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网/北京日报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立足国情，放眼未来，用近８年的时间，为我国的经济发展绘制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解决温饱、实现“小康”、奔向现代化。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有了明确的、具体的奋斗目标。
“小康”目标，是中国人民体会自己生活的一个亲近朴实的说法。
按照这个战略部署，到２０００年时，我们胜利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第一、第二步目标。当前，全国人民正满怀信心向着“到２１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全力进发。
房维中（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小平要求定发展目标要“靠得住，能超过”
“翻两番”是这样确定的
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接下来，他考虑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中国到二十世纪末的目标怎么提，今后的路子怎么走。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大平正芳首相时，第一次提出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
那么二十年“翻两番”是怎样从小平同志的思路变成国家计划的呢？
１９８０年３月，小平同志和中央负责同志说，今年抓好两件大事，一件是写好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件是搞好长期规划，要争取在十二大以前把规划搞好。同月的３１日到４月２２日，国务院召开长期规划座谈会，我也参加了。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先后发表了一些很好的意见。
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７日至２０日，我随当时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到武汉，由姚依林同志向小平同志汇报十年规划设想。
邓小平同志提出，从１９８１年到１９９０年十年内，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翻一番？
国务院领导同志是这样汇报的：十年有可能翻一番，但现在感到没有太大的把握，主要是能源跟不上。多年来定了长期规划，最后没有实现，再如此，影响不好。十年之内，按６％计划，１２年翻一番，做得好，１０年翻一番。“六五”不要搞高了，调整还没有完，“七五”稍高一点，争取十年多翻一番。
小平同志同意“六五”还要调整，还要搞好体制改革，速度可以低些，“七五”高一些，争取十年或者多一点时间翻一番。同时还表示，可以按你们定的计划定下来。总之要靠得住，要能超过。当然，太低了也不好，应当督促大家前进。他提出，是否考虑分两段，十年或略多一点时间翻一番，本世纪末实现小康水平。人民受益不能只表现在工资上，还要看住宅、教育、就业。
这次，我亲自听了小平同志的讲话，感到他既鼓大家的劲，又实事求是，不搞高指标。
１９８１年，国家计委继续研究“六五”计划和前十年规划，同时研究二十年的设想。这一年的１０月，姚依林副总理代表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了二十年的展望。提出今后二十年的经济发展，以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基本需要作为主要目标，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在战略部署上，把今后二十年分为两个阶段：前十年、后十年。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后十年使经济有一个较快的发展，使人民过上“小康”的生活。
小平同志和党中央同意了这个设想。
１９８２年上半年，国家计委对二十年的设想和“六五”计划作了进一步研究。７月，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报送了《二十年设想和“六五”计划》的汇报提纲，回答了二十年翻两番是能够做到的，前十年速度慢一点，后十年速度将高于前十年，前十年和后十年是衔接的。
小平同志同意了这个汇报，说：可以了，就这个样子了，到“七五”末期能同“八五”、“九五”衔接上，出现一个大发展，我就放心了。
随之，１９８２年９月，党的十二大通过了二十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和前十年打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进入新的经济振兴时期的战略部署，把这一部署转变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行动。
铁 瑛（中共浙江省委原第一书记）
为拉动全国“翻两番”，小平在浙江调研时说：
“你们要多翻一点”
１９８３年２月，小平同志来到杭州，研究到２０００年是不是可以达到“翻两番”，怎么个翻法。
听完省领导班子改革的情况后，小平同志说，我在苏州，苏州的同志、江苏的同志向我汇报了一下，说他们苏州市现在已经接近８００美元。
我问小平同志，达到８００美元会发生什么情况，这是个什么概念。当时他先给我们介绍了一下。
小平同志问江苏的同志，达到８００美元将来会是什么情况？江苏的同志说，就是第一，衣食解决了。第二，住房问题解决了，人均可以２０平方米，可以盖二三层楼。这就不少了，江苏的土地少。第三，就业问题解决了。第四，农村的人再不往城市跑了。第五，中小学教育普及了。最后讲，精神面貌不一样了，犯罪的减少了。他说江苏的同志讲达到８００美元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然后小平同志就问我们，浙江到２０００年能不能“翻两番”，怎么个翻法？按他的主张，江苏、浙江恐怕是要多翻一点，不止“翻两番”。因为宁夏、青海、甘肃这些地方比较落后，如果江苏、浙江只“翻两番”，他们怎么办？意思是达不到。他就让我们多翻一点，这样可以拉动全国“翻两番”。现在提出８００美元，那是全国。
这时我就向小平同志汇报浙江的经济情况。当时浙江工农业生产才有３３０亿元，比较少。浙江当时是３８００万人口，全省人均产值达到４５０美元，按１比１．８算的。这样再过二十年，我们说可以翻，不但可以“翻两番”，而且还可以……当时没敢多说，至少可以翻两番半，没敢说翻三番，没有把握，没讲得太满，保守了一点。
我们给小平同志算了个账。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们只有八十几个亿，还没有一百个亿，很少。到谈话时，也就是从１９７６年到１９８３年，三百个亿。当时我们的速度跟江苏比，它六年翻两番，我们八年翻两番，没有问题，关键是采取什么措施。
一个是发挥浙江的优势。浙江的优势主要是轻工业比较多，特别是发展乡镇企业，各个地县都有乡镇企业。浙江做买卖的比较多，商业意识比较浓厚。
小平同志讲，发挥浙江的优势，主要是兴办乡镇企业。第二个是发展科技，搞教育，培养人才。另外浙江的农业是精耕细作的。再一个浙江有一些拳头产品，比如丝绸、茶叶、养鱼，都是我们的优势。
我们还讲到浙江的海岸线比较长，有宁波、温州、舟山这些港口，将来海运是我们的长处，但浙江的短处是没有煤，比较困难，需要外调，和河南、山西等地搞协作。再一个浙江土地少，人口多，要把计划生育工作搞好。
我们汇报了这些情况，讲了如何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小平听了以后很高兴，他说，听你们讲，“翻两番”没有问题了，你们要多翻一点。他勉励我们说，你们的工作做得不错。谈了两个小时，他总是问我们，这样行不行？能不能达到？回过头来看，浙江在１９９３年“翻两番”就已经实现了，提前七年翻了两番了，小平同志提出的争取多翻一点，这个目标也达到了。
戴心思（苏州市原市委书记）
１９８３年７月，邓小平视察苏州后说
“翻两番”肯定能够实现
１９８３年２月６日至９日，邓小平同志到苏州视察，为苏州的发展指出了一条康庄大道。如今，二十年过去了，苏州人民沿着小平同志指引的道路艰苦奋斗，使苏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正在向基本现代化目标迈进的苏州人民，忘不了小平同志的亲切教诲，忘不了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
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到本世纪末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在１９８０年基础上翻两番的目标。“十二”大后，小平同志首次离京就选择江苏，亲临苏州视察，这对我们是多大的鼓舞和鞭策啊
邓小平同志在视察苏州一年后曾说过，这几年一直摆在我们脑子里的问题是，我们提出的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能不能实现，会不会落空？
小平同志是带着这个关系国家发展前途的战略思考到江苏考察的。
小平同志一到苏州就向陪同的省市负责同志提出：到２０００年江苏能不能实现“翻两番”？省委负责同志汇报了江苏从１９７６年到１９８２年工农业总产值翻番的实践后说，照这样的速度，用不了２０年就有把握实现“翻两番”。小平同志听了非常高兴，目光中充满了期待。
当时的苏州经济发展水平已位于江苏省前列，１９８２年工农业总产值已达１０４．８８亿元，人均接近８００美元。小平同志认真考察了苏州的发展情况后又问道：达到这样的水平，社会上是一个什么面貌？发展前景是什么样子？
小平同志非常仔细地看了我们提供的１６份典型材料。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后，小平同志概括说，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富裕了，才能真正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
小平同志还关切地询问苏州农村的发展采取的是什么方法。省市负责同志汇报，一是靠重视知识和技术进步，吸引人才；二是靠集体所有制发展社队工业即现在的乡镇工业，小平同志对此作了充分的肯定。小平同志回京不久，中共中央就为加快乡镇工业发展下发了文件，为乡镇工业在全国“异军突起”创造了条件。
小平同志在苏州虽然只停留了短短几天，但回京后即对视察苏州的情况作了深刻而全面的阐述，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小平同志满怀信心地说：“看来，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后来他又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会上讲：“现在看，‘翻两番’肯定能够实现。”
小平同志来的时候，我们苏州的发展速度比以前已快了很多，但后来发展更快。经过五年的艰苦奋斗，苏州不仅提前１２年于１９８８年完成了“翻两番”的任务，以后又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完成了第三个翻番。
李忠杰（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到２０００年，中国已胜利实现“三步走”战略第一、第二步的目标
伟大构想渐成现实
据有关专家研究，“小康”一词，最早出自《诗经》。《诗·大雅·民劳》中说：“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实际上，古代所说的小康社会，只不过反映了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普通百姓对于衣食无忧生活的向往。
时代变迁，风雨沧桑。当中华民族的历史车轮进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之后，“小康”这个概念由于邓小平的倡导而被赋予了新型的时代内容。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第一次提出了“小康之家”的概念，用来描述中国式的现代化进程。
当年１２月２９日，在会见新加坡政府代表团时，邓小平又重申了这一概念，指出：“所谓四个现代化，只能搞个小康之家，比如说国民生产总值人均１０００美元。即使我们的经济指标超过所有国家，人均收入仍不会很大。总之，既要有雄心壮志，也要脚踏实地。”
由此，“小康”就成为邓小平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１９８７年４月，在会见西班牙客人时，邓小平全面阐述了他的构想：“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１９８０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２５０美元，翻一番，达到５００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１０００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
“三步走”的战略就此成型。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都充分肯定了邓小平的构想，并在党的文件中正式表达出来。
在邓小平的构想中，实现第二步目标，实际上就是把贫困的中国变成了小康的中国。邓小平所设计的小康社会，借用了以往的小康概念，但其内容已经与过去大不相同。它上承温饱社会，下启基本实现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一个人民丰衣足食、生活较为富裕的历史时期。
按照“三步走”战略，我们首先在１９８７年提前３年实现了第一步翻一番的目标。１９９５年，提前５年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随后在１９９７年，又提前实现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到２０００年，我们胜利地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第一、第二步的目标，全国人民的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
对于这一成就，党和人民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麻景茹（东城区香河园北里社区居民）
儿孙都是大学生
别人都说我们家是个学习型家庭，因为一家祖孙三代共有１１口人，除了我和老伴以外，三个儿子、儿媳，两个孙女，一个孙子都是大学毕业。我们家庭三代成员接受教育的经历，其实反映了中国家庭经济状况的变化。
我们这一辈人，别说是受高等教育，就是受初级教育的机会都少。我今年７６岁，是从小生活在牛街的回民。我家兄弟姐妹七个，本来孩子多家里的生活压力就非常大，不幸的是，父亲又早早就去世了，不要说上学，母亲养活我们几个孩子都费劲。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年纪不大就进了纺织厂，干上了织染印的行当。两个姐姐在火柴厂做工，整天捻火柴头。哥哥年纪不大，也做起了小买卖。当时我们想不了别的，就是挣点儿钱养家糊口。结果我们家七个孩子，一个大学生也没出。
咱们城市居民都这样，农村就更不行了。我的老伴就来自农村，他兄弟三个，因为经济条件和农村教育条件都不好，也没有很高的文化程度。因为饱受文化程度低之苦，我下决心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
我有三个儿子，没想到他们都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中学没毕业就上山下乡和参军去了。我一心要在他们身上圆大学梦，在我的督促下，粉碎“四人帮”后他们全都考上了大学。大儿子上的是原北京经济学院，二儿子学的也是经济，小儿子从部队转业后，考上了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律系。
虽然孩子们都上了大学，可我家的经济压力也随之增大。那会儿我老伴在机关，我在企业，每月就挣那么几十元钱，要一下供三个大学生，困难可想而知。
上个世纪末，我的孙子孙女们又到了上大学的年龄，他们上大学可不像自己的父辈那么费劲了，只要考得上，家里根本没有供不起的问题。孩子们只需要一心扑在学习上，费用的事丝毫不用担心。我有两个孙女一个孙子，大孙女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法律，孙子在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小孙女在高二时，就考上了澳大利亚的一所大学，现正在国外留学。当年，我觉得供出大学生就不简单了，从没想过孙子辈中还能有人出国留学。
我们家这几代人上学的经历，真实反映了邓小平带我们奔“小康”出现的变化。老一辈没钱上学，中年一辈钱不多上学费劲，只有生活在小康生活里的年轻一代能够从从容容接受高等教育，体会学习的快乐。
麻凤利（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了不起的２．８５岁
判断是否进入老龄社会有一个指标，就是６０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１０％，或是６５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７％。按照这个标准，中国从１９９９年开始步入老龄社会。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按照邓小平同志“三步走奔小康”的战略构想，２０世纪末，中国进入小康社会，而恰恰是在这一时间段内，中国长寿人口的比例也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
这两者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其实之间有着必然联系。因为正是在不断向“小康”迈进的过程中，中国人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给提高寿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１９９０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当时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为６８．５５岁。上世纪末，我国开展了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７１．４岁，比１０年前提高了２．８５岁。更令人欣喜的是，７１．４岁的水平大约比全球的平均水平高出５岁。而对比全球人均预期寿命的增幅，我国１０年增长２．８５岁的幅度同样很高，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２．８５看上去只是个没有生命的数字，但这个数字的内涵却是丰富和生动的。这多出来的２．８５岁，正是中国国民经济、中国人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的具体体现。
在人口学研究中，“预期寿命”不只是一个与人有关的指标，它其实是一个综合指标，反映着一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在天灾、战争等非正常因素影响较小的条件下，决定人寿命长短的主要就是社会和经济条件。
如今，中国人生活条件比过去大为改善，丰衣足食是长寿的起码条件，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其实，在中国人寿命提高的背后，还有一个原因往往被人忽略，这就是伴随着小康生活的到来，中国人越来越快乐了。
精神状态对寿命的影响同样重要，郁郁寡欢的人，就算生活条件再好，还是难以长寿。而当代中国人，不但生活富足，而且活得很愉快、很放松。现在，到体育馆健身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在公园里晨练的老人也越来越多，这都说明在物质水平提高后，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邓小平同志“三步走奔小康”战略的逐步实现，给中国人带来了丰富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基础，中国人的寿命越来越长了。
葛可佑（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
２０年前有什么吃什么 ２０年后缺什么吃什么
中国人营养水平节节高
人群的营养状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邓小平同志提出“三步走奔小康”战略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营养状况的改善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人民的食物充足，人均收入增加，已解决温饱问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２０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中国居民还经常为食物供应不足而发愁，当时的人们还不可能更多考虑如何选择食物，寻求合理营养。我国１９８２年全国营养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居民膳食摄取的能量平均每人每天为２４８５千卡，其中来自植物性食物的能量高达９２％，来自动物性食物的能量只有８％。蛋白质总摄入量为６．７克，是供给标准的低限。摄入钙与核黄素皆低于供给标准，维生素Ａ主要是靠来自蔬菜的胡萝卜素，营养效果比较差。
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期，我国国力越来越强，工农业大发展为群众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源。食品供应充足使人们不再为不够吃而发愁，温饱问题已经在大部分地区得到解决。１９９２年，我国又做了一次全国营养调查，与１９８２年比较：全国居民平均每天摄入蛋白质和脂肪增加了２克和９克。来自植物性食物热能所占比例，随人们收入水平提高而降低，由动物性食物供给的能量达到１５．２％，比１０年前提高了７．２％，这充分说明中国人的膳食质量已有了明显的改善。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人们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饮食观念也发生巨大的变化。人们关注的已经不是吃饱的问题，而是怎么吃，如何吃，才有利于身体健康。
近年来的调查表明，我国居民膳食中的动物性食物比重进一步增加。随着城市住户收入的增长及市场食品供应的进一步丰富，城市居民的食物消费正在悄悄发生变化，肉、禽、鱼、乳类、水果和蔬菜消费量均明显增加，粮食消费量持平或减少。农村住户粮食消费量减少或持平，油脂消费普遍增加，肉禽类消费有所增加，蔬菜消费相对稳定。
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人的蛋白质和脂肪摄入有了更加明显的增长，儿童的生长发育持续改善，贫血等营养不良性疾病普遍下降。中国人的营养水平在“第三步”的迈进过程中，达到了更高层次。
任 秩（北京市交管局车辆管理所牌证管理科民警）
私人购车翻了好几番
我从１９９２年开始在车辆管理所工作，一上班就在窗口负责新车上牌，我们的业务量最能反映车辆购买的情况。通过这２０多年私人购车的发展变化，我深刻地感受到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奔小康”战略对中国人生活的影响。
上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已经开始有私人买汽车了，但数量非常小。当时，我们一天要给１００多辆车上牌，但公车的比例高达近８０％，也就是说每天私车上牌的只有２０多辆。
那时候，私车的购买者主要是社会名人、回国人员，几乎没有一般老百姓。而私车的品牌也主要集中在拉达、伏尔加这样的东欧车，要不就是夏利，反正都是低档车。可即使是这样，人们还是非常羡慕，觉得私车是身份的象征。当时如果是普通人买了私车，就会遭到周围人的猜测，觉得买车人一定是发了邪财。总之，拥有汽车在当时对人们来说，还真是一个梦。
没有想到，这个梦很快就变成了现实。仅仅两三年后，我们就明显感到私车的购买量在不断上升。当时，上牌的业务量不断小幅攀升，其中私车的比例也在不断扩大。到１９９６年时，私人上牌已经达到业务量的５０％左右。当时，普通群众购买最多的车型就“面的”，夏利也比较多。开始有人买“普桑”和切诺基这样的中档车了。
１９９６年到上世纪末，私人购买汽车急剧升温。私车上牌在业务量中呈现出平稳、但是大幅度提升的势头。与此同时，公私车在业务量中的比例与过去相比，出现“倒挂”情况。私车上牌开始成为业务主体，最多时一天上牌高达２００辆。
在这一时期，桑塔纳、富康、捷达是中国汽车市场的主要品牌，所以私车的品种也主要集中在这老三样上，夏利、奥拓的购买量也不小，私人有购买进口车的，但还比较少。
１９９９年，车辆管理所把地区分所增至７个。我们总所只保留包括进口车上牌在内的几项业务。这几年，购买进口车的个人也越来越多。１９９９年时，我们每天大约要给五六十辆进口新车上牌，公私车的比例差不多各占一半。此后，本市私人进口新车的上牌量一年比一年高，去年已经达到每天四五十辆，最多时达到６０多辆。而在各地区分所，国产私车的日上牌量仍然居高不下。
１９９０年北京市私人汽车保有量为１３万辆，２０００年为８５万辆，进入新世纪的第三年就增长到近１３９万辆，到今年６月底达到了１４８万辆。可以说，北京人购买私车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变化，正好与解决温饱、步入小康、比较富裕三步走的战略轨迹相吻合。
任全贵（房山区霞云岭乡四马台村村民）
２０年前收入是现在的小零头
我今年６２岁，老伴６０岁，家里三代人，除了大儿子夫妇有公职、孙子们上学外，其他人全是普通的农民。
四马台村是革命老区，地处北京最西南端的大山里，距离市中心有１２０多公里。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村的年人均收入只有２００元，可去年已经达到１１２００元，也就是说二十年前的收入只是现在的一个小零头。
２０多年前，我们全靠种庄稼吃饭。可山区没有整块的农田，天气又变化无常，所以常是种一瓢收一把，想吃饱饭都成问题。
看到靠种地解决不了生活问题，村子里的年轻人就都出去卖苦力去了。有的上外乡，有的上房山、北京，我的小儿子也到了乡里开的煤矿当上了锅炉工。结果，村里有一半的地都撂荒了。
那时，我们还是以吃粗粮为主，细粮太贵，只能搭配着吃，肉不到过节看不到。我有两个儿子，两人只差两岁，当时都是结婚年龄。为了给他们娶媳妇，我们两口子节衣缩食，省下点儿钱就给儿子攒下。
那会儿，村里很多老家儿为给孩子结婚盖房向别人借钱。孩子们结婚分家后，也不轻松，要分担老人为自己结婚欠下的债务，这叫分饥荒。我当时没为儿子结婚欠债，就非常让人羡慕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上来了新村领导班子，发展各种产业帮农民致富。先后引进果树种植、又搞了集体和村民共同入股的煤矿，近年又发展旅游业，给我们开了很多进钱的渠道。
去年，我们家就有好几项收入：家里种杏树，收了２００多公斤杏仁，每公斤１０元钱，一项收入就２０００多元。我们老两口种着三亩多地，村里每亩补贴４００元，这就是１０００多元。煤矿分红，我们两口就８０００多元。我给村里管农业、搞绿化一年又有近万元的收入。平时，卖点农产品还能挣点儿钱。
现在，我们虽然在山区，可是生活一点不比平原地区差。吃不饱吃不好的日子早在１０年前就过去了，现在细粮吃不完，粗粮都是换口味时才吃。肉也不是稀罕物，家里每年养几头猪，隔不长时间就杀一头，小儿子家有一个冰柜、一个冰箱，我这儿有一个冰箱，留下１００多斤自己吃的肉，剩下就全卖了。
以前怕生病，怕因病返贫。现在生病也不怕，村里搞了合作医疗，平时生点小病拿点药，按缴费比例能报销百分之三四十，如果有了大病住院，能报百分之七八十。反正是什么担心的都没有了，就是一心搞生产，享受生活。说奔“小康”，其实我们早在好几年前就实现了。
现在村里的２８０多户人家，家家的生活水平都差不多。过去的生活和今天相比，那简直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我们农民从心里感谢小平同志指引我们奔“小康”。
陈松年（崇外街道居民）
我们老两口“小康”了
我是河泊厂东巷危改回迁的居民，现在住的小区叫都市馨园。我们老两口住的是“两室一厅”，大居室有近２０平方米，小居室也有十三四平方米，我们的客厅足有２０多平方米，摆上了方桌、椅子、沙发、高低柜，还有好多的空地。
我们老两口，一个今年７８岁，一个８０岁，能住在这样的大房子里，别提多知足了。这一切在前几年我们可是连想都不敢想。
我们原来住的河泊厂东巷是一条窄窄的小巷，窄到两辆自行车走对面，就谁也过不去的程度。巷子窄，巷子里居民的住房更窄，我们那个大杂院住着１３户人家，住房条件谁也比谁好不了哪儿去。
我们一家五口人住在一间２０多平方米的小平房里，房子是个细长条，门到对面墙壁的纵深只有两米半。除了放个桌子，放两张床，什么家具都放不下。东西只能乱堆着，在屋里稍微快点转个身，说不定就把什么物件碰到地上。
孩子没成家前，五口人坐在一起吃个饭都不成，印象中都是分拨儿凑合吃。我们有两儿一女，女儿大了居住越来越不方便，她高二那年，我们想方设法向邻居借了一间小房让两个儿子搬了出去，那时就觉得幸福得不得了。
平房的房顶、墙壁都薄，所以夏天像蒸笼，冬天像冰窖。夏天里，铁床头摸着都是热的，一到冬天，就算点着炉子，屋里也只有１０摄氏度。屋子特别潮，厉害的时候地面上能积水。
家里没有正经厨房，就是从窗根底下搭个小棚子，宽１．５米，深１米，正好放下煤气罐和灶。这“厨房”也有个门，可人进去要侧着身，进去后就只能横着动，连身子都扭不过来。“厨房”小得根本放不下锅碗瓢盆，做饭、吃饭的家伙都在屋里，切菜也要在屋里，准备好了再端到“厨房”里炒。
那时全院就一个水龙头，赶上做饭时间就要排队。院里也没有厕所，方便一次要出院走４００多米，才能有厕所。有一年冬天，下着雪，老太太要上厕所只能出去，结果一下子摔了个仰八叉，后脑都摔出了血，把一家人给吓坏了。
就是在这样的居住条件下，我们生活了３０多年。前几年，我们没有一天不盼着能住上大一点的房子。
危改两年后，我们搬回了昔日的家园，这里已经大不一样。从前的窄巷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马路，大杂院也没有了，一座座低层楼整齐地竖了起来。惟一没有变的，就是老邻居的友情，重聚后大家发自内心的笑声越来越多了。
住了新房后，家里的亲戚朋友都来看过，打心眼儿里替我们高兴，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你们老两口现在是‘小康’了。”我们对现在的房子太满意了，说心里话，和过去的小平房相比，这样的房子哪怕我们一辈子只住十天都知足，是小平同志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采写／范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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