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报载：针对不正常的导师和研究生关系，某市教委日前在回复人大代表建议中表示，将建立教育信访投诉处理服务中心以解决导师和研究生之间的纠纷，研究生如对导师不满，可以向当地教育主管部门提出投诉。
　　不知看到这个信息的导师，还敢不敢再叫学生干事？譬如叫学生查个资料，验证一个数据，取个包裹，代发一个邮件……“天地君亲师”，在传统社会里，老师的地位仅次于双亲。这样的地位，靠的是大量的耳濡目染、言传身教和“师容不动威自在”的师道。风流不羁的徐志摩，成了梁启超的关门弟子。徐志摩第二次结婚，请梁启超证婚，梁启超就可以在婚宴上，指着学生的鼻子大骂：“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上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以后务要痛改前非，重做新人！”留下了一段感人至深的师道佳话。
　　师道，打造的是一种精神，透过学识，渗入肌髓，超越庸常，弥漫终生。现代教育实现了人才的批量生产，却窒息了传统的师道。只有在导师与研究生之间，还残留了师道存世的几寸薄土。严格意义的师门、师徒、师承与师道，都只有在导师与研究生之间才能找到。本该带三五个研究生的，现在可以带三五十了。研究生成了研究生班，一个导师成了一群导师。与“大学教育高中化”相伴产生的是“研究生教育本科化”，这一“化”，化出了教育的现代化，也“化”掉了所有的师门、师徒、师承与师道。
　　当导师面对的是一群研究生，两年时间能干什么？当研究生面对的是一群导师，哪个导师肯对自己负责？研究生没有出息，哪个导师都无须对此负责；导师心不在“导”，哪个研究生也无奈其何。虽然也有极个别师道沦丧的问题，但终究是研究生制度所致。陈寅恪晚年写下《柳如是别传》，那时他脚不能走，眼不能看，如果没有专职助教黄萱的操劳，无法想象会有《柳如是别传》。你能把陈寅恪与黄萱之间的关系表述为“支配”与“被支配”？你能指责陈寅恪是“老板”，能同情黄萱是“雇员”？要知道，黄萱可是非常珍惜她在陈寅恪身边工作的经历。这种师生之谊，在今天的导师与研究生之间，怕只有神往的份了。
　　硬件不硬，软件太软，却一味扩招。把导师扩招成了“老板”，把研究生扩招成了“雇员”，再把劳资之间投诉、维权的一套，引入师生之间……呜呼，师道之不存也久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