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一座有着深厚诗歌情缘的城市。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成都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诗歌热潮，由此坐上了中国诗歌第一城的宝座。而在那个属于诗歌的年代里，《星星》诗刊无疑是这座诗城里最闪亮的一颗星。2008年4月初夏的一个黄昏，《星星》诗刊主编、著名诗人梁平在他落满夕阳的办公室里，用诗意的语言总结了《星星》改革开放30年的风雨历程——“鸟过留痕，时过留诗。有诗在，时间亦是可以翻阅的”。
“星星”重光
《星星》诗刊的创立曾经缔造了一个辉煌。它于1957年1月1日诞生于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天府之国成都，是新中国创刊最早的诗刊。但是，《星星》创刊不久其最初的编辑人员与大多数第一批作者在其后的“反右”运动中一一被“打倒”，最后迫使《星星》于1960年停刊。1979年，改革开放的东风让《星星》重新焕发了生机，《星星》诗刊以及以《草木篇》为代表的一批曾被错误定性的作品获得平反。
1979年，《星星》重出江湖，全国各地的诗人和诗歌都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一批年轻的诗人，如舒婷、北岛、顾城等，经过漫长的冬天后，终于在这个诗歌的春天里找到了自己的创作激情和创作方向。
“朦胧诗”世纪大争论
《星星》刚一复出，就在中国诗坛投下一枚重磅炸弹，引发了一场关于朦胧诗的世纪大争论。当时，“朦胧诗”方兴未艾，顾城、舒婷等朦胧诗人的诗作先后在
《星星》上发表，这些有着强烈自我意识的诗歌作品，与传统的诗歌大相径庭，在获得关注的同时引起了诗歌界的种种非议。1979年，诗人公刘在《星星》上发表文章
《新的课题——从顾城的几首诗谈起》，他痛心地忧虑着朦胧诗在历史观上的片面和情绪上的绝望悲观，希望大家帮助这些“迷途者”，以“避免走上危险的道路”，一场关于
“朦胧诗”的大讨论由此展开。
公刘的观点得到了一批老诗人的支持，艾青指出朦胧诗的创作“排除了自我以外的东西，把我扩大到了遮盖世界”的地步了，也就是说过分地强调了以“我”为中心，忽视了客观环境的存在。诗人丁力、鲁扬、李丛中也坚定地否定这股诗风，称之为“古怪诗”、“看不懂”甚至“不是诗”……最具分量的当属老诗人臧克家，臧老以他惯有的硬朗作风“来了就坐，坐下就讲，讲完就走”，义正词严地痛斥朦胧诗是
“诗歌创作的一股不正之风，也是我们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
面对老一辈诗人的非议，北岛、舒婷、顾城、杨炼等朦胧诗人也毫不示弱、据理力争，不断在《星星》上发表自己新的“朦胧诗”，用诗歌语言和这些诗坛前辈进行对话。
诗歌时代的到来
“那真是一个诗歌的时代。”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诗歌的火热，诗人梁平眼睛里闪烁着一片光芒：“人们对诗歌以及诗人的热爱，丝毫不逊色于如今粉丝们对明星的疯狂。”让梁平记忆犹新的是1986年
《星星》诗刊发起的“我最喜爱的10位当代中青年诗人”活动，舒婷、北岛、傅天琳、杨牧、顾城、李钢、杨炼、叶延滨、江河、叶文福当选。当年12月，《星星》在成都举办诗歌节，10位当选诗人在成都掀起一股前所未有的诗歌热潮——连着几天，诗人们开会的房间门外，站满了狂热的诗歌爱好者。
986年的统计数字显示，当时全国涌现出了2000多家诗社和百十倍于此的自谓诗人。到当年7月，全国已出的非正式油印诗集达905种，不定期的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
低谷中的突围
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辉煌，《星星》在90年代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低谷。面对娱乐圈的歌星影星、面对财富圈的大腕大鳄，诗人们不复往昔的风采。而在流行歌曲、流行文化的强烈冲击下，纯文学的
《星星》面临苦苦支撑的艰难境地。分析诗歌的低谷，著名诗人梁平有着清醒的认识，“80年代诗歌是人们生活的唯一，人们的精神生活刚刚复苏，诗歌是当时唯一能享受的精神食粮。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进入90年代后，社会价值取向逐渐多元化，诗歌不再成为人们生活的唯一。”
诗歌日渐低落，但是网络诗歌却悄然兴起。《星星》人敏锐地捕捉到诗坛上的这一新动向，于2002年5月，果断地将《星星》由月刊改为半月刊，上半月刊保持原有风格，下半月刊则以梳理、引导和规范网络诗歌为目的，以纸版形式介入和选发国内诗歌网络站点的优秀诗歌。《星星》诗刊这一顺应潮流之举，立刻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星星》终于在网络这一全新的领域找到了诗歌发展的沃土。到2006年，网络诗歌发展已经趋于成熟，《星星》再次求新求变，对下半月刊再动手术，将其改为诗歌理论版，填补了中国没有诗歌理论刊物的空白。保持敏锐的时代嗅觉，《星星》始终让自己走在时代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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