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岁的谷永江白发白眉，比约定时间早到了半小时。他进门就大声说：“没想到今天不堵车，从顺义开过来才半个多小时。”

谷永江出名是在1993年。那年春天，中国复关谈判再次更换主将，他接替佟志广，率团进入中国复关的正面攻坚阶段。

其实早在1984年，谷永江已经是全国外贸央企最年轻的一把手。从业务员做起，在45岁时，在一次前所未有的海选中，成为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总经理。这是一家机电进出口的垄断企业，用谷永江的话来说，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里游的，只要带个“机”字，进出口都必须经过这家公司。

1994年底，谷永江抱病赴日内瓦，力争在关贸总协定变身世贸组织前，能复关成功。最终因少数缔约方漫天要价，复关大门关闭，谷永江身历壮士断腕的一刻。

后来有人说，谷永江是中国复关入世进程中的悲情人物。而在他当年的同事眼中，谷永江是位帅才，能充分发挥团队各个成员的才智。

我们聊到一半，进来一位向他讨字的年轻人。谷永江拿出包里的宣纸，铺在桌上说：“我给你写了一首曾国藩的诗。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旁人请他解读，他说：“就是把一切虚名看得淡薄些。”

如今，早已退休的谷永江，除了做一些扶贫工作，平时就在北京郊区顺义的家中，种种菜写写字，活得很潇洒。

在他口中，即便是当年复关入世最艰难的时刻，都已化为一个个有意味的细节，尽付笑谈中了。

（本文作者与谷永江合影）

谷永江档案：

1939年生，毕业于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历任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商务官员、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外经贸部副部长。1993年至1996年，任中国第三任复关代表团团长。1996年4月，任华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接棒只用一分钟：“也许在当时的几个副部长里，我的英语算比较好的。”

高渊：你是哪年担任中国贸易谈判代表的？

谷永江：1993年4月17日。

高渊：记得这么清楚？

谷永江：当时外经贸部部长是李岚清，他马上要去中央工作了，最后一次主持部党组会议。会开了半截，中间休息一会儿，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从此以后，你来主持复关谈判吧。

我说我是搞外贸的，都是双边谈判，国际多边谈判基本没有接触过。岚清同志说，佟志广已经59岁了，要调到中国进出口银行去工作，你来接任吧。我说那行。两句话只花了1分钟。

高渊：就这样，继沈觉人和佟志广之后，你成为第三任中国贸易谈判代表。你觉得为什么会选你？

谷永江：也许在当时的几个副部长里，我的英语算比较好的。

高渊：你接任的时候，中国复关谈判是什么形势？

谷永江：是比较困难的阶段。4月份确定我管这个事，5月份我就率团去日内瓦，参加中国复关的第14次工作组会议。

回来后不到一个月，美国方面又请我们去谈市场准入。我这人说话不大圆滑，我跟美方说，要谈就谈复关，你们要是不谈这个，我就不去了。后来他们同意谈复关，我就去了。

与复关的第一次接触：“等对方说完，气得我脸都白了，我也说了十条，说美国贸易政策有更大问题。”

2002年1月26日，曾任中国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代表团团长的沈觉人、佟志广和谷永江为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特命全权大使孙振宇一行送行。

高渊：这是你第一次接触复关？

谷永江：还真不是。第一次是1989年，我是外经贸部部长助理。那时候，有些西方国家对我们不友好，甚至拒绝我们部级以上官员访问。

我当时要去加拿大，准备在中加友协作个演讲。有人建议，既然到了加拿大，为何不去美国，也算政府间的一次接触。我说要去的话，必须是美国政府请。

高渊：如果美国政府部门邀请你，是不是破了他们当时的“规矩”？

谷永江：后来是美国国务院正式发来了邀请函。可能因为我这个部长助理是正局级，不属于当时美方的不接触范围，不算坏了他们所谓的规矩。

高渊：去了之后感觉怎么样？

谷永江：去了以后发现，美国人真是不讲理。他们上来一点寒喧都没有，就开始指责我们的贸易政策，一共讲了十条。

我马上要求通过翻译谈，咱们英语再好也斗不过他们。在翻译的时候，我思考怎么应对。等对方说完，气得我脸都白了，我也说了十条，说美国贸易政策有更大问题。

高渊：你的策略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谷永江：对，他说这个，我说那个，实际上不是针对一件事进行直接辩论，这就是外交。我后来担任中国贸易谈判代表，跟1989年的那次经验多少有点关系吧。

一次愁云密布的座谈：“何光远老部长说，谷永江还没有讲呢，把你们吓得都拉稀了。”

高渊：你当谈判代表是在90年代中期，那时候国内对复关是什么态度？

谷永江：当时是有人支持有人反对，而且反对的声音还很大。从部门来看，支持复关的大多是贸易和金融部门，反对的主要是生产部门，他们顾虑重重。

高渊：最大的反对声来自哪个领域？

谷永江：我给你举个例子。1994年5月，机械工业部在上海嘉定召开汽车行业座谈会。何光远部长打电话给我，说全国大的国有汽车公司的老总都会去，你来谈谈复关吧。

高渊：那次座谈会气氛如何？

谷永江：我记得一位大型国企的董事长发言说，我以后不出国参观了，每去一次，就看到我们跟人家的差距拉大一次，你还复关，我们车企以后日子怎么过？

开了一天的会，这些老总们都心情沉重。晚上吃饭，结果很多人都吃坏肚子了。第二天开会，一个个更加无精打采。何光远老部长说了一句话，说是我请谷永江来讲复关的，他还没讲呢，把你们吓得都拉稀了。

高渊：当时像汽车行业这么忧心忡忡的，还不少吧？

谷永江：还有农业部门。他们说，你们放宽市场准入，我们农产品怎么保护啊？直到今天，农业方面的不同意见还是存在。

让人沮丧的复关失败：“你说累吧，也不算太累，主要是心情不好，气憋得慌。”

高渊：你一共参加了几次中国复关工作组会议？哪次最难忘？

谷永江：我领导了从第14次到第19次，第19次会议是1994年的年底。当时关贸总协定就要被世贸组织取代了，高层希望复关进程冲一冲，这样就自动进入世贸组织了，不用再申请。

高渊：第19次会议的结局是中国复关遭遇挫折，引起了很大的国际国内反响。你率团去日内瓦谈判之前，预料到这个结果吗？

谷永江：我在事前的分析是可能性不大，因为美国的态度是不愿让我们复关。我在出发之前患重感冒了，当时龙永图是复关谈判代表团副团长兼秘书长，我想让他代我去。但高层没有同意，打电话要求我必须去。

高渊：没谈成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谷永江：还是因为少数缔约方缺乏诚意，而且蓄意阻挠、漫天要价，我当时在会上就说，中国复关的基本原则是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只能承担乌拉圭回合协议中规定的相应义务，中国决不会为复关不惜一切代价，决不接受超出其经济承受能力、损害其根本利益的任何条件。

高渊：回国的时候是不是有点沮丧？

谷永江：我在日内瓦待了一个多星期，回来时感冒还没好。我的情绪不大好，一下飞机迎面就是一个电视台的记者，拿着摄像机对着我。我也没放慢速度，快步朝前走，他居然一直快步倒着走。现在想想，还觉得挺对不住那个记者。

高渊：据说吴仪捧着鲜花到机场来接？

谷永江：对，她当时是外经贸部部长，特意来接我们，还拿着鲜花，我确实吃了一惊。她对我们说，虽然这次没能结束复关谈判，但代表团的工作世人有目共睹。回来后，我就住院了，医生说是肺炎，打了一个多星期的点滴。

高渊：是不是在日内瓦太累了，加重了病情？

谷永江：你说累吧，也不算太累，主要是心情不好，气憋得慌。这么多次工作组会议开下来，临到最后还是没能谈成。

在贸易代表团的定位：“我就是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领队，既不是教练，也不是运动员。”

沈觉人、佟志广、谷永江等参加2002年1月28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团的揭牌开馆仪式。

高渊：你当谈判代表，其实也是代表团团长。这个团多大规模，由哪些人组成？

谷永江：总共有二三十人，大多是各部委的司长，像计委、经贸委、海关总署等等。这些都是实力派人物。其中有的人对复关是很担心的，主要是怕本行业受的冲击太大。

高渊：你对自己这个团长是怎么定位的？

谷永江：打个比方，我就是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领队，既不是教练，也不是运动员。领队的职责就是协调各方关系。

当时关贸总协定的会议室很有意思，一共只能坐20个人，就是谈判双方各出10个人，而且不能带翻译。但我们代表团的成员都想参加，因为每个人后面都是一个部委。

我说这种小会我就不参加了，由龙永图带9个人去。他们谈完了，出来向我们没参加的汇报。以后只要我参加的会，一定代表团全体参加。这样大家就没意见了。

高渊：后来有人说，谷部长带队时最大特点是放手。

谷永江：我比较崇尚道家思想。后来我到华润集团当董事长，也不管太多的事。我一直说，董事长看，总经理干。一二把手怎么相处，这是企业管理的重要命题。

我从华润退休的时候，我说华润所有做得好的事情，都不是我的主意。这个事情是谁谁的主意，那个事情是谁谁的主意。但华润如果有什么问题，肯定是我来负责，因为我是法人代表、党委书记。

与龙永图共事那三年：“龙永图是个很执着的人，他是哪怕只有1%的希望，也要付出100%的努力。”

高渊：你当谈判代表那几年，龙永图一直是你的助手吧？

谷永江：对，从1993年4月开始，我们一直合作。他当时是外经贸部国际司司长，国际司就是专门负责多边关系的。后来他当了部长助理，很多担子就落到他身上了。

高渊：不少人说，龙永图很霸气，是这样吗？

谷永江：其实他很注重小节。1994年去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开世界贸易大会，我们是中国代表团的正副团长。我们先到了首都拉巴特，接待方给我和龙永图各安排了一个套间，当然费用要中方支付。

当晚，龙永图就来找我了，他说我们住得太贵了，咱换个普通间吧。他转身就去问，结果酒店说没房可换了。我说，今天就住一晚吧，明天我们搬到中国大使馆去。第二天，我们就在大使馆的信使房住了一晚，省了几百美元。

高渊：你们这一路上都不住套房了？

谷永江：到了马拉喀什当晚，龙永图又找我来了。他说又安排了套间，一问价格很贵。我说肯定的，这么多代表团来开大会嘛。

龙永图说，你这个套间必须保证，因为会有很多外国代表团来拜访你，我的还是要换。我说，老龙你要能换就换，不能换就算了。结果，他还是把他的套间换成了单间。

高渊：原来老龙这么节约。

谷永江：一天也能省个一两百美元吧。其实，当时无论是复关还是入世谈判，我们时刻想着我们国家是穷国，不可铺张浪费。

高渊：你和龙永图在复关事务上合作了3年，你对他怎么评价？

谷永江：龙永图是个很执着的人，他是哪怕只有1%的希望，也要付出100%的努力。这一点上，我不及他。我是能进则进，不能进则退。

宣讲会来错了人：“入世是政府与政府间的事，不是老百姓的事，政府官员不可以不懂。”

高渊：2001年中国入世的时候，你是怎样的心情？

谷永江：入世成功当然是件好事。那时我在华润集团的香港总部，我一看那些条款有点吃惊，如果当年就按这个尺度谈，可能早就复关了。好在后来的入世冲击，并没有很多人想象中的大。

高渊：听说你后来打过一个比喻，还流传得挺广，说入世就像入党。这个具体怎么解读呢？

谷永江：那是入世成功后，我有一次在中央党校开讲座时讲的，比喻不一定很恰当。

我说我是1959年入党的老党员了，这几年的入世谈判有点像我入党那时。你去问支部每个党员，没有人会说我不同意你入党，所有人都说我支持你，但就是不给你填申请表。

当时在复关入世谈判时，没有一个国家说我不同意，但会说一通要改进的地方，不给你协议书。我们还得好好听着，不能闹翻。

高渊：作为曾经的谈判代表，入世成功后，你有没有到各地去做宣讲？

谷永江：一开始去过几次，后来我就不去了。我发现一个问题，听课的政府官员很少，或者都是低级官员，来的多数是商人。

商人来听当然没有坏处，但关键是要说给政府官员听。按我的看法，入世是政府与政府间的事，不是老百姓的事。老百姓甚至可以不知道这事，但政府官员不可以不懂。到现在都是这样，一定级别的领导遇到讲座都说没空。

高渊：如果简单概括这15年的入世效应，你觉得是什么？

谷永江：入世倒逼了改革。很多东西不是我们想改的，是被入世条款逼的。从总体上说，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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