仅有的几部老电影被反复“炒冷饭”，诸如《地道战》《南征北战》《列宁在十月》等，有些影片已看了多遍，但只要有电影，大食堂内依然人满为患，拥挤不堪。有时没有搞到票，我们就翻墙进去，然后再从厕所的窗口爬进去。

工人新村的温馨家庭

每年春节前夕，工厂向职工家属开放洗澡堂，澡堂里人挤人犹如下饺子一般，澡堂水脏得漂浮着一层油泥。但谁也不在乎，争先恐后地跳进水池里蒙头戏水，直冒热汗。

读中学后，不再满足于小儿科似的游戏，我们又开始寻找新的兴趣点。旧书与老歌都成了黄色东西，却在地下悄悄流行。《红河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黄歌”抄了两大本，夜晚我躲在楼后同学家的花园里偷偷地学唱，并向女同学吴燕借来胶木唱片，像地下工作者一般，躲在房间里反复聆听《拉兹之歌》《青年圆舞曲》等歌乐。

当时，要是谁有一本《林海雪原》《静静的顿河》之类的泛黄禁书可了不得，朋友同学之间限定时间，昼夜传阅，激动惊奇，兴奋交流。

春华秋实爱如蜜

18岁中学毕业后，我荣幸地投笔从戎，挥一挥衣袖，告别了父母同学，离开了老屋，开始了严格规矩的军旅生涯，那与家乡自由自在的日子，真可谓是云泥之别。

营房里没有电视，晚上我为了排遣寂寞，借书消遣，不知不觉染上了书瘾。6年后复员时，我带回了几纸箱书籍，回到老屋突然发现自己长大了，早已没了贪玩的兴致。老屋又成了书海里的一叶扁舟，我整天沉溺其中。那时正兴起考文凭热，我便不知天高地厚地报考电大中文系，得益于博览群书，顺利地考上了电视大学，当时的心情大概就像范进中举一般。

作者（中）入伍前与父母在天原新村合影

严寒的清晨，我裹着军棉大衣在窗前背诵秦文汉赋、唐诗宋词；酷暑夜阑，我光着膀子在蚊虫的包围中死记硬背，复习迎考。三年苦读，终于如长夜破晓苦尽甘来，取得了文凭。工作之余，我躲在老屋温馨的橘黄台灯下，望着满天的星斗胡思乱想，“爬格子”，涂鸦的文字终于在《解放日报》市郊版上变成了铅字，第一次拿着6元稿费在老屋里兴奋失眠，开始做起了文学梦。

老屋亦是爱情花苑里的一条浪漫小径。恋爱时，为带女朋友第一次上门，我事先卖力地将老屋旧墙粉刷一新、家具油漆一亮。老母买菜做饭，老父将饺子皮擀得超薄，山东籍女朋友尝一口正宗的山东水饺，赞不绝口。星期天女友来到小屋，我边听着流行歌曲“走过春天，走过四季……”边替女友写作文交差，冷不丁给她一个飞吻。

如今，老屋只能成为我的梦里故乡，虽已灰飞烟灭，但却深深地嵌在了我的心底。

（本文编辑：许云倩。照片来源：作者提供及本报资料照片。题图为1980年代的工人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