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大学精神 培养创新人才 许智宏

　　主持人：今天，我们能和三所知名高校的校长、书记坐在一块儿，这是我们的幸运，因为很多朋友跟我说，大学上了四年，也很难有机会和自己的校长、书记说上一句话，因此他们觉得很遗憾。不过，这种遗憾在北京大学会非常少，因为许校长的办公室特别容易进去———许校长特意在他办公室的门上留了6个字：不必敲门，请进！（全场笑）通过这个细节，我们可以感受到北大自由、平等的氛围，而许校长能够这么做，本身也应该是他对北大精神的一种独到理解。
　　下面让我们欢迎许智宏校长演讲。（全场鼓掌）
　　各位朋友、各位同志，回到上海来，我有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因为我1965年从北大毕业以后，考上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后来参加工作时就到上海来了。我前后在上海工作了27年，一直到1992年年底调到中国科学院当副院长。本来想，干到60岁我就可以回上海继续我的研究了。但到1999年底，我又到北大去当了校长，这下子就回不来了。（全场笑）
　　但上海我还是经常来的，所以这次受到我们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的邀请到上海来参加“文化讲坛”，我非常高兴。实际上，这件事复旦大学的秦书记也做了努力。记得上次参加交大110周年校庆的时候，秦书记就和我讲了这个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主题，心里还把握不准。昨天晚上到这里后一打听，我要第一个讲，我就真不知道该怎么讲了。但不管怎样，刚才尹社长说让尽管放开讲，这样一来我心里就松了口气。（全场大笑）本来我还准备了一个提纲的，既然尹社长这么讲了，我就不照提纲讲了。（全场笑）

　　从引用的三句话中，也许可以从一个方面看出北大的一些精神，看到一个大学应该坚持的是什么

　　实际上，大学精神是一个很难讲透的题目，各位朋友如果查一下教授们的著作或者文章的话，大概也会看到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什么叫大学精神？我也没有系统地研究过大学精神，秦书记、陈希书记他们可能有更多的研究。因为说实在的，我大学毕业就在科学院工作，我的背景是科学家，我没有在大学当领导的经验，现在算来到北大六年半了，但和在座的秦书记、陈希书记比较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还是一个小学生，我还需要不断地学习。所以对我来说，怎么来体验大学精神，我需要不断地来把握。
　　我想从我们北大的几位前辈讲起。大家知道，北大的蔡元培校长曾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过卓越的贡献。有记者问我，许校长你到了北大以后有什么新招没有？有什么发展？我坦率地讲，我所做的，只是传承了当年蔡校长的理念。北大一百多年来的传统，是由蔡元培先生开始奠定的。不久前，我到上海来，参加为纪念蔡元培先生而建的图书馆的落成典礼，那次我讲了这个事情，蔡校长非常伟大，他给北大留了8个字———“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是北大精神的核心。
　　大学是培养人的，它是一个研究学问的地方。从这个意义来讲，大学必须提供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使我们的教员们能够静下心来，来研究学问。同时，大学还必须有一种包容的思想。北大一百多年来，像毛主席讲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基本是贯彻这种思想的。北大提供了一个比较宽容的学术环境，但是它又很包容。说实在的，北大的教授各种情况都有，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在这个过程中，北大得以不断成长。这是第一点，我引了蔡元培先生的话。
　　第二点呢，我想引一句鲁迅先生的话。鲁迅没有在北大当过教授，但他前后在北大教过很多年的课，对北大非常熟悉。他给北大留下一句话，他说，“北大是常为新的”。说起历史上的北大，大家会更多地讲北大对中国革命起的作用。从传播马列主义，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北大在历史上作了很多贡献。实际上，一直以来，无论是在政治上、思想上，还是在学术上，北大都在不断地创新。鲁迅先生这句话就说明了，北大在历史上永远在追求新的东西，或者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在追求一种创新，追求一种卓越，追求一种excellency（杰出）。
　　另外，我还想引一句马寅初校长的话。马寅初校长是北大历史上一个骨气非常硬的校长。他讲过，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他的意思就是说，作为北大来讲，为了追求真理应该舍得牺牲一切。这方面，他本人为我们北大人树立了一个非常卓越的典范。从他当年提出的新人口论，我想可以看到我们马校长的一种骨气。
　　由于历史原因，当时他受到了批判。我1959年考上北大不久，全校就兴起了批判马校长的政治运动，批判他的人口论，说他的新人口论是马尔萨斯的翻版。我还记得马校长在全校师生的批判会上答辩的情形，当时他讲的是浙江话，很多北方人都听不懂。他讲：“我的‘马’是马克思的‘马’，不是马尔萨斯的‘马’。”
　　可以看到，我们的马校长确实不一般，并没有在批判的潮流之下屈服，因为他觉得真理在他手里。我记得，他当时还在一本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他讲他当时已经年近80岁了，大家还批判他，他只能单枪匹马出来应战。但他讲，他从年轻时就开始洗冷水澡，已经练得清醒的头脑，不怕出来应战。我想，从马寅初先生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骨气。虽然那场批判让他从校长的岗位上下来了，但是他并没有为这些事所屈服，他依然坚持真理。最终，他的人口论、新人口论，他主张的计划生育，还是得到了政府的采纳。当然，很多人认为如果当年就开始执行计划生育，我们人口至少会少3亿，就会解决中国今天的很多问题。所以，我在北大对文科的教授们讲，我们应该有像马校长这样的精神，为了真理，为了国家的发展，应该提出我们的思想。
　　北大作为一所有着辉煌历史的大学，很难概括性地拿几个字来讲北大的精神是什么，我引上面这么几位前辈的话，也许可以从一个方面看出北大的一些精神，或者透过这么些精神，来看到一所大学应该坚持的是什么。
　　我想，大学是培养人的地方，它特别是对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未来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我们都讲，一所大学好不好，不是看它有多少大楼，过去北大的蔡校长、清华的梅校长，这方面都有过很精辟的见解。他们认为，一所大学的名望的树立，是靠学校里有一批对社会发展很有影响的教授，最终，由于这样一批教授使得学校能够培养一批学生，当学生们离开学校走向社会的时候，能够对社会各方面有很深刻的影响。这正是一所大学之所以能够存在，能够赢得社会声誉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与其让她在北大苦恼两年，学习不喜欢的东西，为什么就不能让她转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去呢？

　　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是非常严肃的。今年刚开过的全国科技大会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们中国要建成创新型的国家。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包括我们今天的清华、北大、复旦，还有全国一批优秀的大学，都属于研究型大学的行列。他们肩负着非常重要的担子、历史的责任，他们要为国家培养创新型的人才。
　　怎么培养创新型人才？我们中国的大学能不能来培养这种创新型人才？我想，这个和我们大学的精神是直接相关的。很难设想按照目前的教育体制，我们的小学、初中到高中这种应试教育的导向，能培养出创新的人才。如果大学还是照这种方式引导的话，我觉得中国就没希望了。大学的创新从这个意义来讲，它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不能真正的创新。所以我认为，作为大学的领导者，应该不断地反思我们目前的体制、政策和方针，是不是有助于启迪同学的创新思维？是不是有助于教授更好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大学是培养人的，我认为这个培养人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要不断地培养学生。每年都有很多很好的学生到我们大学来，能不能培养出对社会各方面有用的出色的人才，这是大学的责任；另外，我们每年有很大一批教员，大学应该培养他们在大学这种环境下，通过研究，通过教育，使他们成长为学术的大师、科学家、著名的学者，以他们的言传身教来带动更多的年轻人。我想在这些方面，我们中国的教育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还需要我们不断地反思。
　　今天的社会，有太多的急功近利和目光短浅的事情，社会上各种现象都会在大学里有所反映，或者使大学受到影响。作为大学，怎么真正形成一个比较宽松的学术环境，使我们的教授能够倾心研究，同时对我们学生来讲，也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学习环境，使他们能够安心地学习，这是我们教育的任务。
　　中国的古话讲，要传道、授业、解惑。首先，我们要给学生一个基本的框架，这是基础。同时，要教会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高这方面的能力，要有一种批判的精神，这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还要教学生离开学校以后，他能够有不断进行学习的能力，因为今天的科学发展太快了，知识的更新也非常快，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不仅对同学，对老师也是一样的，都要形成一定的国际视野，这是对今天我们的教员、对我们同学的要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来谈弘扬大学精神，这对于培养今天的创新型人才，的确是非常重要的。
　　这几年，北大在这方面也在不断地探索。举个例子，我记得几年前有一位女同学写信给我。她说自己觉得非常苦恼，原来她在理科学习，成绩非常优秀，又是学生干部，可她却希望转系。所在院系领导觉得很奇怪，她各方面条件这么好，为什么还要转系？系里怕影响大家，没同意她的转系申请。她没办法，就写信给我，说她对理科实在没有兴趣，说她所有的业余时间都在北大图书馆里面看文科方面的书籍，她真心希望转到文科去。我就和我们教务商量，这么一个女孩子，与其让她在北大再苦恼两年，学习不喜欢的东西，为什么就不能让她转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去呢？
　　所以，我们教育的改革，实际上要牵涉到每一个人教育的理念、教育的思路，这些都必须要转变。当然，这几年我们转系的比例，已经从原来的3%提高到10％，再到现在的20％，我希望今后逐步地来增加学生选择自己专业的机会。

　　如果你到北大来再要计较自己要不要考99分、100分的话，那太可悲了

　　大家知道北大的"元培"实验班，入学时只分文理科，不分专业，到二年级下学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条件自由选择专业。去年第一届学生毕业了，我找他们座谈，问他们四年下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他们告诉我，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选择。
　　大家可以想象，今天我们的高中毕业生到大学，到我们学校后问他们为什么要考我们北大，他们讲不出，说是爸爸妈妈叫他们考的，是学校的老师叫他们考的，因为北大是名校。所以，很多的同学到我们学校之后一年两年，都不知道要学什么。当然，这是我们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得不放到大学来解决。
　　所以每年新生入学，我们坚持开座谈会，听听他们的意见。我都跟同学们讲，如果你到北大来再要计较自己要不要考99分、100分的话，那太可悲了。我当然希望你们每个人好好学习，能够功课学好，但不是考99分、100分，争取班上考第一名。在大学，应该更多地注重培养自己的素质，培养自己的能力。
　　今天的社会变化太快了，不像我们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大学毕业是国家分配，但今天我们在座的很多年轻人，很少再有一个人一辈子就在一个单位工作，或者一辈子就做一个研究。世界变化太大，年轻人面临着太多的挑战和机遇。所以对今天的年轻人，我们必须使他们能够在大学打下扎实的基础，能够适应时代的挑战，能够应对这种变化的社会。但是同时，我们必须要教育他们要有非常强的社会责任感，这是大学的任务。学生要有很好的人品，有社会责任，不单单有知识、有学问就可以了。这是我们北大近年一直在强调的。
　　大家知道最近我们在宣传北大的一位老师孟二冬，他是一位很平凡的老师，默默无闻，但是他做学问做得很好，他对学生也非常关爱。我们要在老师中倡导这种潜心做学问的，倡导能够把自己的精力贡献到学问上去，贡献到培养学生上去的老师。我们今年也在宣传王选院士，他也是很谦厚的老师，他追求的是科技上的卓越，不断的创新。所以我想我们的大学需要这样一种很平凡的老师，当然一所著名的大学，也必须有非常出名的大学问家来组成这样的大学。
　　我们一直讲，大学是在为国家生产一些人才产品，但大学不是一个简单的生产产品的工厂。我不希望我们大学生产的产品是一样的。我更希望大学是个花园，我更关注生物界的多样性。我想大学应该是一个花园，我们每位教师都是园丁，花园里面应该生长着不同的花草，有树木，有灌木，我们园丁的责任是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使这个人在校园里得到最好的成长，但是每个人又有非常鲜明的个性。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的话，那么我们今天的大学就成功了。
　　谢谢大家！（全场鼓掌）主持人：谢谢许校长。许校长说得多好，大学是一个花园，这花园里面每个学生都是独特的花草，我们通过许校长的讲话，也可以体会到北大精神对于学生独特的珍视，再次谢谢许校长！（全场鼓掌）

　　

    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灵魂 陈希

　　主持人：提到北大，大家就自然而然地会想到清华大学，因为两所大学是邻居，虽一墙之隔，风貌却是大不一样。与北大的娴静、悠然相比，清华的速度更快。今天，这个速度可以通过坐在我们面前的这位温文尔雅的陈希书记体现出来。大家可能不知道，陈希书记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曾经获得过北京市高校田径运动会的百米冠军，这个速度够快吧？（全场笑，鼓掌）在清华读书，然后留校任教，现在又担任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可以说，陈希书记和清华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也更加亲切而清晰地体会到了清华精神的内涵。下面就欢迎陈希书记演讲！（全场鼓掌）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朋友，非常高兴到这里来参加“文化讲坛”。我也是因为非常偶然的原因到这里来的。
　　跟大家说实话，我有一个毛病———“恐记者症”。（全场笑）刚才主持人说我是百米冠军，这不假，但是我从小就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小时候医生就跟我说，生病就一定要吃药，所以我就一直记住“有病就得吃药”，我有“恐记者症”，所以我也得吃药，我的药就是这个（举起手中的讲稿）。（全场笑）所以我不能像许校长那样那么潇洒地脱稿演讲，他能那么潇洒，估计他没我这个病。（全场大笑）
　　今天能来这里，我确实很高兴。原来我们大学书记的自我定位是“做家里事情的人”，到“文化讲坛”讲大学精神是校长的事情，书记的事情是哪里不稳定，哪里有意见，思想不一致、利益不平衡，我们去做做工作。（全场笑）你们的“娘家人”秦书记说他自己也来，我就壮胆了，他也来我就没问题了。（全场笑）但是后来我发现自己被他“诓”进去了，因为他是新闻学院出来的，没我那个“病”。（全场大笑）
　　今天我和大家交流一下大学的精神，谈大学精神确实是很有意义的主题，但是这个主题也很严肃，刚才北大校长、生物学家非常轻松地把这个话题讲下来了。我讲得稍许沉重一点，因为我们这个清华建校就比较沉重，所以我们总是在一种既轻松、又沉重的环境中工作，下面我想结合清华的情况来谈一谈我对大学精神的理解。

　　软的东西有的时候比硬的东西难获取，但更久远

　　我们一直也在想，大学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好的生源这个当然很重要，好的建筑也很重要，另外，大师无疑是最核心的，但是我们觉得大学的精神应该是学校最核心、最宝贵的东西。软的东西有的时候比硬的东西难获取，但更久远。硬的东西，比如说盖房子能够找到钱就可以盖，如果经费比较充足，聘教师也是相对比较容易的，但是最难的是一所学校几十年、上百年积淀下来的精神。
　　有时候我们也在想，电视大学、网络大学有没有可能替代有校园生活的大学？我的基本看法是不可能。网络、电视都可以做到一件事情，就是把全国甚至全世界某一门课教得最好的教师请来，但是他不能培养出一个整体上最好的学生。为什么？在我理解，学校的教育最本质的过程是人文的过程。从同一所中学毕业的孩子，考入不同的大学，一年下来两个孩子就有变化，不一样了。什么使他变化了？不仅是课本的内容，是这个学校的文化熏陶、这个学校的精神力量的驱使，使他变化了。大学精神的重要性，是其他所有的东西都不能替代的，所以我的基本结论是———有校园生活的大学，是基本不可能被高科技替代的。
　　“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倒需要讲讲理由。”
　　说到清华的大学精神，有几个非常突出的特点，第一个就是爱国奉献。这里面有三个层面：
　　第一，“爱国根基于明耻。”创建伊始的清华是一所用标志着中华民族丧权辱国的“庚子赔款”举办的留美预备学校，目的是为了培养“追随美国的精神领袖”；学校紧邻惨遭英法联军蹂躏的圆明园，校址的一部分就是被帝国主义洗劫过的王府废墟。清华学子每天面对残垣断壁，民族耻辱袭上心头，渐渐成为“知耻而后勇”的精神力量。这样的历史场景使“爱国”成为清华人伤痛心灵中顽强的意志。当“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从北京城传到清华园后，闻一多先生只将岳飞的《满江红》书于墙壁，清华学生的队伍就集合起来了，浩浩荡荡向城中进发；当日寇铁蹄进逼华北，清华学生发出了“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的呐喊，这成了“一二·九”爱国运动的动员令；在香港回归之夜，全校师生挥泪欢呼，清华园里处处可见的是奔放豪迈的爱国激情！
　　第二，“爱国行动无需理由。”根基于亡国之耻、落后之耻的爱国意志，在祖国、民族需要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地化为爱国行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面对帝国主义的核讹诈，一大批清华校友奔赴沙漠戈壁，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为我国“两弹一星”的研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当年，王淦昌先生在接受研制原子弹的任务时，听到周恩来总理这样的指示：“我们刚起步的国防尖端事业，需要尖端人才，需要第一流的科学家。我们的祖国需要更加强大。”王淦昌的表态简单明了：“我愿以身许国！”在这个言辞简单而意志刚毅的表态之后，是十几年的隐姓埋名、别亲离家！
　　物理系1935届校友彭桓武先生是"两弹一星"的元勋，他曾经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师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玻恩教授，因提出物理学的HHP理论，与导师共同荣获爱丁堡皇家学会的"买克杜加尔－布列兹班"奖。他因返回祖国而中止了多项研究工作，而其中已有两项被后来的研究者摘取了诺贝尔桂冠。许多人为他惋惜，问他："当年为什么要回国？"他不假思索地说："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倒需要说说理由！"
　　第三，"爱国就要上大舞台、干大事业。"长期工作在核试验基地的朱凤蓉是清华工物系1966届毕业生，现在已成长为一名女将军。她深情地说："我们是从清华毕业的极普通的学生，仅仅因为我们投身到了一个伟大的事业中，仅仅因为我们把自己的理想追求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才体现了我们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清华在学生中大力弘扬"爱国、成才、奉献"的传统精神，开展"我的事业在中国"主题教育，鼓励学生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战场去建功立业。
　　工化系1982级校友喻宝才毕业后前往大庆石化总厂，他从技术员、车间主任、厂长，一直到公司总经理，在每个岗位上都博得群众的好评。2003年他调往兰州石化任总经理，大庆职工流着眼泪为他送行，短短几天内给他的网上赠言就达5万多字，有人说，喻总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让我们体会到什么是人生的真正价值。喻宝才回母校给学生作报告时说："清华人不应该只以实现个人的优越生活为目的，还应该有更高的人生目标和理想，应该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再给大家讲一个我自己都很感动的一位毕业生的情况。清华1978级学生许铁成，他毕业以后被分到航天部五院去做卫星科研工作，后来中央机关支教团派他到延庆一中做支教老师。他做得非常好，后来延庆一中的校长都想把他留下来，这个人也很朴实，他就说，你跟我们领导说，领导同意我留下来，我就留下来。后来校长跟单位领导做工作后，他就留下来当老师了，一当就当了18年。延庆县当时是北京最苦最穷的县，延庆一中以前没有考到清华的学生，他去了以后工作非常努力，当毕业班的数学老师，之后每年都有学生考到清华。他说自己每年都会带着学生到清华来看"二校门"，激励他们努力学习。
　　我为什么会感动呢？当老师的人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孩子，他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别人家的孩子身上，他的孩子大专都没考上。他也被请回学校在毕业典礼上发言，他说自己最不安和愧对的就是自己的孩子没有考上大学，但是很欣慰的是自己的学生成材了（热泪盈眶）。在这期间，他的同学觉得他在延庆一中当老师生活比较苦，就说，你到我们的公司工作，我一定可以让你收入很好。然后他就思想斗争，毕竟当时两者收入差距很大，但是最后他没有去，他说我到你们公司，做得再好，撑死了也就是一个人才，但我如果教这些孩子，可以有一批人成材。
　　近年来，我校国防定向生的规模逐步扩大，每年都有一批毕业生携笔从戎。他们每个人都面临着金钱和物质利益的诱惑，但最终还是坚定地走上了国防之路。他们说："也许我们以后的生活中没有大都市的繁华，更不可能腰缠万贯，享乐安逸不属于我们，无私奉献才是我们的责任。"
　　我想，这些都是新一代的年轻人受到清华精神的熏陶的结果。

　　科学务实就要做到不唯上、不唯书、不唯洋、不唯他，只唯实

　　清华精神的另一个特点是科学务实。体现科学务实精神的首先是学校的校风。在清华校园中心处矗立着一个醒目的日晷，日晷基座的正面刻有"行胜于言"四个大字。现在，每逢毕业时毕业生们都要穿上学位服在此拍照，因为与"行胜于言"四个字的合影能够最鲜明地表示自己是清华的学生。朱自清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曾经说过："清华的精神就是实干。"这种精神能够清晰地在清华人的身上得到解读。
　　在清华，科学务实精神突出地体现为学校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科学规律办事的态度，表现于"不唯上、不唯书、不唯洋、不唯他，只唯实"的坚定信念。
　　"大跃进"时期，全国城乡一度淹没在唯意志论的空洞口号之中，但清华保持了相对的冷静，注意把广大师生的热情引向了"攀登科学高峰"的目标上。水利系师生在张光斗教授的带领下，投入到华北最大的密云水库的工程设计当中，学生们"真刀真枪"地搞毕业设计。也是在那个充满激情的时期，清华启动了电子模拟计算机、原子能反应堆、电视发射接收系统、硅单晶材料和硅晶体管等一批尖端科研项目，努力实现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使学校科研在总体上有了一个真正的大发展。
　　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不仅造就了清华卓越的理工科，也孕育出了别具特色的人文社会学科。历史上的清华学派不尚空谈，讲求实证，主张中西融汇、古今贯通、文理渗透。当年，清华文学院历史系非常重视考古，教师带领学生到野外考察，用地下的文物验证历史理论。清华至今藏有大量那时留下的甲骨文；金岳霖先生是首先把西方的符号逻辑系统介绍到中国来的人，这项体现中西融汇、文理渗透的卓越工作，正是他在清华任教时完成的。清华今天的文科建设正在努力发扬这个传统。

　　我们不但要"名副其实"，更要"神形兼备"，还要"与时俱新"

　　清华精神的再一个特点是勇于创新、追求卓越。这也是清华治学育人的基石。在新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清华把学生的培养目标定位为"高素质、高层次、多样化、创造性"的骨干人才，把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放在首位，强调实践教育和因材施教，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培养，把提高创新精神和能力作为培养的重点。
　　只有勇于创新，才能取得卓越的成果。
　　清华核能技术研究群体是学校勇于创新的典范。1963年，一支平均年龄仅23.5岁的清华师生队伍，立志"用我们的双手开创祖国原子能事业的春天"。他们在北京郊县的偏僻山区艰苦创业，建成了我国第一座自行研究设计、自主建设的核反应堆。在这种创新精神的激励下，那个搭帐篷、住山神庙的师生队伍，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以核能为主、多学科综合、国内外知名的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40多年来，核研院瞄准国际先进核能技术发展前沿，成功地研发了一体化壳式核供热堆和模块式高温气冷堆技术，培养了一大批高层次人才，使我国在世界新一代核反应堆发展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弘扬勇于创新、追求卓越的精神，就要凝聚创新的集体，锻造卓越的团队。清华的一个优良传统就在于发挥群体的优势，集中力量干大事，敢于组织多学科大兵团作战。原子能反应堆研制、密云水库设计、小卫星的研制等科研活动都体现出这种团队意识与大局观念。从学科带头人、年轻的技术骨干，到实验室、车间、后勤的工人师傅都在各自的本职工作中写下了精彩的一笔。多学科交叉、多部门配合、群策群力、协同作战，这种团队精神，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清华人弥足珍贵的办学财富。
　　强调团队精神就要求各项工作相互配合，各方面人员密切配合。蒋南翔校长当年在清华倡导"双肩挑"的政治辅导员制度，本质是"红""专"结合，政治与业务渗透。业务工作优秀的人懂得政治思想工作，而政治思想工作优秀的人又懂得业务。政治辅导员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就是要学习成绩好、业务能力强的人来担任。在清华，政治工作和业务工作始终与团队的整体不可分。实践表明，担任过政治辅导员的清华校友，许多人成长为新中国各条战线的优秀骨干，成长为学术大师、兴业之才和治国之士。
　　清华从建校之初就非常重视体育教育，因为体育锻炼不仅可以健体强身，更能培养团结协作的精神。那时，一位学自然科学的人来到清华改行搞体育，并把一生奉献给了体育教育事业，他就是清华著名的体育教师马约翰先生。他在体育教育中强调："球队得分比个人得到掌声更重要。"
　　一个卓越的团队必是一个创新的团队。近年来，清华研制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集装箱检测系统，这套系统将加速器、核探测器、核电子学、辐射防护、核信息处理等核心技术，与计算机、网络、自动控制、精密机械等相关技术集成于一体，实现了多方面的自主创新，获得2003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这项技术的研发中，还培养了一支主要以青年教师为骨干的思想好、业务精、作风硬、有较强组织能力的研发及管理的团队，这项成果不仅是自主创新的典型、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典型、开拓国际市场的典型、政策协同支持的典型，更是团队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典型。
　　各位朋友！当前，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新的历史时期我国高等学校面临的一个新的历史机遇与挑战。要实现这样的奋斗目标，就要全面准确地把握一流大学建设的内在规律，不但要努力建设一流的师资队伍、一流的学科，还必须高度重视建设与一流大学相适应的大学精神。优良的大学精神既是一流大学建设的强大动力，也是一流大学建设的核心内容，是一流大学的标志之一。大学精神的核心价值是永恒的，但也会根据时代的变化赋予新的内容。高楼大厦是大学之"形"，一流名师是大学之"实"，而优良的大学精神乃是大学之"神"。我们不但要"名副其实"，更要"神形兼备"，还要"与时俱新"。在今天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我们要努力建设与世界一流大学相适应的优良的大学精神！我相信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像北大、清华、复旦这样一批研究型大学，一定会为我们民族的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谢谢大家！（全场鼓掌）
　　主持人：我非常高兴地向大家宣布，陈希书记的"恐记者症"今天在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痊愈了！（全场笑）正像陈书记所说的，校园的大学精神是不会被任何新技术、新科技所替代的，这也正是大学精神的魅力所在。谢谢陈书记！（全场鼓掌）

　　

    大学文化的精髓 秦绍德

　　主持人：有人说北大是泉水，娴静、恬淡；清华是岩浆，喷薄、奔腾，复旦是什么呢？秦书记有个非常贴切的比喻，复旦是深深水，静静流，这六个字把复旦温和、细致，不动声色的骄傲这些特质生动地展现出来。担任过《解放日报》的总编辑，再回到大学任党委书记，秦书记用新闻的角度、学者的眼光审视大学精神，一定有很多独特、新鲜的见解。下面欢迎秦书记演讲！（全场鼓掌）
　　各位朋友：今天，我很高兴能够回到解放日报，出席“文化讲坛”。在这里有我的师长和同事，用一句过去常用现在不用了的语言，就是“我们一起共同战斗了很多个不眠之夜！”（全场鼓掌）
　　几天前，全社会关注的高考刚刚降下帷幕。考生们如临战场，家长们牵肠挂肚，众媒体报道不遗余力，这一切都传递着一个信号：大学处于当今社会生活的中心。对于大学工作者，也传递着一种压力：你怎样培育好一代又一代的青年，用什么样的文化熏陶他们。
　　大学文化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这方面的文章很多，很多人在探讨。它主要包含三层：一是大学的物质文化，如大学的校园、建筑，这个确实各校都不一样；二是大学的制度文化，指它的体制、机制等等；三是大学的精神文化。大学文化的核心是精神文化，也就是大学的精神。
　　世界上的大学究竟有多少？没人统计过。中国有两千多所，美国有六千多所。各国的大学形形色色，不同的规模、不同的层次、不同的特色。要探讨那么多大学共同的大学文化，很难。所以，我们能讲出来的，都是自己所在大学的视野里面的大学精神和文化。比如，北大讲出来的是北大文化，清华讲出来的是清华文化，那么我作为复旦的管理者讲出来的很多思考，很可能就是复旦的文化。但是，世界上许多很优秀的大学，或者用一句很时髦的话叫作“顶层的大学”，也有很多共同的大学文化和精神。我今天主要想探讨一下，一些比较优秀的综合性大学的文化精神里面共同的东西。或者说，从文化的角度看，大学究竟是什么？

　　大学是天空和海洋

　　这里说的是大学文化的包容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大概是所有大学都想追求的一种境界。韩正市长去年在复旦大学举行的“上海论坛”上说得好，他说：“大学的内涵在于‘大’，这不是面积上的大，而是精神上的大。”
　　大学从创立起就体现这种精神。大学创立于中世纪，大学(University)来自拉丁文名词“universitas”,意思是“整体”、“社会”、“世界”、“宇宙”。因此，大学从词源上就已经蕴含了包容万象的特性。这种包容性在大学数百年历史中不断发展丰富，使大学成了一块包容不同学派、观点、人才，能够自由开展各种学术研究和探讨的领地。这种包容性已经成为大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大学在创办之初就秉承了这种精神。上世纪初，马相伯老人在创办复旦公学的时候，提出12个字，叫“囊括大典，网罗众学，兼容并收”。此时的马相伯已经67岁，但是老人一点也不守旧。在复旦创办之初，就吸纳了十几位留洋的学有专长的教师，开设的课程令人耳目一新。今天我们鼓励从国外引进，其实在一百多年前，老祖宗早就做了。
　　这个时期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1902年，34岁的蔡元培为进一步研究欧洲文化，登门拜马相伯为师，再三恳求长自己30岁的马相伯，像当年教梁启超那样教自己拉丁文。马相伯被蔡元培执著的求知精神所打动，同意收他为弟子。从此，蔡元培每日清晨步行五里，从任教的南洋公学赶至徐家汇天文台马相伯住地学习，风雨无阻。南洋公学也就是交大的前身，看来这几所大学在创建时都有点关系。
　　15年后，蔡元培当了北大校长，他提出了“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思想，北大不仅包容了旧学代表和拖长辫、着异服的前清遗老，更包容了接受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进步青年教授。从马相伯的“兼容并收”到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这不是偶然的，它反映出这些教育先贤们对大学办学思想的共同理解。
　　外国的大学也是这种思想。大家知道，韩国人说，他们有三所最好的大学：首尔大学（SeoulUniversity）、高丽大学（KoreaUniversity）、延世大学（YonseiUniversity）。他们把这三所大学的英文第一个字母连起来，叫做“SKY”，也就是天空,寓意无比辽阔，包容天下。今天，我要做一个小小的文字游戏。我把演讲台上的三所学校———复旦、清华和北大（Fudan、Tsinghua、Peking）———的首个英文字母连起来，就是“FTP”。（全场笑）对不起，把复旦放在第一位，纯粹是为了游戏需要。（全场大笑）“FTP”是IT专用术语，指一种目前使用较广泛的文件传输协议。只要你按照一定的规则，你就可以获得各种丰富的电子资源，同样也可以贡献资源。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大学就像“FTP”一样，它超越了时空，有着更大的包容性。
　　我们把大学比作天空、海洋是非常贴切的。大学胸怀宽广，包罗万象，求真、求善、求美。对学术而言，有不受约束的天地；对学子而言，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对学校本身而言，百川汇入大海，拥有丰富的资源。大学的影响，吸引力即在于此。

　　大学是深深的水，静静地流

　　这里比喻大学追求学术和真理的一种精神。大学对学术和真理的追求是永恒的，这种追求表现在始终坚定地前行，始终不懈地努力，表现在不盲从、不轻弃、不屈服、不张扬。这种追求就像深深的水，静静地流。虽然默默无语，但静默之中却蕴含着巨大的决心、执著和勇毅。这种追求是大学里最令人钦佩的特质。
　　有这样一个故事。我们公共卫生学院有个血吸虫病防治专家，叫苏德隆。1957年初夏，毛主席到上海，接见文艺界和学术界的专家时，特意走到他面前请他谈谈对防治血吸虫病“三年预防、五年根除”的目标的看法。毛主席问：“三年能否预防血吸虫病？”苏德隆教授说：“不能。”毛主席又问：“五年呢？”苏教授说：“也不能。”毛主席又问道：“那七八年呢？”旁边的同志见毛主席脸色已经有些不对，就杵了杵教授，苏教授才缓了缓语气说：“试试看吧！”他汇报了当前血吸虫病疫情的现状，向毛主席提出预防和消灭血吸虫病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依靠中国当时的人力和物力，短期内不可能见效，指出《农业发展纲要》中规定五年消灭血吸虫病是没有根据的。毛主席大为震惊，后来采纳了苏德隆的意见。在外人看来，这个教授有点迂。是的，大学里有许多教授就是这样迂，在科学的问题上不趋炎附势，不说假话，不肯让步。这种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唯有如此，学术才能繁荣，科学才能进步。
　　大学对学术的追求，特别表现在对学术自由的追求。大家都知道复旦有个中英文造诣深湛的陆谷孙教授。当年他可是个“白专典型”。陆教授1959年被下放到农村去劳动，他舍不得丢下学术，就在田埂上背诵普希金的诗。被人发现以后，就禁止他背。禁止背，他就在心里背，从普希金到莎士比亚，从中文到英文。他后来自嘲为是“田埂上的小布尔乔亚”，也就是田埂上的小资产阶级。但正因为有了“田埂上的小布尔乔亚”坚持学术研究，才有了后来得了大奖的《英汉大词典》。这本词典被列为联合国翻译文件的指定工具书。
　　有的时候，教授们对学术的追求，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即使环境不容许，他们也不是那么在意。“文革”期间，学术研究饱经摧残，我们的一批教授饱经风霜。
　　有一次，批斗复旦党委的王零书记，谷超豪教授、章培恒教授和后来任复旦校长的华中一教授作为"白专道路"的标兵被勒令陪斗。王零书记站在中间，谷超豪、华中一、章培恒三人分立两厢。后来谷先生和章先生遇到，回忆当时的情景。章培恒教授说他当时想的是："再有一个人陪斗就颇有旧戏舞台上的架势了，中间一个主帅，旁边四员大将。"谷超豪先生说他当时在想："中国的重理轻文真是到了无孔不入、无可救药的地步，连分配'白专道路'的代表名额，也是理科两个，文科只有一个。"你瞧，在遭批斗的场合，文学教授想的是戏剧，数学大师关注的是文理平衡，他们的思想已自由地驰骋于禁锢的天地之外。

　　大学是传统的，也是创新的

　　现在出现了一种尊重传统的倾向。房子是老的好，被列为保护性建筑；物品是老的好，叫古董文物；人也是老的好，"姜还是老的辣"。这对于文化建设未见得是坏事。大学也是一种老事物，寿命远超过一般的机构。有人做过统计，自从1530年以来，西方世界只有85个机构存活至今，其中就有70所大学。
　　大学也是老的好。中国的大学诞生也就一百多年，与欧洲的大学相比只能算是后辈。但各校都在挖掘历史，筹备百年、八十年、六十年校庆。因为大家都懂得，一所大学的历史底蕴对学校发展、对提高社会声誉、对团聚人心影响都很大。最近几年，很多大学建了新校区。搬迁中最大的难题不是交通的不便、办学成本的提高，而是无法将老校区的历史文化氛围整体搬迁到新校区去，没法克隆。
　　大学为什么能够长久生存，永葆活力呢？
　　传统是大学发展的基础，文化底蕴是大学的土壤。一代又一代新人就根植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大学是传统的守护者。
　　大家都知道清华国学院的著名学者陈寅恪。他是复旦早年的毕业生，复旦中文系著名的教授蒋天枢是他的学生。陈寅恪教授晚年的时候十分凄凉，临终时是蒋先生一直守护着他。陈先生去世的时候，蒋先生自己也已是晚年。他整理好陈先生所有的著作，交给古籍出版社出版。编了陈寅恪年谱，年谱编完以后，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列上去。出版社给他稿费，被悉数退回。他说："学生给老师整理遗稿，怎么可以收钱呢？"
　　到了上世纪90年代，陈先生突然红了起来，很多人都跑出来自认是弟子，但蒋先生却从来没有出来说过一句话。
　　学生继承老师，学生守护老师，守护大学的传统，这就是大学的传统精神。
　　如果把历史悠久的大学比作一颗老树的话，那么老树枝繁叶茂，是因为它的根深深地扎到社会的土壤里，吸收水分和养料。大学的传统基础学科就是老根，文史哲、数理化，新芽几乎都是在老根上长出来的。老根是不能受到伤害的。
　　时代在前进，老枝也要长出新芽。大学之所以具有活力，还因为它在本质上是创新的。鲁迅先生曾说："北大是常为新的。"我们也可以说："大学是常为新的"。大学具有不断创新的内在动力，这是由大学对于知识无止境的探索所决定的，也是由大学需要不断培养青年学生决定的。大学文化的这种创新性，对社会文化有引领的作用，使大学成为社会的思想高原和文化的辐射源。我们的大学应该担负起这样的责任。
　　大家都知道，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动"五四"运动、促进中国共产党诞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斗胆说一句，呼应在复旦。在上海，复旦是呼应新文化、新思想的阵地。复旦的青年教员邵力子，在民国日报社获悉北平学生游行的消息，深夜返回复旦，敲响了上海"五四"运动的第一声钟。复旦的老校长、当时的国文教员陈望道，翻译了我国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种中译本。
　　大学的创新不仅在社会思潮，在科学研究方面也始终走在社会的前列。创新需要积累，创新需要勇气，甚至牺牲。
　　有一个例子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关于中国遗传学的问题。上个世纪50年代，生物学界照搬前苏联的米丘林学说，错误地把遗传学批判为资产阶级的科学，各大学停止基因遗传方面的课程，停止遗传课题研究，甚至要有关科学家检讨。复旦的谈家桢教授是摩尔根的弟子。他顶住这些批判，继续广泛介绍遗传学说，带领师生进行多方面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是第一个将分子生物学介绍到中国的科学家，他所领导的遗传研究所成为中国基因遗传研究的重要基地。毛泽东主席四次单独接见他，鼓励他大胆将遗传学搞上去。倘若没有当年谈家桢教授的坚定、执著，就不会有今天生命学界的多样化和繁荣，中国人就不可能参与人类基因图谱的测试工作。
　　大学成为创新的发源地，还因为大学里面提倡创新思维的路径和方法。有位辅导员曾经讲过一个故事给我听。他说有位同学在毕业的时候跟他讲，读了四年书，老是把复旦校训反过来念。请看复旦校训（屏幕演示复旦校训），复旦的校训是"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而那位同学老是反着读，叫"思近而问切，志笃而学博"。（全场笑）这个学生说，虽然他现在知道他读的不对，但他认为他一样从中感受到了复旦的文化和精神，并且更因此认识到复旦的自由，那就是："不强调认同他人而否定自己，不努力否定他人而标新立异，只是把握好自己，认同自己。"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大学里流行的就是求异思维，或者是逆向思维；大学里欣赏的就是标新立异、与众不同，不欣赏从众行为，赞赏批判精神。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创新才有可能。

　　大学是世界的，更是民族的

　　改革开放以来，和我们国家一样，大学也日益开放。国际学术交流频繁，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和外国学生来华学习人数剧增，中外大学合作交流方兴未艾。以复旦为例，每年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有八十到一百个，派遣出国交流学习的学生有八百多人，在校的各国留学生有五千多人，占全校学生总数17％左右。国内很多大学也纷纷将国际化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和战略决策，而世界上有许多一流大学更是以全球性的大学自居。
　　为什么大学都要追求全球性、国际化呢？各类学校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发达国家的一流大学在"全球化"的旗帜下，要网罗各国的优秀人才；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则要通过国际交流和学习，实现跨越式发展。
　　撇开这些不谈，从大学文化的角度看，恐怕所有教育者都看到，多元文化的交融有利于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当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年轻人在同一个校园里学习交往的时候，观念的碰撞、思想的交流、文化的相互影响，会产生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
　　如此说来，世界各国的大学会走趋同化的道路吗？有人确实有这样的担心，并且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之后，北大成为哈佛了，清华成为MIT（麻省理工学院）了，复旦成为耶鲁了，那北大还是北大？清华还是清华？复旦还是复旦么？
　　是的，北大还是北大，清华还是清华，复旦还是复旦。因为大学是民族的，大学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国的大学不仅根植于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华夏文明之中，而且从中国大学的发展史来看，大学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民族危亡则大学艰难，国运昌盛则大学兴旺。
　　一个有力的见证是，北大、清华、复旦都分别诞生在中国近代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北大创建于1898年。这一年，"戊戌变法"失败，意味着中国封建王朝的自改革运动不可行，要寻找新学之路。复旦创建于1905年。这一年，延续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被宣告废除，中国教育乃至中国文化，从此开始了新旧分野。清华诞生于1911年。这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中国由此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因此，北大、清华、复旦从创校起就背负着民族兴旺的历史重任，由此也就形成了爱国荣校的共同文化传统。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队伍里，在建设繁荣祖国的重要岗位上，到处都有北大人、清华人、复旦人的身影。
　　民族性和世界性并不是完全对立、相互排斥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复旦有个著名的历史学家花了三十年，做了一件功在千秋的事情。他带领二三十位教师，从黑头工作到白发，编纂了《中国历史地图集》。他就是谭其骧。这项成果不仅在我国外交、国防、边界边疆问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迄今为止，延伸到为人口环境、规划建设、灾害气候、行政改革等多领域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这项成果在国内被誉为新中国社会科学最重要的两项成果，也被国际学术界公认是中国历史地理领域最权威的成就，哈佛大学因此和我校合作开发"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由此可见，民族的瑰宝一定也是世界优秀文化的共同财富。大学作为传承文化的机构，也一定要成为民族文化的守护者。民族文化的宝库在这里得到挖掘，民族文化的传统、道德在这里得到扬弃，民族文化的最新成果在这里播撒向社会，走向世界。
　　各位朋友，大学文化对学子的影响是永生的。母校这个神圣的名字总是学子们魂牵梦绕的所在。学子回到母校，到生活过、学习过的地方去看一下，实际上是感受一下内心的召唤，感受一下曾经孕育过自己的文化。
　　复旦新闻系有位老校友马克任先生，在北美办了一家有影响的报纸---《世界日报》。1948年，他离开母校，2004年时隔56年后，终于再次回到母校。他在《世界日报》上写了一篇题为"复旦大学一百年校庆前夕做梦般再踏上新闻馆的台阶"的长篇文章。在文章最后，他说："在这样的长时间流逝与空间转换中，全靠复旦大学新闻系孕育了我坚毅奋斗精神，培育了我专业智慧和敏锐的新闻嗅觉和触角，得以在顺境时游刃自如，在逆境中永不绝望，也从来不对恶势力低头或对压力屈服。"
　　请大家看一张照片（屏幕演示，见题图）。这张照片上的老人也是一位复旦人。这天是2005年9月24日，复旦大学举行建校一百周年的庆典仪式。早晨7点左右，在复旦大学物理系前面，这位57届物理系的学长拿着大大的毛笔，蘸水写下自己对母校的祝福。用水写下的字，很快就会消失，但留在我们心中的印象却是永远也不会消失的。这张照片贴在了学校校园网的讨论版上，学生们都说，这就是真正的复旦人。
　　我想大学文化的魅力，大概也就在这里。谢谢各位！（全场鼓掌）

　　主持人：秦书记非常有创意，刚才把三所大学的打头字母连在一块儿，就变成了"ftp"(文件传输协议)，我们也希望共通的大学精神能把更多的大学文化连接起来，凝聚起来。谢谢秦书记。（全场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