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凯鲁亚克的代表作《在路上》发表50周年的这个春天，我在思索着要不要追随罗杰·沃特斯去香港，和这个老炮再醉一夜。昨晚，当我站在上海大舞台的一条板凳上，伸出双臂抖动十指，一次次对着三米远处的罗杰·沃特斯鞠躬致敬时，我身旁的女同事开始不断呓语：如果生命可以重来，七天前我会选择单位的胡伯伯，但现在，我选择台上这个63岁的老男人。
依稀中，我听到了沈阳那边传来的歌声：就这样被你征服，吞下你藏好的毒……
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我们这一代人，的确不必像1944年出生的罗杰·沃特斯那样，要面对家庭、药物和战争等问题，我们的烦恼只是和“亚”字有关：亚温饱、亚富裕、亚健康，和亚自由。当然，作为个体，我还有亚忧郁。
自四年前成为世界青年协会的会员以来，我每年都会收到一些欧洲朋友的邀请。比如，去拉普兰看极光，去西西里晒太阳，或者去罗累莱想女郎。人生悠悠数十载，总有一些青春要去挥霍，总要一些世界要去走遍。
我多么渴望一种来去自由的生活，然而现实和自由之间的距离，就像我曲阳所租的阁楼和视线远处的金茂大厦那么大。倘若我是比尔·盖茨的儿子或老子，这一切自然不是问题。但为了生存，为了保住饭碗，我只能变着法子打着幌子去和老板打太极。最常见的交流方式之一，是我告诉老板：“像我这样一个靠掏感受活着的人，必须多去了解世界，否则到最后会变成一口枯井，或者一座贫窑……”
但在老板扑克般的表情中，我只看到两个字：没门！
当然，我并不像作家亨利·米勒那样，认为自己承受了全世界最大的痛苦。因为这个世界上，觅食比我更艰难的人多如牛毛。就说德国，在比勒费尔德的主帅冯黑森昨日离职后，本赛季中途下课的德甲主帅已经多达七人。毫无疑问，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合同就像“纸”这个单词在德语中的发音“啪屁尔”（Papier）那样，响一声过后就作废。
在罗杰·沃特斯的演唱会现场，张晓舟从南方给我发来短信，让我在见到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这位灵魂人物后，和他好好飞一次。但这个年代，能像晓舟这样样高唱《妈妈，一起飞吧》的又有几人？
回到二十多年那个谈理想的小学年代，有人说要成为科学家，有人说要成为宇航员。我对班主任说，我要当一名摇滚歌手。但如今，我的老板不让我摇滚。他说：你要么不摇，要么滚！
是的，人人都有个小板凳，只是我的不能带入二十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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