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近了，历史远着
说实话，去体验中央电视台《我的长征》大型电视行动，我是投奔那两万五千里的历史而去的。
蜷坐在摇摇摆摆的汽车里，抵达江西瑞金的那个傍晚，我的脑海里没有“瑞金”，盘桓着的尽是“红都”这两个字。
多少辉煌与庄严，曾在这两个字中？72年前，红军长征在即，红都最后的日子里，历史有着怎样的面貌与心情？1934年10月10日夜间，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悄然从红都瑞金出发，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进行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开始了悲壮的、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
那次出发，部队将所有的文件、辎重、兵工厂机器、印钞票机器等等都携带上路，将一个苏维埃共和国搬上了征途。
我的《我的长征》，就是在抵达红都追寻与感喟历史之际，启程的。
于是，心潮澎湃；于是，步履勤快。
迎面，就碰上了《我的长征》两名队员———马存景和邵夏珍。马大姐和邵大姐，正在瑞金街头进行调查，了解今天的当地人对红军长征历史知多少。
红军长征始于哪一年？行军长征出发地是哪里？红军长征走过了多少地方？上了年纪的人，能说一二；年轻人似乎不甚熟悉，有的只能茫然微笑着摇头———拒绝回答。
体验我的《我的长征》的第一天，在红都瑞金，我如此接近历史，又觉得历史依然远着。
一次公益的长征，一次爱心的长征
第二天，我乘坐节目组的车子，暂别江西瑞金，往福建宁化而行。江西瑞金和福建的长汀、宁化，是当年红军的出征地，也是此次《我的长征》出征仪式的举办地。
途经长汀，我看到了《我的长征》长汀小组的队员，熟悉又陌生。熟悉是事先一直在关注他们追踪他们的情况，陌生是因为面对面，还第一遭。他们正集合准备就餐去，看起来纪律严明。不过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队员查卫星蹦出来的一句话，“长征路上会有奇迹发生的”，语气铿锵，旋即笑声朗朗。
我不明此话的起因，但陡地被感染到了队员们对于长征的某种激情与憧憬。
当车子驶入宁化后，我便有机会细细感受当地人对重温历史的投入。“韭菜花开一杆心，苏区儿女当红军”“纪念红军长征出发地”“见证苏区乌克兰”等等标语，纪念的是历史，真正用心的是发展今天的热切。
两天后，分别在三地热闹隆重举行的出征仪式上，面对着前来送行的当地领导与群众，崔永元一再强调的是“这是一次公益的长征、爱心的长征”，他说《我的长征》节目组沿路将建立长征学校和长征医院，还有数字电影院等，以多种方式来表达对革命老区的敬意。
到目前为止，已定在瑞金、长汀、宁化建立数字电影院，而更多的公益行动正在进一步调研、策划与落实中。
李婷婷，大声朗读起了《延安，我把你追寻》
当从宁化出发的队员往瑞金赶的时候，我跟着崔永元从大本营瑞金出发去看望行走中的他们。
“崔老师，您关于长征的最初记忆，来自哪里？”
“课本呀，我们小时候都有学到的。”小崔这样回答。
不约而同地，我们都想起了《金色的鱼钩》那篇课文里的老炊事班长。红军过草地时，粮食匮乏，老班长为战士钓鱼熬汤喝，自己却偷偷地“嚼着几根草根和我们吃剩的鱼骨头”。最后，老班长身体被拖垮了，牺牲在长征的路上。
“金色鱼钩，闪耀的是长征精神。”忆起那时故事那时感动，我们心情起伏、心思纯净。
不觉，车到壬田镇。我们遇上了赶路而来正休息的队员们，放下感慨，问讯起队员们在路上的种种情况。
附近一群孩子被吸引了过来，怯怯地好奇地打量着队员们、小声地议论着。在我们的招呼下，他们围了过来，开始七嘴八舌地提问。
节目组一位编导谢宝军，触景兴起,“客串”起了乡村教师，耐心为孩子们讲起《我的长征》的来龙去脉，还考起他们的长征知识。孩子们吞吞吐吐回答不出关于长征的问题，安静在那里。忽然，一位叫李婷婷的小姑娘，兴奋地叫起来：“延安，我把你追寻。”
《延安，我把你追寻》是他们学过的一篇语文课文。因为自己终于想到了和长征有关的一样东西，小姑娘很雀跃。飞快地，她回家取来了课本，翻到那一页，和两位小伙伴一起，大声朗读起了《延安，我把你追寻》这一课。一字一句，读得用力而认真。
掠过孩子们双手捧着的课本和课本上那郑重而可爱的表情，我看到正在边上凝神倾听的小崔，微微地笑了。
“形象代表”和他的被代表者们
“形象代表”崔永元，所到之处都备受瞩目。在瑞金叶坪革命旧址，对这里的历史、典故都烂熟于胸、如数家珍的崔永元，兴致勃勃地为“随军”记者们当起了导游，一路引来越来越多的追随者，看小崔、听历史。
追随者中有两位身着迷彩服者，肩背行囊，手擎旗帜，实在引我们好奇。一打听，才知他们来自唐山，年已六旬左右，自费重走长征路，为的也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其中一人，当然声情并茂地为大家背诵了《七律·长征》。
在这个绿阴如昨的革命旧址，我恍惚遇见了历史的模样，听到了历史的诉说。
而那一刻我所体验的，推而广之，也正是小崔策划组织《我的长征》的用意之一吧。
如果没有《我的长征》，也许我们不会来到这里，不会遇见这些人与事；如果没有《我的长征》，五湖四海的26名队员就不会聚集在“形象代表”崔永元的麾下，在重走长征的路上，各放异彩。
董峰，是我们上海的队员。事业有成，42岁的时候放下原有的生活，开始“学习走路”。在我的《我的长征》途中，他始终沉着、自信，颇具性格与见地。他说“用脑子走路”，我记住了。
陈宗富，浙江余姚的理发师。从柔和的江南奔到长征的路途，他有着不温不火的执着。言语不多的他，会是长征路上动手最多的人———为大家理发。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他独创的“长征”发型。他曾在一名工作人员的头上，剪出了“长征”两个字，而且是潇洒遒劲的毛体。
祖曼，曾入围世界小姐河南赛区决赛。一路上，我屡屡为她欢喜地讶异。天气恶劣也罢，行军劳顿也罢，我每一次见到的祖曼，总不失精致。统一着装时，用心地以绚丽丝巾点缀自己；在休整的日子里，迅速地换上“红装”，化上淡妆。在她，长征是跋涉的一路，长征也是美丽的一路呢。
孙君安，山东烟台小伙。在网上报好名，他就直接步行出发去北京，还做了一面长征旗，沿途让人签名。走到河北沧州，接到节目组通知，为了不耽误面试，只好上了火车。未能走完这一程，他很遗憾。于是决定走完《我的长征》后，从北京步行到沧州，补上这一段。一个人走路，当然寂寞。为此他曾给自己买了一个毽子，边走边踢，还和毽子说话，上火车时他把毽子留在沧州了。他说，回去时要接回自己的毽子呢。
马存景，年纪最大的队员。总是笑得温和，骨子里坚强，被大家誉为“精神领袖”。
我读她的一篇博客，读到了这个长征队伍里的动人。她写道：在我的长征中，我接受的帮助最多。每到艰难的路段，总有这样的大声对话：“谁在马阿姨旁边？”“我，有我呐。”难忘的还有这样一段对白，陆昶全说：“陈宗富你下来，我来照顾马阿姨！”没等陈宗富说话，李长晏就接上了：“不行，我还在排队呐。”
想起这些，我的鼻子就发酸。多好的队友！多好的队伍！为此，我熟悉很多双手。宗富、长晏、西西、继业、知微、布和……是厚厚大大的手，浩然是长长薄薄的手，姜涛是小小软软的手，君安、昶全、孙瑞虽是男孩子，却有着纤细的手……
告别时，有人对我说：希望你走回上海
跟随着队员们行进在《我的长征》路上，我收获许多感受、感触和感动。有些，我已记录于《我的长征》本报特派记者体验日记里，有些则萦绕在笔墨难以形容的回味之中。
体验《我的长征》最后一天，我没有与队员们同行。而是从赣州大本营出发，颠簸一路往马岭村探寻队员。那夜，按计划队员驻扎于当地一所小学。
一行两辆越野车，我们的车上还带着一锅犒劳队员的绿豆汤。越野车奔腾于祈禄山，我们一路左摇右摆此起彼伏，忽然“芬芳”一阵扑鼻———绿豆汤晃出来了。
山路，越来越崎岖，坑洼不平，还有一辆被卡在泥坑里的运煤车，堵住我们前路。车里，绿豆汤的味道已经弥漫。不禁担心，到了驻地，绿豆汤还能保全吗？
另一辆车上的人，通过对讲机非常“智慧”地安慰我们：没关系，直接把绿豆汤“颠”成绿豆糕！
就这样一路“坎坷”，晚上6：40，终于赶到马岭小学。天色已擦黑。教学楼上趴着的两三名队员，一片欢呼。
教学楼二楼，饭菜已摆好，心情早已迫切。董峰和陈宗富两人，一一往碗里盛绿豆汤，居然够每人一碗，庆幸。
灯光昏暗，但足以让我看清大家的模样与表情。这夜，我看得格外用心，因为我所体验的《我的长征》即将告一段落。
举起一碗酒，和大家作别,与一路的体验作别，而回味已早早跌落进我的碗里。
举起一碗酒，对面的祖曼盈盈道来：希望你走回上海！
小崔说《我的长征》
边走边想，是幸福的
崔永元
走在《我的长征》路上，是历史的重逢。
走在《我的长征》路上，更是今天的表达———行走于那些烙印着历史记忆的土地上，一路所见所闻着，你有你的方式，我有我的感悟。过程与结果，可能成全每个人的向往，也可能与彼此的想象拉开距离。
小崔和26名队员，将告诉你一个怎样的《我的长征》？精彩都在过程中，而现在还只是开始。
在这个过程中，策划并组织《我的长征》这一大型电视行动的崔永元，“一边走一边想”地幸福着，并用文字记录自己的“一边走一边想”，授权本报独家发表于《解放周末》专栏———小崔说《我的长征》，以飨读者。
———编者你可能会激动，当你看到一群普通的城里人像特种兵一样穿行在密林中的时候，相互搀扶显示出他们没那么职业。
你可能会惊讶，仅仅一个月，他们的皮肤变成了古铜色，那是他们在城里花钱追求的颜色，太阳随便一晒，就成了。
你可能会感慨，他们怎么忽然变得那么结实，那么刚强，他们脚上的大泡有象棋那么大，大泡长了三层，他们说：“现在好了，变成鞋垫了。”走一步，疼一次，他们都不皱眉头。
你可能会信服，走路带来的变化如此巨大，他们当中随便一个人，一顿饭吃的比过去一天还多。任何一人，可以不假思索地躺在山区小学的课桌上或地板上蒙头大睡。人人有床是奢侈的，菜里有肉也是值得欢呼。
昨天，队伍中两个年轻女孩和我谈起了虱子，虱子咬得她们灵魂出窍。不过，她们没有大呼小叫，神情坦然，就像谈一门不太喜欢的功课。
这就是《我的长征》，可能和你想的不太一样。
队员董峰说：“用脑子走好第一步。”
虽然以前也是每天走，只是路程太短，从这屋到那屋，单位到家里，柜台到收款台什么的。
忽然变成了每天不低于35公里的行军，大家都变得不会走了，鞋不合适，脚不好使，腿不听话，路太硬。这才发现，走路也是一门学问。
在44公里的行军以后，查大姐、邵大姐对我说：“没想到自己在走的方面有这么大的潜力。”
54岁的马阿姨说起每天35公里以内的行走，笑声朗朗：“小菜”。
有时候会问，我们只是走路来了吗？这才想起，还带着脑袋。
72年前开始的那次长征已经湮灭在浓密的森林中，变得淡漠不清。在长征集结地江西于都乡下，我在黑板上写下“长征”二字回头问三年级的孩子们谁知道，没人知道。
长征只刻在老人们的记忆中，在江西信丰，90多岁的老人指着池塘边告诉我们，那里有五具红军的尸体，不知道姓名。
能感觉得到，长征沿线大多数地方打的是“长征搭台，经贸唱戏”的牌，打的是“红色旅游”的牌，的确，我们还没有富到为历史而历史的地步，先提防着有可能出现的经济如何改变历史吧。
当经济发展洪流滚滚时，任何与经济发展无关的呐喊都显得苍白无力。
队员们目睹了贫困，贫困异常真实，像传说中的一样，这些贫困与泛娱乐化的社会格格不入。贫困的人也许因为贫困而发不出声音，常常无人理会。
《我的长征》要走一年，一切都还刚刚开始。一边走一边想是幸福的。
（2006年5月22日写于湖南宜章）
《我的长征》，是对历史的重逢，也是对今天的表达。
在路上，风雨无阻。
跋涉的一路，沉静的休息，贮满再次出发的力量。
本版图片均黄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