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两岁开始认繁体汉字,三岁读三字经,四岁背唐诗,五岁听老学究兼“历史反革命”的外公说水浒,六岁偷偷改了年龄上小学(因当时革委会规定儿童必须满七岁才可读书),十三岁之前就把四大名著囫囵吞枣读过三遍,十八岁之前就通读过二十四史……等我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你们可以想像得到我内心对于“史学”“国学”“古典名著”的恐惧感肯定到了如见鬼影的地步。
而且曾经背过的东西几乎全忘了。
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中国有历史吗?这个问题的产生曾让我很负疚,相当于青春初萌时第一次遗精后的感受。但它一直纠缠着我,因为我有一个固执的逻辑:在中国数千年封建历史过程中,大多数史官都是皇帝的马仔,他们能写出绝对真实的史书吗?虚笔实写,实笔虚写,春秋笔法而已。
倒是有一个无限接近于绝对真实,司马迁。他在中国史官的地位恐怕无人可及,可中国史官中的“一哥”居然是一个因写了真史而成为阉人的人,这本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讽刺。
我固执地想:当最好的史官被割掉了小鸡鸡,历史也就被割掉了小鸡鸡。
上面这个严肃而荒唐的疑问不是这篇文章要探讨的,我将会在夏天以后找个地方仔细想想,我之所以先写下十几年来的困惑是因为一本叫《先锋榜样》的新锐杂志约稿要我写篇题头评论——“中国‘吃史榜’”,评说一下现在中国流行吃历史的现象。其实我连中国的历史一向都是怀疑的,再去评论“吃史”的人们很不合格,这就像让一个从没做过梦的人分析弗洛伊德学说,或者就像让一个从没见过猪跑也没吃过猪肉的人去做四川回锅肉。
中国地产界里我唯一有点佩服的冯仑说过一句让我唯一有点佩服的话:人,其实只有三种状态,过去、现在、未来,老拿过去说现在是保守,老拿现在说过去是激进,老拿……当然这句话也有点貌似有理的装逼,不过还从一个亿万房产大亨嘴里说来也有点人味了,我想说的是:当我们这个时代最火的人都是易中天、于丹,最火的建筑是复古四合院别墅,最卖钱的电影是《黄金甲》《夜宴》《无极》……这并不证明我们拥有多么宏大的历史,其实只是因为我们不敢面对“现在”。
虽然股市像头疯牛,虽然房地产还在雄起,虽然我们的电视频道每天都学着美国英国最流行的选秀节目,虽然白领丽人身上的时装更新只比米兰巴黎慢24小时,虽然北京已开始流行每人八万元起价的“南极游”,但是这是一个很保守的时代,不是吗?一个还在举国讨论是否要取消“黄金周”的国家不保守吗,一个在“黑砖窑”就杀死了那么多童工的时候却没有任何一个大学者站出来说句公道话还只能靠善良的温总理出离愤怒才真相大白的国家不保守吗,一个因为一位昨天还与北京街头与菜贩讨价还价弄得披头散发的中年妇女写了一本庄子心得卖得大火就引发数百名博士群起而攻之的国家不保守吗?
中国流行“吃史”,从图书到电影到建筑到服装都在“吃史”,吃饭也就只能吃到这个份儿上了,于是就吃史。
那天在北京卫视做一个关于奥运会是否应该穿汉服进场的节目,其实我觉得宽袍大袖的服装挺好看的,如果它们出没于祭祖或派对上更合适,但要姚明、刘翔们穿着汉服进入鸟巢开幕式就有点搞,我担心他俩举着火炬跑啊跑,快到火炬台时不小心踩到了下摆,就扑嗤一下摔坏了下巴。
那天做节目前,那个号称什么古协会的穿着复杂服饰的头头在向我大肆宣传宣传穿汉服之重要和必要性时突然内急就要求上厕所,我一直在想,这先生去厕所时肯定好麻烦,因为现代厕所不像古代的茅房一蹲则已,抽水马桶的复杂结构及附属设施会让老先生不堪其烦的,果然,老先生用了几乎常人三倍的时间才回来……
天天穿着古服不意味着爱中国历史,张勋还带着辫子军冲进城里打打杀杀呢,那天的节目当然是我步步领先而古学者节节败退,但后来我的博客里突然涌现出一群勇敢前来骂阵的捍卫古传统的文人,我一看乐了,因为里边好多话其实是那天做节目时的编导提纲,也没在电视上播出,寻常网友怎么得知?看来,穿汉服不一定就有古风,还得学会潜水上博客骂人。
真TM是吃史吃出来的幽默。
但我从不反感于丹,这么一位阿姨不过相当于把《清史》写成了《戏说乾隆》,根本不至于导致那么多文人不顾宽袍大袖的庄严跳出来骂,而且骂了半天也骂不到点子上,只说是一个妇道人家侮没了圣人道统,只说是把“厕所当成了客厅”,靠,难道你们就不上厕所了吗,那天那位古学者还占用了三倍的时间呢。
所以,在道统的古学者来看,中国的问题不是吃不吃史的问题,而是什么人有资格来吃史的问题,或者吃什么史的问题,一句话就是现在不是流行“吃史”,而是争着“吃史”。
于丹把历史说得很浅,刚刚没过腿肚子,这样没什么不好,中国历史本来就是惊涛骇浪和浅水湾交错行进,非要我们都修炼成在深潭大泽里的大龙么?这问题的实质就是:在历史问题的争宠中,大姨太、二姨太、三姨太突然发现一个原本是烧火丫头的女人掌管了粮仓钥匙,急了,就纷纷骂她“不要脸”。
骂易中天的同理,因为车夫成了大管家。
中国在“吃史”,是因为我们吃不了现在,现在的事情要等到未来才能吃,这是一个人口众多文化背景复杂的国家的历史规律,即使现在的“吃史”其实也只食其皮未食其肉,我刚刚回到成都老家,发现“红牌楼”立交桥上忽然竖起一座不知用什么材质做成了“红牌坊”,难看得像公鸡被屠杀前憋坏了的鸡冠,而且大风刮起时有可能出现危险,中国的吃史就是这样子的,“红牌楼”就要竖一座红色牌坊,帽儿胡同就要刷一顶绿帽子,可您得做得好看一点吧,又当婊子又立牌坊其实是没错的,错的是,本来该立一牌坊,却被修成了墓碑。
中国太多建筑在一水儿的廉价玻璃外墙上再安上一顶中式帽子,太多的旅游区奋力用弱智手法赚着死人钱,有一位县领导要求该县复古一条街所有餐馆穿着北宋服装说着开封话,可是,您知道当时开封人怎么说话吗?
当一个民族只能从历史的牙缝中寻找安慰和利润,“吃史”变成“吃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