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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多少“指标制”需要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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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马振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交警罚款有指标，反扒民警抓小偷还有指标”，现在取而代之的是“数据常量”———一个发案合理值，“哪个地方哪类犯罪高出设定数据，就表明不安宁，民警没完成任务”。据悉，通过“数据常量”进行动态控制、精确打击，北京去年警情良好、平稳等级天数达到291天，占全年总天数的80%；而与此同时，民警在2005年休假的比例达到95%。
从“指标制”到“数据常量”好处明显，正如北京媒体报道中用大量事实告诉我们的，不仅极大提升了公安工作的效率效能，更好地维护了社会秩序；而且也改善了警察的工作生活状态，激发其工作热情、提高其生活质量。
既然如此，公众关心的问题自然就是：在北京公安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数据常量”制，何时也能在其他部门得到推广，换言之，除了公安系统，还有多少沿袭已久的“指标制”需要尽快废除？我想，回答好这个问题，对于其他公共服务领域的职能部门，应该十分紧迫———
首先，同样是行政罚款，采用过“指标制”的就不只是公安一家，在城管、工商、交通等部门，“罚款有指标”已是屡见不鲜。行政处罚之外的其他大量社会管理事务中，“指标制”的幽灵同样可谓“无孔不入”，比如，有的法院有审案指标，税务局有税收指标，乃至还出现过火化指标。
“指标制”一旦泛滥恣肆，就往往背离了管理服务初衷，不仅可能引发乱罚款、乱抓人等乱政行为，而且更严重扭曲、异化公职机关的行为伦理，使其走向公共服务的反面，并为各种腐败行为的滋生提供温床。如此前媒体曾经报道的：为完成审案指标，个别法官伪造案卷、炮制子虚乌有的原告被告；为完成税收指标，有的税务局虚拟纳税人名单……
不难发现，“指标行政”，虽然从表面上看，是一个管理技术、方法问题，但究其本质，实际上仍是一个为政态度、为政能力的问题———公共部门究竟是站在自我方便的管理本位上，将公务行为机械化、简单化，还是站在服务社会的本位上，服从于社会实际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服务水平？北京市公安以通过主动而有效的实际行动，作出了积极的回答，那么，其他部门、其他地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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