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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初期出版界“运筹帷幄的主帅”
　　胡愈之一生与新闻出版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自幼就开始办报，18岁编了第一本叫《利息表》的小册子。以后主编过《上虞声》，承包过《东方杂志》，协助创办出版了《生活周刊》、《文学》月刊、《世界知识》、《新生》周刊、《生活日报》、《国民公论》、《南洋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日报》等。
　　在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等关键时刻，心怀正义感、爱国情的胡愈之每每挺身而出，撰写檄文，往往能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负责组阁的周恩来人尽其才，任命胡愈之担任出版总署署长，他由此成为建国初期中国出版界“运筹帷幄的主帅”。
　　1938年5月，胡愈之与范长江、徐迈进等筹划成立青年记者学会，编成战地新闻，每周一次和国际宣传处一起向外国记者发布，报道中国抗战的情况。同时，组织国际新闻社，发行中英文新闻稿，对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进行宣传。
　　1939年后，胡愈之又先后在桂林、香港、新加坡等地从事抗战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在桂林，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积极做李宗仁、白崇禧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与在桂林的许多知名专家、学者和文化人如李达、李四光、柳亚子、欧阳予倩、梁漱溟等建立了联系，创办了《国民公论》等刊物，积极开展抗战宣传活动。
　　在新加坡，他以《南洋商报》为阵地，以无党派人士的面目出现，按中共中央的指示，开辟海外宣传阵地。他不摆“左”的面孔，不唱八股调，而是强调不分党派、不分帮派、不分老幼、不分贫富、不分智愚，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使《南洋商报》成为团结华侨一致抗日救亡，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有力舆论工具。他在论保卫南洋的社论中提出的“援助中国抗战，加强英美合作，历行对日禁运，实行远东民主”，被称为四件法宝而轰动一时，深得侨胞的赞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胡愈之又邀集一些文化界朋友成立星洲（新加坡的简称）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训练一批青年干部去担任民众武装的政训工作；组织文艺宣传队，到群众中去进行抗日宣传。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胡愈之又克服重重困难，在新加坡创办了《风下》周刊和《南侨日报》。在胡愈之的主持下，《风下》周刊紧扣时代脉搏，始终站在反内战、反专制独裁斗争的前哨，被读者誉为“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而《南侨日报》则关注侨民的利益，反映侨民的心声，旗帜鲜明地支持祖国的人民解放战争，被称为爱国华侨的一面旗帜。
　　1948年8月，在国共两党即将展开生死大决战的紧要关头，胡愈之夫妇通过中共的秘密交通线，扮作侨商夫妇，辗转历险，终于到达华北解放区，在周恩来的指导下积极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他整天忙于听取民主党派代表人物的意见和建议，忙于协助起草各种有关文件。
　　胡愈之长期从事新闻出版事业，他长于策划，善于写作，具有很好的理论素养和业务素质，是推进新闻出版事业向前发展的难得人才。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慧眼识珠，用人所长，任命胡愈之出任第一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他根据《共同纲领》提出的“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意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信书报”的要求，深入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提出具体的方针、办法和步骤。正如吉少甫在《革命的启蒙师》一文中所说，从开国到1954年出版总署存在的这一历史阶段的中国出版界，胡愈之“是运筹帷幄的主帅”。他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新型的出版机构、新的体制，出版革命书刊和知识性读物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1949年5月，《光明日报》在北京创刊，胡愈之出任总编辑。素来讲究办报风格和特色的胡愈之围绕知识分子这个主体做文章，把《光明日报》办成发表知识界言论的论坛，进行思想学术交流和开展对知识分子教育的阵地，报道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新闻出版等各条战线成就和动态的窗口，受到知识界的欢迎。同时，胡愈之积极筹办《新华日报》。1949年11月，他在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人民新历史的开端》的发刊词，提出《新华日报》的任务是：“记录新中国人民的历史”。《新华日报》创刊后，以它的权威性，很快就引起了各界的重视。
　　1954年后，尽管出版总署已被撤销，但胡愈之仍关注出版事业，尤其是60年代初，他审时度势，认为此时作为一个从事出版事业的人，最重要的是拟出一套能振奋人心或者至少开释疑虑的丛书来，只有这样，出版工作才能真正为人民服务。他设想这套书应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书，他设想的对象不是在校学生，更不是学者，而是一般干部。他跟当时许多有识之士的见解一样，认为路线方针政策确立以后，干部就决定一切———干部水平高，就能办好事。
　　胡愈之约了七八个人去四川饭店聚餐，在餐前他和盘托出他要拟一套丛书的设想。到会的有当时中宣部出版处处长包之静，还有文化部出版局的王益，人民出版社的王子野，商务印书馆的陈翰伯，中华书局的金灿然等。
　　在聚餐会上，胡愈之强调前几年干部热情高，干劲足，就是缺少必要的知识，所以要出版一套提高干部知识水平的读物。他设想几个出版社按照自己的出版分工合出一套丛书———这套书有的像百科全书的单行本，每个选题出一本，几个出版社联合搞，每年可以出五六百本，出它几年，合起来几乎就变成一套百科全书了。接着胡愈之又提出两点意见，一是要赶紧出版一些解答当前社会公众最关心的问题的读物，例如“市场为什么紧张？”“副食品为什么缺少？”等等，首先要出一整套这样的热门“知识”书，才能打响。二是恢复在前一时期整顿出版中停办的科学普及出版社，传播科学技术知识的书要多出。大家对他的建议几乎没有异议，但关于前一个问题，原则上都说好，但都说不好写，连政治局委员在庐山会议提出意见也能掀起一场风暴，这样的现实问题怎能去碰呢？
　　在60年代初的社会气氛中，胡愈之的这些设想未能很好地付诸实施，但却反映了这位老新闻出版工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可贵的精神品格。
　　胡愈之还是建国后民盟实际工作的主持者。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民盟中央机关被查封，胡愈之受到冲击。1969年5月，周恩来指示驻人大、政协的军代表不要批斗民主党派领导人，胡愈之的境况才略有好转。在此期间，胡愈之以大无畏的精神，为一些老同志实事求是撰写旁证材料，使一些老同志免遭冤狱。
　　1983年后，胡愈之先后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代理主席等重要职务。1986年1月16日，胡愈之与世长辞，终年91岁。（六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