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新中国诞生了“第一张股票”。在计划经济的惯性还在主宰市场的当口，这个新生事物，到底是怎样“横空出世”的呢？

　　口述：秦其斌
　　男（1940年7月出生，江苏无锡人），汉族，高级经济师，新中国第一张股票“小飞乐”企业掌门人。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上任半年左右，提出在企业中发行“飞乐音响”股票，并成功上市，开创了中国企业由国营一统到股份制并举的先河。最终他见证了新中国第一家上市公司由幕后走向前台的历史。

　　采访、整理:汪建强
　　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记者

　　扩大生产，探索资金筹措途径

　　上世纪八十年代，静安区税务局某检查大队来我们企业，说我们在私分国家财产，并要我写检查时，我不会想到，今天我们的国家股份制企业已经成为一种发展方向了。
　　当时，税务局的同志坚持说，股份制企业分配给股民的红利就是在私分国家财产，是让国家资产流失。好在当时的上海市体改委、上海市经济管理处的同志都支持我，所以，税务局检查大队收了我的检查，让我们补了给股民红利交纳的税费后，也就不再纠缠了。
　　其实，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有企业到底应该怎样改革，是一件当时许多企业都在探索的事。从1983年开始，我担任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副厂长，1984年任厂长。担任厂长后，我想：自己一定要努力做出点成绩，这才对得起组织的信任。就在这个时候，长宁区工商联的同志组织开会，我们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工商联的同志讲到“爱建”股份（初名“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基金会”，后正式定名为“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的事情。他们筹措资金的方式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当时，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电声器（俗称“喇叭”）的企业。由于人们的生活日渐丰富，市场上对喇叭的需求非常迫切。但扩大生产需要资金，这些资金，我们一时无法筹到。回到公司，我和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开会研究。我提出，我们是否也能搞个股份制小企业？既增加点资金，又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
　　八十年代，由于计划经济的惯性仍在，企业的经营范围不能随便更改。领导班子讨论了“集资”办股份制公司意见，吃不准这个事情是否能做。开完会，公司的党委书记给当时担任市委科教党委书记的吴邦国同志打电话，希望听听他的意见。
　　吴邦国同志当时正在嘉定的原子能科技城里谈事情。接到电话，他说，办完事后马上赶过来。我们将准备内部集资成立公司扩大生产经营的想法向他汇报，吴邦国同志给予了热情支持。后来，银行的同志在请示上级后，给我们50万人民币的“集资份额”，也就是发行的股票份额，并向我们提出一个要求：集资事情要做得正规，要对职工负责！

　　媒体关心，内部集资成了对外发股

　　成立股份制企业时，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当时许多人思想上还没有今天这么开放，搞股份制是一件新鲜事情。对于新鲜事情，可能就要在政治上担很多风险。公司上级部门一些人找我谈话。他们说，企业搞新产品开发、办一些小的新企业，他们都是支持的，也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将公司搞成股份制，问题可能会很大。
　　就在我面临压力，考虑企业到底该如何做下去的时候，上海的《新民晚报》记者潘新华来电，想到我们公司来采访。
　　二十多年前，新闻媒体还不像现在那么多，《新民晚报》可是一张很有影响的报纸。当时，听到有记者来采访，我觉得这是一件大事，也是人家报社重视我们，就一口答应了。
　　接受采访的时候，我向记者介绍说，我们公司在搞股份制内部集资，发行股票的目的是扩大再生产等。也许是记者的职业敏感，或者是他有意识地引导吧，对于我们的内部集资，他的询问却是：你们准备向社会发行啊？
　　当时的人很简单，哪有什么大的社会和小的企业之分。企业从某种程度讲，也就是一个小社会。于是，我随口答应着说，当然要向社会发行。这天的采访结束，第二天，《新民晚报》上由此刊登了“电声总厂”即将向社会发行股票的百字新闻。
　　媒体的力量真是强大。《新民晚报》在刊载了我们要发行股票的信息后，整个上海都为之轰动了。几乎天天有人打电话询问《新民晚报》：“小飞乐”什么时候发行股票，怎样认购股票等。终于，报社吃不消了。报社的党委副书记给我打电话，希望我们能赶快发行股票，哪怕发行一点也是好的。因为，在读者的来电中，许多人在责难他们，甚至有人不相信他们的新闻，说他们是在搞虚假新闻等。就在这时，上海一个外贸学校的教师也写信到我单位，他赞扬我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英雄’，走了一条非常伟大的道路，勇气了不得”等。
　　我当时的想法是：不要背负良心上的债。既然大家那么关心我们，希望我们对外发行股票，于是，我决定原本全部对内销售的“集资股票”，拿出十分之一，也就是5万元对外销售。
　　销售情况意外地火爆，厂门口排队人群绕着厂区的围墙很长一段路。银行当时派来的两个人也忙得满头大汗。

　　股票上市，带动市场改革新步伐

　　正式发行股票遇到的事情很多。在股票发行上，银行要求我们不仅要有董事会，而且还要有影响的人来担任我们的董事。我们考虑了许多人，最后考虑到一个合适的人选，那就是荣墨珍。荣墨珍曾是解放前在上海开纺织厂的大老板，荣毅仁的妹妹。
　　当我们找到了高安路附近荣墨珍的宅院后，她很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在对外发行股票的时候，她主动认购1000股。1000股，当时这可不是个小的数字。
　　说到股票认购的事情，当时，公司发行股票时，职工并不起劲。动员大会开了好多次，职工就是提不起精神，甚至还责问我们班子的领导人是否带头买了等等。上级公司给我们规定是，企业的党政干部不能认购股票。到最后公司即将正式成立时，在我们的一再说明下，上级部门才允许我们象征性地认购。
　　在印制的股票上，银行要求也很严格。由于当时害怕人家仿冒我们的股票，我们公司选择了到上海印钞厂这个专业的印刷厂进行印刷。因怕发生意外，我们在拿到1万张股票后，银行的工作人员甚至拿着扁平的个人印章，一张一张将戳盖了上去。
　　就在我们筹办公司成立大会的时候，整个社会又在为股份制到底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掀起新一轮的争论。企业搞股份制到底是对还是错，此时大家都吃不准。相反，媒体倒是特别的“兴奋”。大家都希望听听，在成立大会上，在市委领导发言中，能否捕捉到什么新动向。
　　上海飞乐音响公司正式成立大会的地点，特意选择在锦江饭店。那天，黄菊同志和朱宗葆同志为公司揭牌。吴邦国同志发言时，全场没有一点声音。尤其是媒体记者，耳朵竖得老高，都在努力听着讲话，希望能辨别出一点“上级精神”。吴邦国同志讲话很巧妙，他没有谈敏感问题，而是避开政治谈企业长久发展，谈企业发展需要搞好质量等。
　　有一个人的一句话，那么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忆忧新。那就是当时担任市委宣传部部长的陈仪同志，在我送他出去的路上，他自言自语地说：哦，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股份制企业……
　　回来以后，我们正式到工商税务局里去登记企业的工商执照。两个月后，我们的股票正式通过银行上市。我们用当时筹集的资金，把企业做大做强。企业的发展，带动整个市场改革的新一轮步伐，就是人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场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