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4-15 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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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重远和愚园路上的“外国阿婆”

2018年04月15日   07: 朝花·广告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曹可凡

  自出生到考上大学,一直居住于愚园路上的“锦园”。小时候随父母上街,总会在弄堂口与一对姐妹不期而遇。她们大多身着款式相同、色泽鲜艳的衣服,袅袅婷婷地行走于浓密的梧桐树下,宛若孪生姐妹,这在“灰色”年代显得尤为突兀。每逢见到父母,她俩定会停下脚步,客气地寒暄一番,也不时摸摸我的头,问几句有关学业的问题。没过多久,父母带我去那姐妹家做客,原来,她们家离“锦园”不足百米。记忆中,那是一座玲珑小巧的单体别墅。屋里陈设均为西洋古典家具,显得古朴雅致。屋外的花园草木葱茏,姹紫嫣红。不一会,一位娴静清丽的妇人在姐妹俩的陪同下款款步入客厅。虽衣着素朴,不施粉黛,却仍遮掩不住其内在的华贵与美丽,尤其她那高耸挺拔的鼻梁以及一双炯炯有光的眼睛,宛若希腊女神,眼神里透着纯净与善良。父母嘱咐叫人,我脱口而出,叫了声“外国阿婆”。话音刚落,大人们无不哈哈大笑。从此,每逢去“外国阿婆”家做客,总那么叫她。
  及长,方才知道,“外国阿婆”的丈夫乃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先生。杜先生曾为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落幕殚精竭虑,后为新疆军阀盛世才所杀害。那姐妹俩便是杜重远先生之女。
  杜重远先生早年立志以实业救国,然而日寇铁蹄使其所有努力付诸东流。“九一八”之后,他毅然告别故乡东北,南下京沪,寻求抗日救亡出路。旅居上海期间,又结识邹韬奋先生,彼此晤谈融洽,并视韬奋先生为平生知己。韬奋先生的《生活》周刊被查禁后,杜重远先生冒着生命危险,毅然接受《生活》周刊原班人马,续办《新生》周刊,故韬奋先生赞曰:“这好像我手上撑着的火炬被迫放下,同时即有一位好友不畏环境艰苦而抢前一步,重新把这火炬撑着,继续在黑暗中燃着向前迈进。”因发表《闲话皇帝》一文,杜重远先生遭国民党当局逮捕,史称“新生事件”。杜重远先生在法庭上神态自若,侃侃道来,有条不紊,情理并彰,弄得法官额角渗汗,脸色陡变。但杜重远先生仍被判一年零两个月有期徒刑。一个月后,邹韬奋先生从美国回到上海,立刻驱车赶到囚禁杜重远先生的漕河泾监狱看望老友。韬奋先生后来回忆:“刚踏进他的门槛,已不胜悲感,两行热泪往下直滚,话在喉里都不大说得出来……我受他这样感动,倒不是仅由于我们友谊的笃厚,却是由于他的为公众牺牲的精神。”得知老友杜重远先生身陷囹圄,张学良将军趁去南京开会,专程来沪探视。杜重远先生因此前由夏衍先生而结识周恩来,周公向他表达中共中央抗日主张,杜重远先生深受触动,并从周恩来身上看到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因此他恳劝张学良看清形势,发挥东北军骁勇善战优势,抵御外敌入侵,两人还共同研究西北局势。杜案判决后,为平息社会舆论,国民党当局同意交保就医,杜重远先生便从监狱转至上海虹桥疗养院实施“软禁”。这期间,杨虎城将军借治牙名义到上海就医看望杜重远先生,干脆也住进了疗养院。老友赤诚相对,共商大计。杜重远先生素来为人豪爽,待人接物处处为他人着想,在东北有“小孟尝”美誉,故有着极强的感召力与可信度。他与张、杨两位将军相见,进一步促进他们思想转变和最终发动“西安事变”。所以胡愈之先生说:“杜重远是促进张学良与东北军转变的最初推动者。”
  身处命运惊涛骇浪,始终与杜重远不离不弃的便是爱妻侯御之女史。侯御之从小家境优渥,学业出色,堪称女“学霸”。后考取“庚子赔款”官费,东渡日本留学,精研“国际法”,并获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回到北平,任教于“燕京大学”等高等学府。杜重远先生与侯御之相识于东瀛,彼此倾倒于对方的才华与勇气,发誓生死与共,白头偕老。日寇进犯喜峰口,热河危在旦夕,杜重远先生毅然推迟婚期,随张学良、宋子文等人奔赴热河。临别时,他以《己亥杂诗》书赠爱妻:“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新生事件”爆发时,侯御之正身怀六甲,仍为营救丈夫四处奔波,最终因过于劳累,导致流产。杜重远先生后来赴新疆宣传抗日,她又不顾安危到茫茫戈壁,毫无丁点怨言。向来胸怀坦荡如杜重远者,从未想到昔日同窗盛世才阴骘狡猾,悄悄将魔爪伸向自己和共产党人陈潭秋、毛泽民以及文化界人士萨空了、茅盾、张仲实、赵丹等人。茅盾和张仲实等人在苏联总领事干预下,与盛世才反复较量,总算获准离开新疆迪化。茅盾先生后来在回忆录里记录了当时的心情:“九时,飞机离开跑道冲向了蓝天,我望着舷窗外起伏的天山山峦,一阵难以描述的轻松感充溢了全身!是啊,应该让我绷紧的神经松弛松弛了,我们总算逃出了迪化。”但杜重远和共产党人陈潭秋、毛泽民并没那么幸运,最终血洒祖国边陲。
  “外国阿婆”侯御之永远难忘那个边疆无月之夜:“塞外的初夏仍然凉气袭人,再加这晚月黑星暗,雨凄风急。在我们晚饭时,盛世才杀人组织——‘侦缉队’,突然包围了我们的住宅,黑衣队员冲进了重远的书房和我们的卧室,翻箱倒柜,并‘请’走了重远。我站在大街门外,望着囚车远去远去。直到雨水从发间流下,衣角也在渗水,我才惊觉在夜风冷雨中站得太久。回到满地狼藉的卧室,风雨已停,只有瘆人的狗哭声,断断续续,时远时近。檐间积雨,漏得艰难,似簌簌泪、滴滴血……”
  据说杜重远先生受过26种酷刑,长号大骂16天。最后盛世才亲自动刑,用沸油浇于杜重远先生身上,惨不忍睹。丈夫惨死后,侯御之悲恸欲绝,却以一个伟大女性的坚忍与勇敢奔往监狱,领取丈夫遗物,并且没有流下一滴眼泪。后来,这位“外国阿婆”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困难再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失去了勇气”。经多方营救,侯御之带着三个孩子历经千辛万苦,脱离险境,回到上海,但已是病魔缠身,生活窘迫。茅盾先生在给张仲实的一封信里,如实讲起了侯御之女史当时所面临的困难:
  仲实兄,多日未晤为念。昨日接杜重远夫人来信,殷殷询及吾兄。杜夫人自己病了,孩子经常有病,其中一个是肺病,处境甚窘。来信是要我们为她设法,原信已送沈衡老及胡愈之兄,望向他们索阅。杜夫人极想和她的大弟侯健存大夫(曾住延安,任中央医院小儿科主任,现在北京医院)一见,想请侯大夫到上海去一次。此事兄能帮忙否?匆上即颂
  日祈
  弟沈雁冰 五月十六日
  (先请兄告侯大夫以杜夫人现状,她病了心境很坏)
  后来,经周恩来总理关心,侯御之及三个孩子的病情均有所好转,生活逐渐步入正轨,只是独养儿子在我母亲供职的医院接受治疗。好景不长,时间进入六十年代,杜家备受冲击。遭“革命小将”围困多日,“外国阿婆”只得携爱女连夜离家寻求庇护,但面对复杂政治局势,她们母女三人不敢住宿旅馆,也无法露宿街头。万般无奈之际,想起可否去儿子治病的医院暂避一晚。那晚,我母亲正好值夜班,看见母女三人觉得眼熟,没细想缘由,便将自己的值班休息室腾空,让她们母女三人得以睡上一个安稳觉。次日清晨,她们又经友人暗中协助,悄悄跳上北去的列车,到北京寻求援助。后来,相关领导指示,像杜重远那样的爱国民主人士必须得到保护。侯女士一家才安然返沪。一俟返回上海,侯御之即刻让两个女儿杜毅和杜颖打听那晚留宿她们的究竟是谁。由于那晚情况紧急,她们没顾得上询问母亲名字,甚至因为母亲戴着大口罩,连模样也未看清楚。后来,杜氏姐妹又委托友人、瑞金医院口腔科主任黄培喆医生到我母亲医院,细细打听,这才找到我母亲。于是,“外国阿婆”及杜氏姐妹与母亲成为莫逆之交。
  “外国阿婆”晚年虽身患癌症,又遭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但她仍积极与杜重远先生的海外故友如张学良先生等联络,吁请他们回国参与改革开放大计。张学良先生接获侯御之信函,回信赞扬她忍辱负重的品格:“……来信和相片俱已收到,我十分欣慰。你辛苦扶养子女成人,重远有知,当亦含笑地下也。我也为你骄傲……”《杜重远文集》出版,张学良老人又不顾年迈致信杜重远先生女儿杜毅和杜颖阿姨,表达对侯御之的敬仰。
  今年恰逢杜重远先生120周年诞辰,也是侯御之女士去世20周年,拉拉杂杂写下这位“外国阿婆”的点滴往事,也借此向先贤献上心香一瓣,寄托缅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