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看报刊，会发现一条大抵的规律：愈是发达的地区，愈是心理抑郁呵，自闭呵，失控呵，来得个多。怎么搞的？甚至连文化昌明之所，一些闻名遐迩的高校近年来也传出跳楼自尽噩耗，跳下的几位中有硕士博士生，前些日子竟然还有一位出名的教授。
　　所以，在长宁区新华街道采访，听说率先创办起社区级“心理咨询门诊”，就大感兴趣。一了解，原来是前些年，街道所辖陈家巷居委区域连续三年有人欲寻短见，作为居民区支部书记的季毅君坐不住了。她自修心理学课程，取得了国家二级从业资格。随后由街道党工委支撑，置办装备，配齐人员，“君慧心理咨询工作室”从去年6月1日起挂牌开张、免费服务。
　　让我惊讶的，既在于三位咨询师回春有术，打那以来，凡入这个门的患者都获得程度不等的舒解，乃至康复如初；更在于如今心理疾患者多，季毅君他们已接待140余人次，包括男女老少，名声传开后连其他社区乃至浦东都有患者隔江赶过来的。
　　关心民生，何处入手？民有所求，我有所应，有这么多市民亟需，“心理门诊”理当应运而生。评估时，党建专家认为它是“社区党组织服务群众的一个新载体”，恰如其分。
　　党组织要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对。不过又不够。因为，有的时候有的场合，人们的焦虑、淡漠、苦闷——甚至业已外化至举手投足、影响到衣食住行，仔细打量下来，却不基于政治信念，也无涉思想认识。记得从媒体上读到报道，说某县几所学校奉命开设心理辅导课却不下本钱培养心理学人才，以致学生想倾诉青春期烦恼,获得的是政治课教师或班主任“流于形式的说教”。专业不对口，谈话少成效。扩而大之，你不从心理、情感的角度化解种种难题，何来一方稳定，又何谈社会和谐？
　　所谓“竞争社会就需要致富，心理调整又变不出钱”之类说法，够实惠，却欠深刻。尽快致富，谁不向往？然而须知引领致富和抚慰心灵，需要两条腿走路。弱势群体容易产生心理困惑，这好理解，原因在于外出打工，背井离乡，收入低，压力大，周围没有倾诉对象，如此等等。不随时消解其心头之困，有的连忧郁症都闹出来了，还谈什么集中精力去竞争，又怎么赚钱？
　　成功者也会产生心理困惑——说起来不易理解，想一想会恍然大悟。十几年前，与我们同城的一位制造业行家，功成名就，却突然那么纵身一跳。闻讯之下，莫不诧异，开始谣诼纷纭，终于尘埃落定：抑郁症而已。扩大视野，从记忆犹新的作家三毛，诗人顾城、海子，艺人张国荣、倪敏然，到久远些的海明威、梦露和川端康成、马雅可夫斯基，等等，都是自寻短见的，都程度不等地显出抑郁症状。就是更早的文史大师王国维投昆明湖，尽管其原因多年来争论不休，但我觉得他老人家遗书上的“五十之年，惟欠一死”毕竟展示出一种心理忧郁。有的心理学家探究道，许多成功人士对自己往往持有极高标准，从而可能长期处于一种非常轻微的躁进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其能力达到超水平发挥。但此类人士一旦受挫，则其失望、抑郁的可能性也会格外放大。
　　尤其是进入社会转型时期，学业竞争、职场竞争，处处竞争。你追我赶，优胜劣汰，以前那种大家“不上不落”的平均状态在沿海地区基本上不复再现。从而，一时的乃至接连的受挫、失利，就成家常便饭了。发展到寻死觅活极端地步当然是个别的、罕见的，但纠结着生存焦虑、发展期许、情感困惑等因素而产生心理问题是大量的、习见的。惟有经由专业的“心理门诊”逐一消之解之，方能心理卸负，轻装前行。
　　恰恰对于“心理门诊”之类，我们这里很多人顾虑重重。据国际降低抑郁症社会经济负担组织估计，中国现有抑郁症患者约2600万，但只有大约5％的人接受了相关的治疗。除去经济原因，更有社会意识问题，就是觉得上心理咨询那个门都是精神错乱的“疯子”，很丢人的。从而，“是不是符合国情”的疑问在某些地方浮出水面了。我独不解何以总是要求科学向“国情”让步，不可以叫国情向科学靠拢呢。看过洪晃的《我的非正常经历》，就知道欧美国度已将“看心理门诊”视同寻常，有何不适有些抑郁就去呗，大大方方，只有我们老是在扰人兼自扰。
　　须知即使沾上忧郁症，像崔永元那样敢于说出来，也是摆脱困境的第一步。你看，如今人家小崔恢复得多好。何况在通常情况下，多数上门的患者只是适度抑郁，尚未成症。那么，倾诉一番，疏导一番，不药而愈，至少有利无弊。须知防止抑郁成“症”的良方也就是防微杜渐，是主动阻断不良情绪的积淀叠加，勿听任愁情“恰如春草，渐行渐远还生”。
　　那么就该打造出一个宽松、健康的舆论平台来。移风易俗，人人有责焉，收拾起过度的好奇心，杜绝隐私探求症，切不可幸灾乐祸——这倒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