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年前的老闵行是一种什么味道？两个字概括——骄傲。

先进的工业基地，大型的机电制造企业，种满香樟树的宽阔一号路（现在的江川路），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意气风发的小青工，一幢又一幢的工厂宿舍楼。厂门口下班的情景令人激动，人海奔涌，如潮的自行车破门而出，带着尖锐欢快的响铃口哨，穿云破雾。

旧锻工

那时，老闵行还靠着叫西渡口的黄浦江，浊浊黄水，摆渡轮来来往往，过了江就是奉贤的乡下，奉贤那边最出名的地方叫南桥。我们一直将老闵行视为“城市”，周围全是乡下。从地理上看，即便从真正的上海城区到老闵行，当中还隔着上海县（现在为闵行区）。从徐家汇出发去老闵行，便是从一个城区起始，经过上海县的乡下，走了一半路程的地方是莘庄。

当时的莘庄多小啊，标志是一个道路拐角的几幢矮旧房子，一个可以寄信的简陋邮局，一条过火车的铁道线。然后继续前行，过颛桥、北桥一些乡下旮旯，到达老闵行便心生快感：这是我们工人阶级的城市地盘，道路清爽，绿荫繁茂，厂区宽敞，高大齿状的厂房幢幢耸立相连。一号路上有一长溜干净的百货商店，有在上海也叫得响的饭店“老正兴”，有正宗的点心店，好吃飘香的清真牛肉面馆。那城市味道还反映在一个个大小厂区内行走的工人们，完全的国家主人翁状态，领导阶级的昂首挺胸气质。

我在1971年住进了在一号路与兰坪路交叉口的上海滚动轴承厂男宿舍楼。那宿舍楼里的气息是各种味道的混合。房间有大有小，大的住十多人二十人，小的住四五个到五六个人，但一律上下铺。用现在的形容叫“人挤人，挤死人”，用当时的话是“团结、紧张，节约，紧凑”。没有人抱怨这样的环境，大家挤在一堆爬上铺睡下铺是天经地义的生活方式。

工厂实行早班和晚班制，工人一般一星期早班，一星期晚班。早班是上午7点的班，工厂车间和宿舍之间走路距离45分钟左右，算上做卫生吃饭等各种事宜，提前到清晨5点多起床是必须的。晚班是下午四点上班，晚上12点下班，回到宿舍应该凌晨1点后了。就是说，同住一个宿舍楼的工人都受到两班倒的互为影响，集中点在清晨5点和凌晨1点。因此，起床和回宿舍，所有人都自觉默契，轻手轻脚。简陋的洗手洗衣间和卫生间是公共的，水槽一长溜，便池一长溜，使用敞开又集中。当年，四十岁以上的住宿舍老工人往往是家在长三角外地的乡下，年轻的工人则多来自上海。老工人一般都节约，在厂里工作时吃食堂，在宿舍吃饭就点个小煤油炉，自己煮菜烧面，所以一进宿舍楼，浓重的煤油味和米香面香味冲鼻而来。

1980年的上海滚动轴承厂桑塔纳轴承自动生产线

我17岁时入宿舍楼住的是间典型的大房，十几个人，靠着东面的窗，睡下铺。我的上铺是大我近20岁的金文华。同宿舍的还有大我三岁的陈惠敏。正是陈惠敏向我介绍了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李群鸿。那时对大家来说，大学生如同天上的云。但当李群鸿在陈惠敏介绍下站立我跟前时，我竟很平静，因为李群鸿没一点大学生的傲气：背带工装裤、粗胖的形态、憨直的笑容，一双眼睛凸出炯亮，却也透满善意温润。如此，1968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的李群鸿以一个普通工人的形态进入了我的生活视野。

李群鸿大概看见我喜欢思考一些问题，喜欢下班后坐在宿舍里静静地看书和写几个字，便有意调教我，既给我看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的诗，也给我看艾青贺敬之们的现代诗词等。以后有了一个机会，李群鸿、我和另一位工人朱国明加入了一个老闵行工人诗歌创作队伍的培训，上海人民出版社几位专业老师来指导我们，其中有“获得解放而重新加入革命队伍”的全一毛、王华良等新闻文坛老前辈。那时候要出版的是一本叙事诗诗集，书中集中老闵行上海汽轮机厂、上海电机厂、上海重型机器厂、上海锅炉厂所有万人大厂及我们一些中型企业的业余诗作者。我应该是其中年龄最小者。我的一首诗，则在李群鸿的扶持修整下，也在书中占了一席之地。那处女诗作不知修改了多少遍，最终见了天日，时间在1974年7月。

那天王华良老师就对我说，为了你这只冒头的小雏鹰，李群鸿坚持不上自己的名字，坚持退出，“要好好谢谢你的伯乐李群鸿。”那时的感谢没有物质的成分，只有在内心。出书那天我们三个人——李群鸿、朱国明和我，来到老闵行一号路上的公园：红园。那园子不大，小巧雅致，秋天的园子，枫叶如火。有几乎大半年的创作期间我们三人经常到此，连休息天也不回上海市区，在这个静谧美丽的园子里看书，阅稿，溜达，商议，争论，寻找炉火熊熊般的革命诗句灵感。至今回想，那日子值得久久回望。那是我们各自走向文字生涯的原初美味。

随后几年，我和朱国明在恢复高考后参加了考试。朱国明1978年考入大学，离开工厂。我在1979年考入大学，离开工厂。我们之间没有商量，后来发现我们都进了上海师范学院（现在的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而这所大学，是李群鸿十几年前毕业的学校。

作者和李群鸿（白毛衣）

时光飞驰，直至几十年后的一天，我在上海长宁古北地区，再一次见到了朱国明，彼此还是一眼相认，并得知两人的住家就在紧紧相邻的两个小区，惊异欢笑。话题马上转到了依然在老闵行的李群鸿。说起他最终成为工厂的宣传科科长，也入了党，也在厂里教过书，也培养了一批批文学爱好者，桃李满天下，也写一篇篇直抒胸臆的文字文章。我们相约，什么时候再去老闵行，看望我们心中的大学生。

但不久后，我们得知，退休后的李群鸿病倒了。他的妻子告诉我们，他严重中风，右半边身体全瘫，话语功能丧失，而且伴有严重的糖尿病。医生说，他的情况很不好。但他的女儿，把他过去几十年写的文章一个字一个字地打到电脑上。要出一本散文集了，书名叫《江鸟集》。他就是一只江鸟，也是他名字最后一个字的分解。正是这只“江鸟”，曾经在枯燥的工厂里，给我们这些后辈插上文学的翅膀，帮助我们从老闵行飞向更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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