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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上海市浦东新区招聘了中国第一批自主培养具有专业背景的社会工作者。如今上海已有约5000名社工活跃在民政、司法、青少年、医院、街道等各个领域，全市已有13所大专院校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
然而，对于大多数公众来说，这个最初只在海外电影里经常提到的群体，至今仍笼罩着一分神秘感。
“当社工的就是那些有钱的全职太太们。”“社工是搞信访的吧。”“他们干的和居委会大妈干的差不多。”“社工应该没有报酬。”……在记者随机采访的读者中，对社工的职业有着五花八门的猜测。
甚至，上海一家专门帮助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的“新航”社区服务总站，还曾无数次被一些旅行社找上门，说要洽谈业务。不知情的人看了他们牌子后，居然以为这是一家航空公司的售票处。
这些来自社会的模糊认识，往往让社工们哭笑不得。社工到底是做什么的？社会工作者是怎样的一群人？
一张没印手机号码的名片
采访上海“自强”禁毒社会服务总社总干事周峥时，她递上了一张名片，上面只有座机号码，并没有手机号码。记者便随口问她是不是漏印了。
“这不是漏印。不透露我们的私人联系方式，是我们的专业原则。”没有想到刚一采访，就遇到了这么特殊的“专业原则”。
上海乐群社工服务社的社工姚树梅前不久去香港实习，负责接待她的一位香港社工在她离港之前，含蓄地问道能否保留她的手机号码。姚树梅先是惊讶，不过很快就明白过来，这位社工是在征求她的个人意见，能否继续保持除了工作以外的私人关系。
周峥告诉记者，在社工的行规里，社工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只限于工作，一般不鼓励存在私人关系。这样做，既是为了保护服务对象的隐私，也是为了让社工们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能更好地开展工作。
几乎所有社工在接受采访时，都不约而同地强调说，“我们社工做的很多工作，有的看似居委会大妈做的，但很多方面是有很大区别的。”在社会工作发展十分成熟的地方，像我国的香港、台湾等地区，社工与医生、律师、教师一样都有着严肃的职业形象和专业的职业技巧。
服务于刑释人员的“新航”普陀区社工李雪西，就曾遇到这样一件事情———
2003年，长相漂亮的李雪西刚投入社会工作时，工作点就接受了一个因强奸罪而被判20年徒刑的刑释人员祁某。在一次社区刑释人员集中宣讲会上，祁某无故迟到，还边走边嬉皮笑脸地说着：“小姐，别人叫我来，我偏不来，你叫我来，我就来。”这时的李雪西，没有气急发怒，也没有委屈落泪，而是镇定严肃地对祁某大声说道：“请你先出去！然后再进来！”祁某一怔，走了出去，再走了进来。李雪西一字一顿地说道：“你，以为我们社工是做什么的？你走进来的时候，看清楚门上写的字了吗？”当时门上写着“社区矫正”。从此以后，无人再敢捣乱。
在“阳光”青少年事务中心的黄浦南仓街分点，四位出生于80后的年轻人负责掌握着全社区450个家庭的青少年的动向。在帮助与他们同龄甚至超过他们年龄的“问题青少年”时，他们身上隐现着不一般的成熟和自信。
“约见一些‘问题青少年’的时候，我们早就习惯了被他们‘放鸽子’。他们有的个头都比我高一大截，进了屋根本不瞟你一眼。”社工史习雯说。“但是，你要是能说出他们昨晚上在哪里，和谁在一起，他们就会对你刮目相看，因为这点连他们的父母都不太清楚。”
晚上打电话“排摸”这些青少年，是四位年轻的社工每天必做的工作。一旦遇到重点关照的对象情况不妙时，四个人会一起坐下来讨论行动方案，把在大学里社工专业课上学到的东西派上用场。“头儿”孔迪说：“我们不但擅长一对一地工作，也擅长团队合作，还会打电话联络老师、学校、青少年心理咨询机构一起上阵。”
最近，“自强”禁毒社工对460多名员工进行了一次“如何面对来自服务对象的表白”的培训。“一些戒毒人员在恢复健康过程中，对我们的社工产生了感情。因为多少年来，几乎没有人对他这么好，一旦有这样一个人出现，他们的内心同样也会燃烧起情感。”总干事周峥告诉记者，“我们则要求社工严格地把握自己的身份，委婉地拒绝对方，帮助吸毒人员走出误区。”
社工还是“公关高手”
虽然，很多社工点设在社区，工作也大多与人的心理相关，但是，社工不是心理医生。“心理医生能帮助个人改变内心的病态，但无法像社工那样，从一个人所处的外在环境入手，来改变他的生存状态。因此，社工应该像一位公关高手一样，擅长协调各种人际关系，整合社会资源。”乐群社工服务社主任申利民说。
今年“六一”，“乐群”的社工们组织了一些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游览上海。社工们通过联系社会上的博物馆、展览馆，为这些难得进入市区游玩的孩子们提供了免费的游览机会。一些社工告诉记者，六一前提出这个想法后，他们就开始在社会上活动，得到了不少游览点的支持，还动员了许多志愿者来义务为孩子们作导游。
“自强”的禁毒社工江建平，曾经帮助一位吸毒人员汤某创业。在戒毒成功后，汤某打算开一家面馆。但是，因为在汤某办证过程中，遇到了许多意料之外的困难。江建平了解情况后，为他四处奔波，动用了他的各种社会资源，联络到相关部门，终于帮汤某办理完各种手续。
记者发现，在任何一家社工组织里，优秀的社工似乎都有无数的“人脉”。像“新航”的司法社工为了帮助刑释人员回归社会，在户口难办、房子难找、工作难找的情况下，社工努力将居委会、街道、区政法委等方面的资源整合起来，为刑释人员找到合适的岗位。
有了社会资源，社工才能开展更多的服务。因此，社工就仿佛一根绳，各种社会资源就是散落在盘里的珍珠，这根绳将每一个珍珠牢牢串起，使之成为美丽的项链。
“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
所有的专业技巧与行为，都基于社工们对一种核心价值观的认同，那就是“平等，接纳，助人自助”。
2004年9月，“新航”宝山区社工胡美蓉在区刑释人员集中宣讲会上的发言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只因为她是这样开始演讲的：“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
“这些人都是吃过官司的，怎么能这么称呼？”有的人十分不解。但胡美蓉坚持己见：“现在他们就是与我们一样的社会人，我们的工作首先要从尊重他们开始！”从干了20多年的警察岗位转为司法社工后，胡美蓉一开始就显示出了她非同一般的眼光。
“在眼神里，从行动中，对方就能读出你对他的态度。这些人，曾经因为过错而被社会、家庭、组织所排斥，如果重新回到社会后还得不到尊重和接纳，他可能很快又回到老路上去。”乐群社工的主任申利民说，“尽管社会上的一些人对他们有偏见，但我们社工必须在认识上接纳他们。”
在乐群进驻的一个社区里，有大量的下岗人员。原本，这些人不愿外出，聚在一起时总带着自卑的情绪，也常因为一些极小的纠纷而激化矛盾。当社工进入他们的生活后，这些人开始打开多年封闭的心扉，让阳光照进幽闭的心灵。
“一次，有一户特困家庭的老人去世，没钱出殡。其他下岗人员纷纷掏出5元、10元，七拼八凑帮助这家人办了丧事。”申利民说，“你会看到，原来总是怨天尤人的人，开始向别人伸出援助之手。这表明他们的内心渐渐平衡，而且还热情地去帮助别人，这不正是我们社工最希望看到的吗？”
今年5月，宝山区刑释人员老傅，收到了北京某大学校长寄来的一封来信，邀请他去该校作一次远离毒品的报告。原来，在老傅释放后，他才得知一位好友的女儿读大二时，染上了毒瘾，弄得原本幸福的家庭支离破碎。老傅感慨不已，想到自己也曾受害于毒品，于是他悄悄请人写了一封信，讲述了自己对于毒品危害的切身感受，寄给了这位大学校长。没有想到校长很快就回了信。
采访帮教老傅的社工胡美蓉时，记者遇到了这位中年汉子。他最近刚找到高空擦洗玻璃的工作，顺道来看望胡老师。老傅告诉记者，胡老师在帮助他的两年里，患上了癌症，如今她的脊椎快被癌细胞侵蚀一空了，站立和行走要靠脊椎里的两块钛合金钢板和8根钢钉来支撑。
而胡美蓉，得知老傅写了那封信后，她就真正放心了。她高兴地对记者说：“因为老傅不仅能自立，还想去帮助别人了。”
东方医院的社工部，是许多老病号最爱串门的地方。这里的社工组织了一个“开心人俱乐部”，会员都是做过心脏手术的病人。做过两次心脏搭桥手术的陈耀忠，是“开心人俱乐部”的志愿者，不少病友听说他的治疗经历后纷纷前来咨询。社工部的负责人说，举办这个俱乐部的用意就是让更多的病友成为志愿者，现身说法，互相帮助。
因此，“助人自助”被社工们称作“造血式”的援助，也是每个社工追求的最高境界。
拿工资的全职“雷锋”
关于社工，曾有人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社工就是以助人为职业的人，跟雷锋有点像，但与雷锋又有很大不同，他们不是业余的、随机地做好事，而是有组织地、专业化地助人。”而这一批全职“雷锋”，他们是要拿工资的。
目前，上海的“自强”、“新航”、“阳光”三大社团的社工服务，主要依靠政府购买，每位社工每个月可拿到1500－2000元工资。
更草根化的一些社工服务社的经费来源则没有这么稳定，要“找米下锅”。但是一些员工们对工资问题看得很开，他们说：“做社工，最重要的是价值观。我们的价值不是由钱多钱少来体现的。帮助别人带来的内心满足感，是钱买不来的！”
在采访“阳光”黄浦区社工时，几位年轻的社工无一不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充满了热爱，他们高兴地向记者形容自己的精神状态“很快乐”！
大学毕业不久的社工王步青告诉记者，刚读这个专业时，也不知道这到底是干什么的。后来读了一阵子，就喜欢上了这个专业。而且现在能拿着薪水去做帮助别人的事情，实在是很快乐的工作。
一粒麦子要落在地里，才能长出一大片麦子
西谚云：“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仍旧是一粒；若是落在地里，就能结出许多粒。”一粒麦子可能有多种命运，但只有落在地里，才不会只被碾成了面粉，而是会长出一大片的麦子来。社工就像一粒麦子，它要是“落在地里”，而且这泥土是肥沃的，凭着它的爱心和诚心，就能对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只有900万人口的香港地区，拥有近26000名左右的专业社工，其运作的资金往往是政府与社会资本结合，每年的投入总数高达300亿港元左右。目前，上海只有“自强”、“新航”、“阳光”、“乐群”等为数不多的专业性民间社工组织，在它们的运行资金中，政府投入占了绝大部分的比例，每年总共为4000万元左右。虽然目前上海社工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它犹如一道社会稳定的缓冲屏障，其预防、调节、补救社会矛盾的功能已经日益显现。
近三年来，上海一些企业、医院、街道正慢慢开始接纳甚至主动要求设立社工的岗位，社工服务的领域正在不断拓展，深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乐群”医疗社工王步青，去年接到了“临终关怀”的第一个任务：陪伴一位肠癌扩散患者度过最后三个月。如今，王步青在经历了第一次与死亡的“正面接触”后，已经开始思考如何推行针对死者家属的“哀伤辅导”。
上海市民政局职业社会工作处处长黄志华告诉记者，目前，上海社工的认知度还不高，发展的环境还需完善，同时社工的专业水平也需要不断提高，所以引进了一些香港的社工参与到上海社工的工作中。黄志华表示，在未来的5年内，上海将发展3万名社工和30万名义工。
一个城市的社工职业化和专业化发展水平，也从一个侧面体现着这个城市的现代化程度。可以相信，这个令人温暖的职业，经过10年跋涉之后，前行的步伐一定会越来越坚定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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