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电影制片厂正在湘江岸边拍摄故事片《我的长征》中的一组镜头。他们在江水中搭浮桥，搭了两次都被洪水冲走了。
　　于是，红军冒着炮火过湘江的镜头就拍不成了。拍过不少大片的翟俊杰导演干着急，他准备先拍雪山草地，回过头来再拍湘江。
　　翟俊杰导演说，电影取名《我的长征》，是要通过一个红军战士的视角反映那次远征，这和过去同类题材的史诗性全景式拍法完全不同。他说，这样的视角能看到细节。
　　我觉得我们的《我的长征》更具这个优势，26个队员就是26个视角，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
　　其实，历史是由细节组成的，不知为什么，历史也往往会被忽略掉许多细节。
　　中国人知道“长征”大多因为毛泽东的诗词“红军不怕远征难”。从历史角度讲，叫“远征”似乎更准确些。这次远征当时被称为“西征”。
　　1935年6月，陈云受命从四川天全县离开长征队伍，同年10月15日，他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汇报，他说：“第一个错误，就是部队出发西征之前，在党内、军内和群众中间没有进行足够的解释工作。政治局也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当时我们认为，西征这件事，不能告诉党员、战士和群众。”
　　他接着说：“第二个错误，就是我们上路时所带的辎重太多，带了许多笨重的机器和大量物件。我们把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等工厂的机器，统统都抬走了。专门运输这些设备的，就有5000人。”
　　“当时认为，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就是简单地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
　　他又说：“第三个错误，就是纯军事性质的错误。我们仿佛总是沿着一条用铅笔在纸上画好的路线，朝着一个方向直线前进。结果，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遇着敌人迎击，因为他们早已从地图上料到我们将出现在哪里，将往哪里前进。”
　　这样的叙述更新了我们熟知的历史细节。
　　1935年10月15日，陈云还向共产国际代表们介绍了许多细节，引得执委会书记曼努伊尔斯基插话提问。
　　“粮食问题怎样解决呢？”
　　“有没有马匹和骡子？”
　　“你们是如何安置伤员的？”陈云汇报的时间不短，中间休息了5分钟。1996年，我国驻俄使馆的工作人员从俄罗斯国家档案部门找到了这次汇报的俄文记录稿，我们才一下知道了那么多细节。
　　宏观的叙述不太容忍细节，也使得许多不知细节的人对宏观的把握出现偏差，这样的偏差出现在对历史的识别上，态度就会出现改变。
　　公开发表的几本日记也透露了诸多细节，让我们对1934年10月中旬的日子有更近的感受。
　　“战士们也不断问我：‘总支书，队伍开到哪里去？’我也只听说向南行动。”
　　———选自《肖锋日记》1934年10月17日“这几天开小差的全师计三十三名，这仍然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
　　———选自《陈伯钧日记》1934年10月20日回头再说翟俊杰导演，他就熟知许多细节，比如在长征路上，李德吃什么也照例要夹上餐巾拿起刀叉，萧三会坐在土砌的沙发上用烟斗抽树叶，李伯钊始终背着一架手风琴。
　　也许正是这些细节促使他在多次拍过长征以后，依然要拍这部个性化视角的《我的长征》。
　　我也知道一个细节：湘江之战，红五军团34师师长陈树湘负伤被俘，他在敌人的担架上挣扎起来，从伤口处掏断肠子壮烈牺牲。那天在纪念馆，讲解员修正我说：“不是掏断肠子，而是掏出肠子用牙咬断。”
　　我听此细节一时无语。

                    2006年6月12日于广西兴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