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是很广泛的概念，它包括政治、社会、观念等不同层面。记得我念中学时很喜欢金庸小说，手不释卷。父亲把书没收，然后郑重其事地跟我说：有两个人，一个叫金庸，一个叫梁羽生，专门写书“毒害”青少年。前些年，新的浙江大学成立后，金庸成了我们人文学院的院长。我就打电话给父亲说：你讲的那个“坏人”现在成了我们的领导了。这就是一个观念变迁的例子。我的父辈觉得武侠小说对青少年是不好的，但在我当时甚至现在的观念来看，这些小说却展示了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达到的神奇世界。除了观念变化之外，还有不断发生的政治变迁和社会变化。其变迁有不同的层次与角度。激烈的政治斗争往往会影响文人之间的关系及其命运，而社会的结构性变动，则具有翻天覆地的意义。这种变化在古人看来有着天下和国家的不同。顾炎武有句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所讲的“天下”是有特指的，他说亡国不同于亡天下。亡国，是改朝换代，换了一个皇帝。没有必要为了一姓之皇帝而殉国。但是亡天下就不一样了，亡天下是民族的沦亡。顾炎武是明末清初人，清兵入关对于当时人来说，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不能承受的伤痛。所以他才会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因此知识分子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今天我想以宋代王安石、苏轼和辛弃疾为例，谈谈文人是如何参与和面对激烈的社会变迁的。
荆公：孤独的前行者
王安石是一个很倔强固执的人，他看人、看事都是如此。他强行推行新法，不管有多少反对的声音。但事实上在变法过程中产生了不少问题。
王安石是历史上最著名的改革家，苏轼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士大夫典范。他们的为人、文学创作，包括他们的缺点，都对后世文人有极大影响。而他们又是在宋代这个特殊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宋代的思想、学术、人文观念对于后世影响深远。
北宋建立后，宋太祖赵匡胤推行了一系列新政策，如著名的“杯酒释兵权”，这件事的真伪有争议，但重文轻武这一政策是没有疑问的，到达了让后代文人都很羡慕的地步。如宋代武官的地位远不如文官高。在宋代，枢密院专门掌管全国的军事事务，其长官是枢密使，与宰相平级，但一般由文官担任，武将能做到枢密副使就不错了。文官的生活待遇也非常高，俸禄优厚。宋代文人都很有钱，出手阔绰大方。王安石嫁女，以金陵几千顷良田为嫁妆。辛弃疾在绍兴做浙东安抚使时，江湖文人刘过来访，辛弃疾一口气给了他几百缗，没多久又送了一千缗给他买田，有一条记载说所赠高达万缗。一缗即一千钱，后世戏曲有《十五贯》的故事，十五贯就是十五缗，因十五贯就闹出人命，万缗那就是一笔巨资了。但是这些政策也带来了很多问题。例如中央财政非常紧张。每年有那么多的工资要开出去，那么多的花费要花出去。在宋人看来主要原因是冗官冗兵。宋代是常备军制，《水浒传》中的林冲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所谓禁军是中央直属军队，驻扎各地。禁军之外，还有厢军，类似于地方民兵。厢军不用来打仗，除维持地方治安外，还参与灭火、水利建设、修筑城墙等事务。遇上灾荒，就招募没钱、没饭吃的农民去当兵，养起来，否则会在民间引起动荡。于是国家财政越来越紧张。宋代还有个问题就是军事实力较弱。所谓盛唐隆宋，唐代的强盛那是真正的强盛，而宋之“隆”，主要是文化经济方面，军事方面不行。宋太祖的时候还有点朝气，把许多小国都平定了。后来他弟弟赵光义做皇帝，和辽国打，就大败于高粱河，后唐割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一直收不回来，开国局势就不够好。宋仁宗时，西夏闹独立，于是派范仲淹和韩琦去，两人都是了不起的贤能大臣，才干过人。他们发动五路大军进攻，但西夏人坚壁清野，不跟你决战，没多久宋军后勤运输跟不上，只好退兵。范仲淹这等人才都只能守边而已，其《渔家傲》词说：“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将军头白，英雄老去，却未能建立功业。而普通士兵忍受着思乡之苦，也同样一夜难眠。这和唐代边塞诗相比，少了许多豪迈之气。可见宋代的武力慢慢弱小下去了。
在这种背景下，宋神宗时代，发生了王安石变法，这一政治事件把包括苏轼在内的许多著名文人都卷进去了。
王安石早年在宁波任县令时，推行了一些新的政策。他的办法如今看来都是不错的措施。如“青苗法”，每年青黄不接时，农民要春耕，于是官府把钱借给农民。到了秋天，有了收获，把粮食卖掉，然后加二分的利息还给官府。利息虽重，但还在可以接受的程度之内。这不是很好吗？类似国家农业发展银行制度呀。国家的钱有了投资渠道，农民也得到了资助。王安石看到这政策效果不错，于是写万言书给宋仁宗，但仁宗年纪已老，主持朝政的也是一批老人，都不愿有太大的政治变动，没人理会他。后来王安石因母丧辞官，居于金陵。欧阳修、韩琦这些元老们都很看重他，朝廷请他回来做官。可是请啊请，就是请不动。越请不动就越想叫他来。宋神宗即位后，请王安石做主管天下财政事务的“三司使”。王安石觉得机会来了，就出山了。王安石和宋神宗谈自己的治国方略，得到神宗极大的信任，让他直接做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在皇帝的大力支持下发动变法，这使得北宋的政治生态和社会都发生了极大变动。
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本意都很好。如免役法，古代普通百姓都要服劳役，一年里要有若干天免费为政府义务劳动。王安石认为可以让政府造预算，这一年天下总共要修多少水利、要修多少城墙，把这些劳役都折算成钱，平摊到每个成丁的人头上，每人交点钱，朝廷拿这笔钱去雇佣无业的劳动力，让他们来干活。创造了工作机会，这不是很好吗？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也是个合理的办法。王安石设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个机构来推行变法。逐步把其他宰相的权力抓到这个机构里面来。先夺权，权力集中了，就开始推行变法。王安石是一个很倔强固执的人，他看人、看事都是如此，一旦他认为是个坏人，那个人就不要想有出头之日。他强行推行新法，不管有多少反对的声音。但事实上在变法过程中产生了不少问题。有的农民从农村到县城来，拿了官府的钱，看到花花世界这么好，没两天钱就花完了，到了秋天还不了钱，官府就把其土地没收，甚至把人关到牢里去。这些法令推行下去，不到一年，各处监狱人满为患。王安石又提拔那些放贷多的官员，于是地方官员不管实际需求，强迫农民借贷，造成民间弊端的确非常多。这就使一批老臣开始反对王安石变法，包括原来很看重他的欧阳修、韩琦，也包括苏轼父子在内。当然苏洵写《辩奸论》，讲王安石是奸臣，过于偏激。王安石为人很好，文学才华也很高，但他在推行政策和用人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例如把负责监察和弹劾的台谏官都换成自己的人，以此为工具，将反对派一个个赶出朝廷，这就开启了宋代权相弄权的风气。当时有不少年轻后进都热衷于依附新法，自谓王氏门人，其间有不少的投机人物，但王安石也只有这批人可以倚重，其实他也是个悲剧人物呀。他最信任的副手就是吕惠卿，吕也觉得自己是当然的接班人。但他遇到强劲的对手，即王安石的儿子王蚞。王蚞想取吕惠卿而代之，这其间的政治斗争非常复杂、激烈，而且很恶劣，中国传统文化及士大夫的一些劣根性在这类政治斗争中暴露无遗而且遗泽深远。最后吕索性与王安石决裂。他把王写给自己的私人信件公开，其中有些内容自然不适合让皇帝及其他宰相知道的，这让王安石极其被动，只好下台，回金陵养老。而此时苏轼也卷入了这场政治斗争。
东坡：看透人生而又善处人生
王安石发起政治革新运动，不避批评、勇猛精进，是一种伟大，而以悲剧结局。苏轼一生的轨迹则勾勒了一个文人被卷入到政治漩涡中的处世方法，圆融而达观，这是另一种伟大。
此前苏轼是极富才华的青年官员。他觉得王安石变法有问题，写了不少诗歌暗示和讽刺新法。在湖州知州任上，突然被京城来的衙役抓走，被关入御史台监狱，这就是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苏轼在狱中拼命辩解，说自己的诗没有什么特殊意思，不是谤讪朝廷。后来终于把他放出来，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是苏轼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期，也是他人生观念逐步成熟的时期。
到了黄州这个长江边上很偏僻的地方之后，一开始他很郁闷，但在读了许多佛书道经后，心境慢慢平衡，逐渐形成了他自己特有的人生观念，这种观念被称为苏轼式的人生观，很了不起，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就是三个字：想得开。但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一直能够实践这种人生观。什么困苦都没关系，自己有个主心骨最重要，立定脚跟，自作主宰。外来的荣也好，辱也好，终究是外来的，自己的内心如何才是最重要的。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讲的“宠辱不惊”就是这个意思。苏轼在《定风波》中讲“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风雨是什么？政治的风雨；晴是什么？政治的晴天。也就是荣辱。顺境也好，逆境也好，于我何有哉？这种观念一直贯穿着他的后半生。他的一些门生受到牵连被贬，心理上就受不了，特别是秦观，很敏感的一个人，心情很压抑，最后在旅途上死掉了。
数年后，宋神宗去世，高太后主政，司马光做宰相，废除新法，反对变法的旧党均被召回朝廷，苏轼做到翰林学士承旨。但司马光死后，旧党分裂。中国文人有个劣根性，上面有棵大树罩着的时候，都还能够和和平平；对面有个敌人的时候，也都能够同心协力。但大树和敌人都没有了，相互之间就要斗起来了。这是一种具有绵延性的文化基因。此时旧党分裂为洛、朔、蜀三党，苏轼兄弟就是蜀党的领袖。苏轼是一个很天真的人，他骂人也好，赞扬别人也好，都是发自内心的，但他的政治手腕不强，这一点不如苏辙，所以苏辙能做到副宰相，也有人说苏辙很阴险。
八年后，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又把赞成变法的新党召回，把旧党打下去。苏轼贬到广东惠州，心态仍然很好，写诗说自己睡得很香，宰相章见了大怒，拿着地图找，又找到了两个地方，而且和苏轼兄弟的字都有关系。子瞻（苏轼）被贬到了海南儋州，子由（苏辙）贬到广东雷州。苏轼只当这是一次旅游，到海南整天跟黎族老人聊天。在给别人的信中讲自酿之酒如何美味。后来其子苏过回到中原，别人问苏轼酿酒的秘方是什么，苏过摇摇手说那酒根本就不能喝，就酿过一次，喝了以后全家人都拉肚子。这么困苦、这么难熬，苏轼照样承受下来，保持着一颗非常豁达的心态，这是很了不起的。读他此时的诗文，会觉得这样一个人非常伟大。他把中国传统士大夫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和佛道的避世思想彻底融合起来，形成他自己的人生观念。宋徽宗即位后，他回常州养老，不久去世。
王安石发起政治革新运动，不避批评、勇猛精进，是一种伟大，而以悲剧结局。苏轼一生的轨迹则勾勒了一个文人被卷入到政治漩涡中的处世方法，圆融而达观，这是另一种伟大。而当一个文人卷入更大的社会动荡中，又会如何呢？我们不妨看看辛弃疾的命运。
稼轩：撞击时代的悲剧英雄
社会变迁激发了知识分子的思考与活力，他们面向社会的姿态始终是热情的。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从不缺乏避世的隐士，当然更不乏蝇营狗苟之徒。但正因为还有那些充满激情的名字，才让后人看见了动荡时世中的脊梁。
北宋的灭亡与其他王朝不同，不是从内部烂掉，再也维持不下去，最后垮台。而是由于外来侵略。北宋与辽国打了几十年，真宗时订“澶渊之盟”，每年几十万两买来一百年的和平。这笔买卖从功利层面说划得来，但在心理层面总觉得这是屈辱。徽宗时女真人经高丽到山东和北宋达成“海上之盟”，一起进攻辽国。荆棘虽然刺手，但铲平荆棘后，外面进来的是狼。南宋末年又犯了同样的错误，与蒙古联合灭金，最终亡国。如果不攻打已成和平邻邦的金国，而且支持金国与蒙古消耗，不是很好吗？但之所以宋人总会这样做，就是因为受不了心理上的屈辱感。北宋的迅速灭亡，大批文人逃难来南方，金兵又屡次南侵，带来巨大的社会动荡。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辛弃疾登上了历史舞台。
辛弃疾由北而南，开创了一个时代。他是济南人，16岁时曾随父至金国都城应举，好在他没考取，否则南宋历史上就少了一位极富个性的文人了。20岁时，趁完颜亮南侵失败、金国内乱之机，他在山东起兵，拉了一支两千人的队伍。后投奔了耿京义军，耿京派辛弃疾去和南宋联络。辛到金陵，得到宋高宗的接见。被委任为天平军节度使掌书记。回北方后，得知耿京已被叛徒张安国出卖被杀，十万人马烟消云散。据说辛弃疾带了四五十人，直入金军五万人的营帐之中，把张安国抓出来。一路南奔入宋。这是他晚年最乐于回忆的英雄经历。辛弃疾不是一般文人，而是一个英雄之才，他到南宋后，力主抗金北伐，却被迫闲居十八年，报国无门。但人们常说辛弃疾因被投降派打击而不得重用，以至赍志以殁，这种说法是简单化而不全面的。因为辛弃疾没有不被重用，他做的官不小，先后任建康府通判，江西提刑，后来又调到湖北及湖南做转运副使，又调福建、江西、湖南等地任安抚使，均为方面大员。到他晚年时，朝廷想要北伐，又重新启用为浙东安抚使和镇江知府。这样看来也不能说南宋朝廷不想用他，但在当时又无法重用辛弃疾。他一生受到过六次弹劾，死后还有人追劾。这些弹劾主要有三个理由：好杀人、好财、好色。后者大可存而不论，前两项理由是关键。辛以文人出身行伍，得靠严杀来立威，否则别人不服他。在赣州围剿赖文政茶商军，先诱降，再杀。连宋孝宗都说这事过分了点。所以辛弃疾不是那种空言阔论、遇事束手的小廉曲谨之儒，而是有胆有识的精明强干之才，是个狠角色。但这和宋代社会的主流观念有冲突。宋代以仁厚治天下，宋太祖定下规矩，每一个皇帝即位前，要由不识字的小宦官带去看一块碑，上面有三条誓言，新皇帝把这誓言念一遍，就表示发了这三条誓。其中两条誓言很重要，一是优待柴氏子孙，当年赵匡胤从柴氏孤儿寡母手中抢来皇位，所以对其要优待。另一条就是不杀言事士大夫，宋代一般不杀文人。文官犯罪，最重也不过流放。讲究仁厚的信念笼罩着整个社会。所以辛弃疾有了这个好杀的名声，想起用他也很难。
其好财当然也有一些事实，如他在湖南训练军队，用钱如泥沙；在江西任安抚使时，纵容手下亲兵贩卖战备物质牛皮，被朱熹搜检拘没；闲居上饶时，营造新居，上百间房，富丽堂皇，朱熹见后以为耳目所未曾睹。一个闲居官员有这么多家产，是值得怀疑的。这些是个人小节问题，毕竟南宋是个战乱年代，要靠军队来打仗，在经济上也管不了那么严。南宋名将如岳飞等也有虚报军额的事。做大事的人是不拘小节的，往往求事功而不惜度逾常轨。但这和宋代社会的主流思潮又有冲突，宋代理学盛行，讲究学做圣人，首先要道德完美。道德上是不能有这种小节问题的。所以弹劾辛的并不是投降派、主和派，几乎都是主战派，也多为正人君子或理学名臣，他们的政治志向往往与稼轩相同。但辛弃疾过于猛厉的作风和独特的个性导致他无法和社会主流思想合拍，最终只能报国欲死无战场，这就是辛弃疾的悲剧。
在巨大的社会变迁面前，任何个体的力量都是渺小的。政治家也好，文人也好，英雄也好，他们可以影响甚至造就时世，但也仍然被社会变动所裹挟。王安石倾其一生心力试图改造政治与社会，却因北宋的灭亡导致普遍反感，至清代才有蔡上翔、梁启超等为其辩诬，其后却又被添加了过多的政治光环。但更深层的悲剧还在于他远远超出了他的时代，他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都不是北宋社会所能承载的，更不用说实践。他是超前的，因而是孤独的，他晚年的不少诗中都浸透着一种孤独感。相比之下，苏轼更与我们贴近，更有亲和力，他像一位长者，拍去满身的灰尘，在我们面前坐下，微笑着，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忘记了那个社会的动荡和人生的困苦，被他的睿智、豁达所感染，他不是李白那样的仙人，也不像杜甫那样穷瘦，而是红尘中的智者。辛弃疾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诩，他不断地用长枪大戟撞击着他的时代和社会，豪气过人，映照一世，就算是悲剧，也是英雄的悲剧。
社会变迁激发了知识分子的思考与活力，他们面向社会的姿态始终是热情的。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从不缺乏避世的隐士，当然更不乏蝇营狗苟之徒。但正因为还有那些充满激情的名字，才让后人看见了动荡时世中的脊梁。现代社会同样是一个变迁乃至全面转型的时代。知识分子不仅面对着巨大的社会动荡，或许比古人更艰危的是：现代知识分子还需承受身份、价值、社会地位的转型。他们似乎不再需要直接面对那么激烈的社会冲突，但边缘化的地位并不意味着对社会关怀和责任感的丧失。当然，王安石那样的政治气魄、辛弃疾那般的英迈豪情，离我们已渐渐远去。然而我以为苏轼式的人生哲学，仍然可以让人们在权力与利益的夹缝中寻到一缕温情与心灵的宁静，一种对信念和价值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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