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消费者越来越表示出忍耐力告竭的状况，他们不愿接受具有行政垄断背景的大企业“单边行动”，不再满足于发出声音后只收获寂寥的回声，而是希望和要求看到实在的效果。消费者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方面的作用，正变得更加明晰和重要。

　　闹得沸沸扬扬的四大银行跨行查询收费的风波，最近越加扑朔迷离，各种传言不断，一会报道银行同意让步，给予持卡人每月三次免费查询机会；一会又说银行坚持原来方案，不予让步。其实到底收不收费，有没有免费待遇，究竟三次还是四次免费才能满足持卡人的要求，可以暂且不论，多几次少几次并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值得关注的倒是，中国消费者越来越表示出忍耐力告竭的状况，他们不愿接受具有行政垄断背景的大企业“单边行动”，不再满足于发出声音后只收获寂寥的回声，而是希望和要求看到实在的效果。尽管在现阶段，这样的实效是否足够，能否长久，可否推及类似的场合，尚难判定，但这些看似不确定的情形汇总起来却给人一个强烈的印象，那就是消费者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方面的作用，正变得更加明晰和重要。
　　在我国的改革进程中，自上而下来看，首先是党和政府领导和团结亿万人民，发挥着最为重要而关键的推动作用。而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新兴企业。各种所有制的企业作为自主的经济主体，按照市场指令运作，在日趋宽松的体制空间中，释放出巨大活力，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也催生了坚持和加快改革的需求。因为在多元主体的市场情景中，不同企业的地位是不同的。某些从计划经济中脱胎而来且尚未完成转型的大型企业，依托行政背景，掌握大量社会资源，形成了事实上的垄断，不是缺乏竞争对手，就是对手根本不在同一级别。这样的同台演出，既不公平，也不精彩，对经济发展无论在经营效率、资源利用，还是技术创新等方面，都越来越表现为一种阻碍。如此局面不破除，企业作为推动发展的力量仍是受到制约的。这种困境的消除，首先又在于转变政府职能。但在现实的利益纠葛中，垄断企业的独大和监管部门的左右为难，意味着下一步改革的破题和挺进，必须有新的力量的加入。这新的力量不但已经形成，而且事实上已经进入博弈场，那就是购买力及其人格化体现———消费者。
　　消费者是否有能力构成这新的力量，答案一定程度上已经揭晓。近年来文化市场的变化，提供了不少很好的案例。文化市场不是一个必需品市场，缺乏刚性需求支撑，消费者的购买意愿直接决定了生产者努力的结果，所以，文化生产者不能不敏感于消费者的反应。风靡全国的“超女”其实也是一个经济现象，“短信投票”检测的是文化商品的购买力，消费者的投票资格来自手中掌握的货币。“短信投票”固然难脱幕后操纵，但操纵者本身是被操纵的，这个终极操纵者就是人气，就是人气背后的购买力。没有谁能够操纵出一个没有消费者愿意埋单的偶像。同样，“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能够作为草根艺人，在既定格局之外一炮走红，支撑他的也是普通国民的文化购买力。近年来，“明星学者”如余秋雨、易中天等虽然遭到某些学人的指摘，但照样活得滋润，而让他们如此滋润的作品印数和版税正是由不折不扣的国民文化购买力来支撑的。
　　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源源不断的财富涌流，正日新月异地塑造着一个越显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催生着一种力量。权力即影响力，消费作为一种权力一旦形成，消费者必然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必然要求改变不合理的经济体制和市场格局。这次银行跨行查询收费所碰到的，还只是一场遭遇战。如果消费权力的壮大和大型企业垄断局面不变，这一动一静此消彼长，更大规模的运动战乃至攻坚战也指日可待。以中国经济已经达到的体量，因循守旧的行政垄断要延续下去，即使可能，日子也一定会越来越难过。
　　当然，在一个两千年古代专营传统和数十年计划体制遗迹犹存的国度，消费权力最后得到认可，恐怕真的需要一场甚至多场攻坚战。最近几年来消费者针对不合理收费发起的诉讼，赢面虽然还不是很大，但“水滴石穿”，随着流速加快、流量加大，垄断之石必被穿破。仍在制订中的“反垄断法”尽管出现了多次反复，但方向已明，最大变数不过就是步伐的快慢。不管这次消费者和银行之间在具体收费上的博弈结果如何，消费者作为新力量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推动作用，将日益明显地凸显出来并得到确认。这样的变化不但有利于消费者，有利于中国经济有质量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企业包括国有大型企业的与时俱进。不及早从行政扶持的温室中解脱出来，练就自己的真功夫，一旦垄断优势消失，规模再大，就能确保企业的前景吗？按照中国加入WTO的协议，到年底，面向民众的人民币业务就要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国有大银行如果还不知道如何同消费者和谐相处，难道以后就能靠不断开发“查询收费”之类的服务项目聚敛些许小钱来应对挑战吗？反过来，如果监管部门、企业和民众能够由小见大，从这场不算激烈的遭遇战中提炼出某种战略构想，难道不比达成银行给予持卡人几次免费查询机会的“让步”重要得多吗？
　　（作者为上海大学教授，上海高校社会学E－研究院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