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落户深圳时，科技部原部长、中科院院士徐冠华为它揭牌。5年多来，光启接待了许多参观者、考察者，其中不乏国家领导人和省部级官员。光启最骄傲的是，2012年，习近平就任总书记后到京城外视察的第一家企业，就是深圳光启。那次会面，总书记对刘若鹏说：“择天下英才而用之。”也有高层领导鼓励光启团队，争取成为“新时期的钱学森们”。刘若鹏还是年轻的北戴河休假专家之一。

光环亦有阴影的另一面。围绕光启的质疑和非议，从未停歇。有人认为，他们的“盘子”铺得太大，难有足够的实力去支撑；有人认为，他们在资本市场的运作已远远领先于对技术的追求，科学家蜕变成了商人；也有人只是单纯地觉得，光启的有些构想就是忽悠，不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刘若鹏，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解放日报·上海观察找到刘若鹏本人，走进光启内部，试图展现我们眼中的刘若鹏和他的光启。

成长轨迹：确认是天赋，不是冲动

刘若鹏是典型的“深二代”， 9岁随父母来到深圳，后就读于深圳中学，据当地人说是深圳最好的中学，“要挤破头才能进去”。腾讯的创始人马化腾也曾在这个学校就读。中学的他，就展现出一种强烈的自我实现的要求和自我控制能力。

上海观察：你从小就很喜欢科研创新吗？

刘若鹏：我曾听到一句话“不要把你年轻时候对于未知东西的冲动当成了你的天赋”，就怀疑自己是否只是对创新好奇，还是真有那份天赋。所谓的天赋就是你这人适不适合创新，创新是需要一定基础和资质的。我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试探自己，参加各种数理化竞赛拿奖，做一些很难的题目或者物理模型，想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最后确认，是天赋，不是冲动。高中时，我成了学校里一个专攻物理难题小组的带头人。在老师的组织下，小组里的同学每周都会各自找出一些比较难的物理问题，去思考解题办法，这是一个共享知识的过程。小组有十几个人，后来几乎都在各种竞赛中拿了奖，保送到了名校，我也保送到了浙江大学。

进了大学，我在竺可桢荣誉学院混合班学习，很多精英，竞争激烈，也为我打开了更大的天地。我又建立了一个多学科讨论组，组织大家来做最难的智力挑战，研究天南地北不着调的东西。这个组织现在在浙大还有，从2003年到现在已经传承了十几任主席，我和他们还保持着联系。讨论组的人数不多，可以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很多尖子生追求的是加分、保研，最后留在讨论组的都是志同道合的人，大家一起做想做的事。我从来不是在已有的组织体系中被选为leader，而是自己创建组织。

上海观察：你这种喜欢自己创建组织的习惯对你后来的创业有怎样的影响？

刘若鹏：大学毕业，我去了美国杜克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导师是超材料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大卫·史密斯教授。超材料更加准确的词汇叫做结构功能材料的反向设计技术，研究涉及到很多交叉技术，所以我当时也极力推动和强调在研究中要抓一帮其他的专家来一起搞，后来我导师看到确实有效。后来一起创业的4位小伙伴——张洋洋、赵治亚、季春霖和栾琳，都加入了进来，各自的专业组合成一个非常有效的研究团队。

归国创业：妈妈给了20万元启动资金

（2010年7月，光启创建团队在实验室内合影，站在中间的正是刘若鹏。）

2009年，5人团队回国，于次年成立了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一人是院长，四人是副院长，没有兵。

将近6年时间，光启以光速般发展。仅2010年，光启就拿到了总计3000万元的风险投资。随后，又得到了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近两年还赴港借壳上市、并购海外公司（其中一家在澳大利亚上市）、入股A股公司。当初的5人团队发展成有1300人的“全球创新共同体”，分布在北美、欧亚、新西兰等地，共十余处，研究员来自世界各地，包括大量博士等高科技人才。

上海观察：刚回国创业时，你们的启动资金来自哪里？

刘若鹏：先是向妈妈借了2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做科学研究需要实验室和测试设备，但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鸽子笼般的房子。测电磁波时为了没有信号干扰，只能深更半夜去一个尚未竣工的地下车库。深圳的夏天40多度，有团队成员干脆打赤膊干活。不小心会把保安引来，对我们喊：“干什么的！”

有次，为了能有没信号干扰的实验环境，我们在一处垃圾堆旁做超材料的性能测试。电源是到旁边的小卖铺买东西，跟老板娘商量拉接线板出来。每隔一段距离蹲个人监测，一个小孩走过来，也蹲着看我们实验。小孩的妈妈很快就过来把小孩带走了，还指着我们教育孩子：“你看看，不好好学习，以后就是这个样子。”当时我们觉得特别好笑。和一般光鲜的归国创业团队不同，我们没有心理包袱，知道要做什么，不是为了名誉之类。

上海观察：最早的投资是怎么拿到的？

刘若鹏：我和高中物理老师关系很好，还在美国时就把回国的想法告诉了老师。老师就把我们的一些资料通过朋友交给了深圳市科协。当时的深圳市科协和科工贸信委专门组织了一场评审会，我遇到了松禾资本董事长厉伟，拿到了来自深港产学研的1000万元投资。还见到了另外两笔风投的投资人，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院长冯冠平和迈瑞医疗董事长徐航（徐为个人投资），拿到了另外2000万元。都是萍水相逢，当时我们就5个人，就让人家投资，现在想起来也是挺惊讶的，大家很有情怀。
上海观察：从什么时候情况开始好转的？

刘若鹏：2010年年底，部分资金到位，就可以买设备了。我们先是很谨慎地用几十万元买了第一台矢量飞行仪，当成“镇院之宝”。后来又买了辆不到20万元的车，成了我们的办公室，法人章之类的随时准备在车里，要签协议、办材料当场就能拿章签，移动办公，效率非常高。其实蛮难得能有这样一段过程让大家知道所有机会都来之不易，不要认为实验室之类的都是上天掉下来的。

畅想未来：2020年的天空之城

8年前，还在美国时，5位博士在一张纸片上写下了一些东西，关于未来的畅想，关于超材料会带来什么。8年后，有一天，他们突然从箱子里翻出来当年写的那张纸，发现里面好多东西都变成现实了，觉得特别神奇。其中就包括今天大家看到的用一块平板接收卫星，抗干扰的WIFI。

上海观察：现在如果再让你写一张纸，你会写下什么？

刘若鹏：我们心中的2020，关于一整个天空之城，未来之城，有一大趋势的三个特征：深度空间、机器自觉和终极互联。深度空间，是人类对多维空间的深度开发与利用；机器自觉，一切的硬件装备都会被赋予灵魂；终极互联，会把所有的地区的信息、物流、能流等都连接在一起。光启推出的产品在这三大方向上互有涉及，能够相互对接合作。比如太阳方舟可在3000米左右的高度实现物流运送；马丁飞行包可高度智能化飞行，类似地面上的无人汽车；悬浮站、云端号、旅行者号在不同的高度可实现不同范围和精度的高空监测等；超级WIFI可覆盖一整座城市。

上海观察：有哪些产品已经能让大众消费者感觉到对生活产生的改变？

刘若鹏：其实现在我们有些产品，陆陆续续已经开始在用了。要想改变人类和改变人们的生活，就要进入个人消费市场，还需要5年的时间。因为所有大型的科技创新和科技装备都不是从个人消费市场开始的。但现在我们做的一些东西已经可以让人局部感受到了。比如我们为国家体育场“鸟巢”提供的超级WIFI，《中国好声音》决赛中，每60秒钟就有8000张照片和小视频发出去，当时现场有9万人。看到大家在应用，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上海观察：对于光启这种高科技企业，目前高校的人才供应能否满足你们的招聘需求？

刘若鹏：招聘挺难的，这个领域人才的工作太好找了，我们在美国要和苹果、谷歌、Facebook抢人，在中国，要和腾讯抢人。国内外目前培养出的博士不能满足光启的需求，进来后还要再培养。教育的本质是思维上和智力上的训练，上学的根本目的应该是挑战自己的智力极限和提升自己的思维能力。我们现在的教育不是面向未来科技和未来产业的，一个2016年出生的小孩，我们的教育体系应该预见30年，到2046年的时候，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不求说服世界

（2015年12月，刘若鹏在光启马丁飞行包中国境内首次公开飞行活动中留影。）

初创至今，光启通过自主研发和技术投资并购，相继推出一系列高科技产品，有些尚在测试制造阶段，而有些已经投入商用。光启的专利总量突破3000件，其中，超材料领域的专利占全世界该领域申请总量的86%。

上海观察：有人质疑马丁包，认为你只是收购了Martin Aircraft Company这家公司，并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对此你怎么看？

刘若鹏：从硅谷的谷歌这些企业来看，对于技术团队的引进，或者是新科技创新公司的并购，这本身就是追求创新科技发展必然的过程。另外，2015年12月在深圳欢乐海岸的那次飞行真的是它的首飞。光启收购前，马丁飞行包是几个爱好者长达30年的坚持，但很不幸的是，当时马丁飞行包不具备可持续飞行的功能，在技术、团队上无法实现。我们重组了团队，整个团队全是新人，克服了引擎和续航等关键问题，让它能飞起来。我们保留了原有名字的唯一原因，就是想向这30年的坚持致敬。

上海观察：社会上有很多针对你们的商业模式、资本运营等方面的质疑，你会如何回应？

刘若鹏：相比于回应他人的质疑，我更关心的是自己的梦想和实践。你不可能去说服任何人理解你想做什么，不可能人人都是乔布斯。只要我们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大家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体会和感受到进步所带来的好处。我们的目标是“做改变世界的创新”，并不包括“说服世界的创新”。我非常推崇新谷歌Alphabet，我们要做改变世界的创新，而不是仅仅在实验室里创新。有的人说我们说这些话虚，但是从我们创立第一天，到现在都从未改变，再虚的东西坚持一辈子也该实了吧。

上海观察：改变世界的意义在哪里？

刘若鹏：改变世界的终极意义在于人类族群的进化。我们跟其他物种进化的很大的区别在于，我们是通过智力活动在体外进化。技术本身没有错，要看谁用、怎么用。

（题图来自新华社 编辑邮箱：shangguanfangt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