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把胡德夫比作台湾的鲍勃·迪伦，我想他并不同意。他和“无家可归”的鲍勃·迪伦最大的区别在于：他出生的地方就是他最终想去的地方，他一直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

　　《康熙来了》是一档没正经的娱乐明星节目，耍宝巴辣，男嘉宾生怕叫小S吃去了豆腐。
　　可2005年6月有一期，却是一个例外。唯一一次例外。
　　蔡康永动用了自己的“特权”，请来一个人上节目。
　　没有提问、调笑、游戏……只让这个人把自己的歌唱一遍。
　　如蔡康永所料，这期节目的收视率很低，可当这个嘉宾一唱歌，小S的眼眶就红了。每个嘉宾唱歌，小S都会拍手叫道“好好听！好好听！”可眼眶发热这种事情只发生过一次。
　　这个叫蔡康永破例、小S心头一热的歌手叫胡德夫。
　　50来岁，矮矮壮壮，面色黝黑，粗短长茧的手指弹得一手好钢琴；
　　台东原住民村落里的放牛娃；曾是全台北价码最高的酒吧现场歌手；和朋友们一起开启了台湾民谣的新世纪，改变了只唱美国歌曲的情形；投身原住民的权益运动，最终却濒临妻离子散，心力交瘁；脊椎骨刺疼痛到央求小兄弟拔枪杀了自己；穷困到向上天祈祷：“我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了声音，用声音喂饱我的肚子吧！”；跟老师重头学习原住民音乐，潜心钻研和推广台湾布鲁斯“Haiyan Blues”；头都白了，只写了十多首歌，三年前才出版了第一张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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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尊称胡德夫为台湾的“民谣之父”。李宗盛说：“他是沿着灵魂，从心里唱的歌，有着令人灵动的爆发力！”
　　5月27日，胡德夫和他的“野火乐集”将在4Live音乐酒吧举行他在上海的首次演唱。
　　不容错过。
　　他的歌声中有山川、大海、土地、人民，没有答案的发问，有爱。
　　他的歌声带给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力量。
　　60多岁的时候，鲍勃·迪伦终于同意拍摄自己的传记电影，掌镜的是大导演马丁·斯科西斯，他给电影取名《无家可归》。“我出生的地方离我最终想去的地方很远，可惜我不记得那个地方在哪里了，所以我这一辈子一直在寻找那个属于我的家。”迪伦在影片开头说。
　　很多人都把胡德夫比作台湾的鲍勃·迪伦，我想他并不同意，或者全然不在乎。他和鲍勃·迪伦有一个最大的区别：他出生的地方就是他最终想去的地方，他一直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
　　就在太平洋的风吹过的土地。
　　牛背上的小孩
　　胡德夫的人生，是一个很长很跌宕的故事，就像一株老榕树，枝桠蔓藤横生，可所有的养分都来自根。
　　两岁那年，一家人在台东大武山脚下的山谷里安了家，大武山是台南第一高峰，也是卑南、排湾、鲁凯三族的圣山。胡德夫的爸爸是卑南族，母亲是排湾族，“我们的村落是七个小部落聚合成的，算比较大，大约500多人。山谷是圆锥型的，很封闭，我很小就在山谷里放牛，放牛的时候可以看到深绿色的大武山，遥远的太平洋，看到沙子、海水，还有老鹰。”胡德夫说。后来他写过一首歌《牛背上的小孩》。当时村落有位叫“Kimbu”的男子，打猎捕鱼唱歌样样在行，胡德夫很崇拜他，就给自己取了个名字Kimbo。到现在，熟悉胡德夫的人都叫他Kimnbo。
　　“那时是太平洋战争之后，物资匮乏，不可能找线找布来做衣服的，我们还穿过用面粉袋做的裤子。每个月农历十五月圆的时候，全村子的人会集合起来跳舞。订婚、结婚、当兵、七月丰收节这些重要的日子也会会跳舞。年纪很大的人，会在开心的时候会站起来摆摆手。没事跳舞的很少。排湾族更保守，他们的舞蹈就是圆圈式的，是一种聚精会神的凝聚力象征，可以跳二天二夜。我们的生活中尽是歌，开心、烦恼、传达讯息、解释误会都用唱歌来表达。比如我们有除丧歌，哪户人家失去了亲人，所有部落的族人就会一起唱歌来安慰他们。因为这些歌，我们流露出来人与人之间最贴近的关怀和相爱。”
　　1968年考上台大外文系后，胡德夫接触到了很多欧美民谣，他和当时很多年轻人一样，喜欢鲍勃·迪伦、JONIMITCHELL，但美国老民谣对他影响更大，“他们的歌里包罗万象，耕种，打渔，爱情……什么都有，连私酒怎么做都有。民谣是具有批判精神的歌声，这是非原住民的说法，我不同意。批判，是人用文字进入的系统说话，是不合古老民族的逻辑的。原住民歌中的虚词是无限的赞美，它是非常纯净的，他跟神、跟祖灵，跟土地，跟人说颂赞的声调。把人的念头放进去就不对了，不纯净了，歌原来是很纯净的东西。”

　　爸爸，把我的牛寄过来，这里有一片很好的草地

　　“初看春花红，转眼已成冬，匆匆，匆匆……”2006年，56岁的胡德夫凭匆匆》得到台湾金曲奖6项提名，最后荣获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作词奖。7月中旬，在广州举办的第六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颁奖礼上，他又获得了最佳国语男歌手、最佳民谣艺人，当时有人打趣：“他还应该得一个最佳新人奖。”
　　2005年推出的专辑《匆匆》是胡德夫平生第一张专辑，《美丽的稻穗》、《STANDING ON MY LAND》、《太平洋的风》等十多首歌几乎是三十多年来全部的作品，真挚深沉，是近年来华语乐坛极少数有分量的专辑。
　　其实从一开始，《匆匆》并不是一张专辑，而是台湾资深音乐制作人、野火乐集负责人熊儒贤的一个想法：要把Kimbo的声音留下来，为将来留一份声音资料。胡德夫不习惯录音棚，熊儒贤就说，我们要不要回淡水？
　　对胡德夫而言，淡水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地方，在那里度过了六年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获得了最早的音乐启蒙。
　　1962年，台北郊区的淡江中学开放，成绩优秀的原住民儿童无需考试就可以就读。那年，长他十六岁的盲眼传教士哥哥拉着胡德夫的手，第一次走出部落。鞋子挂在肩膀上，打赤脚，背着行李，辗转抵达淡江中学。他后来回忆说，刚看到冒烟的火车，吓到跌倒在月台上。
　　2004年，胡德夫和录音师陈冠宇来到淡江中学的礼拜堂，录音师说这里可以，他们就开始了。这个已经荒废的小小礼拜堂，正是当年胡德夫开口唱歌的地方，“学校里还有一位加拿大籍女老师，经常让我们听美国黑人灵歌和蓝调。美国黑人的音乐跟我小时候在部落里听到长老们唱歌的状态很像。”
　　录音的时候正是夏天，礼拜堂外的树上一片蝉声，不远处的操场传来一阵阵小朋友们踢球时的喧闹……录音器材这些真实的声音都收录了进来。“淡水和部落不一样，但还保存着许多乡土气息。这里有原住民小伙伴，没有人歧视我们。我12岁来到淡水，很想念我的家乡。我曾经写信给爸爸，让他把牛寄过来，因为发现这里一片很好的草地。那时，我常常跑到学校外面的小树林，对着树，唱歌给自己听，一面唱一面想我部落的小伙伴，回忆他们的声音他们的脸。”
　　白天，胡德夫静静地坐在礼拜堂，夜深人静开始歌唱，每首歌都必须一气呵成录完，钢琴就是三十年前的那台老钢琴，缺了两根弦。卑南族歌手、制作助理陈永龙在录制日记中写道：“布满厚茧的手指碰触琴键，传出来的却是温暖轻柔的音符。他缓缓唱出《枫叶》，厚实的嗓音略带沙哑，与钢琴声一同回荡在这有半世纪历史的教堂中。‘这首歌是念书时候写的，用这台钢琴写的曲，写给我暗恋的那个女孩。那时候就在这里唱，希望那女孩能够听到’。”
　　《牛背上的小孩》回想悠远的牧童时光，《最最遥远的路》呼吁青年学子重视部落家园，《为什么》凭吊1984年海山煤矿爆炸中死伤的阿美族同胞，《太平洋的风》歌唱大海的风拥有和母亲是一样的情怀，《飞鱼·云豹·台北盆地》控诉兰屿核废料事件污染山地，《Standing on my land》直抒对土地的珍爱和自豪……《匆匆》专辑里的十来首唱的是胡德夫对部落家园深沉的爱。“我爸爸是警察，生活过得还可以，属于少数民族中的少数，大多数的人是没有这样的条件的。他们多半靠劳力生活，以前原住民还可以靠劳力维生，外劳引进台湾，大多数人更没有就业机会，”胡德夫说，“现在原住民的部落逐渐解体，包括语言，这个时候，如果没有歌，会失根，那是文化底部的核心。”

　　走到不同的路，唱自己的歌

　　1968年，胡德夫考上了台大外文系，两年后却因为长期打橄榄球造成的身体伤害不得不辍学。离开学校后，胡德夫在哥伦比亚咖啡厅驻唱，同时还打另外两份工赚钱给父亲看病。当时，唱片工业还没有成气候，大家习惯去咖啡馆、酒吧现场听歌。“起先在GaféColumbia聚会，后来转到了艾迪亚。当时没有卡拉OK，年轻人有话想透过音乐表达，至少要能自弹自唱，吴楚楚、赖声川、胡德夫、已故的李双泽，还有许多画家、诗人都是座上客。”胡因梦曾在自传中写道。
　　胡德夫的西洋歌曲唱得很好，名气越来越响，到西门町逛街，总有人找他签名。1970年代中期，胡德夫已经是全台北价码最高的现场歌手，在高级餐厅的钢琴吧驻唱，一个月能挣7万多新台币，而餐厅经理的薪水也不过7000新台币。
　　如果不认识李双泽等朋友，胡德夫的人生会怎么样？
　　“李双泽是美术系的，和我同岁。他不是一个嘘寒问暖的人，他的脸大大的，笑容比较少。你问他刚刚去哪里，他会说从很遥远的地方回来。他是很节俭的人，但他去的地方，都是当时大学生负担不起的旅行。我说他是一个革命性的人。”胡德夫说，“‘哥伦比亚’的演出结束以后，我会去看顾餐厅生意，他就拎了一瓶乌梅酒进来，坐在最里面，他几乎天天这样来看我。他喜欢结交最土的音乐人。当时，我们只唱鲍勃·迪伦他们的美国歌曲，有一天，他说，Kimbo你是原住民，你们没有自己的歌吗？就是这句话，让我唱出了卑南族民谣《美丽的稻穗》。”没想到，这首歌很受欢迎，“大家给我的掌声，让我得到的激励是这么大的，而在心中那份自我认同的力量，也是在这时建立的。那个时候，或是认识，或擦肩而过，朋友很多，他们在‘歌’和‘知’的方面非常拉拔我。像画家洪通、民谣歌手陈达把最素朴最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呈现出来，语言是什么、绘画是什么、歌是是什么。没有人摆出大师的姿态，大家都会讲出让大家有印象的东西，在这样的情感当中，生命的火花才会出来。”
　　1976年，淡水文理学院组织了一场“民谣演唱会”，胡德夫本来要登台演唱，可就在前一天晚上吃火锅时，和一拨滋事的流氓大打出手，一根筷子插进了背部，受伤不轻，只好拜托李双泽救场。
　　和平常一样，演唱会上绝大多数唱的是欧美歌曲。李双泽上场，没有唱歌，而是拿着一瓶可口可乐质问台下的学生：“我们在菲律宾，喝可口可乐，听这些歌；在西班牙，喝可口可乐，听这些歌；在美国，喝可口可乐，听这些歌。现在，在台湾，我们还是喝可口可乐，听这些歌。”他把可口可乐猛地砸在地上，“我们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歌？”
　　台下的人完全愣住了。翌日，台湾各大高校爆发了“唱自己的歌”的大规模讨论，这就是台湾流行音乐历史上有名的“淡江事件”，台湾校园民谣时代从此开始。
　　当时成立的新格唱片公司创办了“金韵民歌奖”，发掘了齐豫、施孝荣等众多新人，并且和将民谣商业化，成功地开拓了一个新的音乐市场，而胡德夫却游离于这股潮流之外，“新格当时在做了很深入的市场调查，发现很多的孩子抽屉里面拿出来的歌可以开发，他们一方面找作品，一方面找声音，原来我们的东西被诟病为太简单了，他们找来一些理论理出和实务基础很稳定的人。”不懂乐理、不记谱子、不喜欢对口型、进录音棚的的胡德夫仍然在钢琴吧里唱，直到一个意外的降临。

　　我什么都没有了，就剩下了声音

　　1977年9月，27岁的李双泽意外去世，“他在海边救起了一个美国人，自己却因溺水死了。”胡德夫回忆道，“过世前几天，他穿西装打领带来看我，当时他在帮人助选，很累。他是因为在很累的时候去救人，才会失去了力气，他很会游泳，要不是这么累，他根本不会走的！”
　　好友的去世，让胡德夫决意离开流行音乐界，抛弃富足的生活，投入到维护原住民权益的运动之中。
　　数年后，权益运动不但耗尽了胡德夫的积蓄，濒临妻离子散，而且让他心灰意冷。胡德夫带着两个小孩心力交瘁地回到台东老家，投靠80多岁的双亲，身无长物，旧伤复发，脊背上长了严重的骨刺，走路需要一支四角拐杖支撑，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剧痛。“我听说，他痛到在溪谷中顺着大石头打滚，拿了一把枪要他的小兄弟杀了他。”熊儒贤说。
　　台东矿物质的温泉出名，胡德夫在家里挖坑泡温泉，在沙地上做伸展运动，第三年后，终于把骨刺都治好了，“记得那年发大水，我把拐杖扔到水里，自己跳到水里，好多人都吓坏了，在岸上喊‘Kimbo投河自杀了！’他们不知道我那是高兴，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
　　台东的水治好了疾病，也给他一条谋生的路：卖水。“我也买过他的山泉水，装在四方型盒子里，上面有只塑胶水龙头。”熊儒贤说，“我第一次见到Kimbo大概是1997、1998年，第一眼的感觉就是舍不得。有近十年的时间，他过得非常困顿，住在台东海边的公寮里，大概是小兄弟帮找的。有人说阿美族的下半身永远都在海里，他们在海里摘海菜，在海边的地上种些蔬菜。我听说，当时Kimbo向老天祷告，‘我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声音了，请让声音喂饱我的肚子吧！’”
　　这段日子，胡德夫疏远了音乐界，但反而找到的音乐的方向。他跟着阿美族耆老郭英男重新学习原住民音乐，采集了卑南、排湾、阿美等族群传统歌谣之采集，并和西方音乐结合，钻研和推广台湾布鲁斯——“海洋蓝调”（Hay Yang Blues，“Hay Yang”为台湾原住民惯用的生活虚词,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选用了德国Enigma乐团的《回归纯真》作为主题曲，Enigma乐团也因此卖出了几百万张唱片，而《回归纯真》的旋律正是郭英男1988年应邀去法国录下的歌曲《老人饮酒歌》)，他的作品比以前更丰厚成熟。最好的作品之一《standing on my land》就是在这时写出来的，“这是一首台东的歌，这是郭英男在院子里唱，我记了谱。这首歌我放很久，一直在想，这样的歌要在什么时候唱。有一年，制作人王明辉告诉我在国外看过一首地下诗，给我念了一个大概，我就写了下来，觉得这还蛮顺原住民口音的律动，当我唱英文歌词的时候，口音和律动就给了我有些字的力量，我就找到了我应该唱它的样子！”
　　“我消沉不到哪里去，顶多就是消沉到一个人，消沉到最后就会有歌。”

  　这些歌是野火，唱歌的人是春风

　　5月27日来上海演出的，除了胡德夫，还有“野火乐集”，十多个致力于传唱台湾原住民音乐的年轻音乐人的群体：陈永龙有着很阳光的笑容，擅长节奏乐器与手鼓；卢皆兴自小上山打猎，有人说，他的歌声拥有部落老人腔调；艾可菊斯的音乐让人听了那么快乐；小美的歌声就像部落中的老人织布、采野菜时的哼唱；哈尼走到哪里就哼唱到哪里，嘴巴没有停过。“野火的意像是原住民的歌声，像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些歌是野火，而唱歌的人是春风！”熊儒贤说。
　　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胡德夫逐渐重回音乐圈，他的音乐价值得到了新的认识、推崇和传播。2002年野火乐集成立后，成了胡德夫最重要的工作伙伴和唱歌的源头，“其实我没有想过要把歌运用成什么，现在年较大了，才知道歌可以喂养家人，可以年轻人一起唱歌。和他们工作很开心自然。”
　　熊儒贤是胡德夫和野火乐集最重要的幕后功臣。她是台湾知名的资深音乐制作人，做过优客李林、刘德华、张信哲、林忆莲等许多张百万国语流行专辑。野火成立后，她凭借多年来的经验和人脉，给流行歌手做企划挣钱，然后拿去支付“野火”做演唱、出唱片等各项开销。“《匆匆》出版之后，人家称赞我敏锐，我心里一阵默然，做这张专辑的时候，我被大企业用八个律师名义轰出来过，连印刷厂都劝我不要这么冒险。发片后的第二个月后，我还到北京工体帮阿杜制作个唱，”熊儒贤说，“但现在这个工作很有意思。这几年，我这般资深及风光的工作者做了很多从来没做过的事情，搬货、送货、布置活动、当免费主持人，认识一堆达官贵人的时候，要听得懂他们的语言，更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去说野火乐集在唱什么。华人世界需要一种凝聚的能量和呼唤，这是我们这样的行业最该做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声音。”
　　野火乐集让人想起其他几个台湾独立艺术团体，比如林怀民的云门舞集，赖声川当年的相声表演坊，吴兴国的京剧“戏班”，它们都有一种坚韧的特质，几十年来一直在摸索、尝试、体验、用功，将传统与当代、本土与世界的精神和手法融会贯通，并且探索出自己的商业模式。有人以为胡德夫抗拒商业化，事实上，他从不反对商业化，只是不适合主流的唱片工业的模式。“一首歌当你唱出来，当然会变成第三个人、第四个人的事，他也会变成众人的事，歌被传唱的方法有很多，我们怎么说商业化不好呢?如果它不是变成这么多人的事，我们如何听到贝多芬？”他说。
　　目前，野火乐集的演出邀请越来越多，收支渐能平衡，胡德夫的生活景况也改善良多。2005年4月15日推出第一张个人专辑《匆匆》后，胡德夫在台北西门町红楼剧场举办了个人演唱会。意外的是，除了大批名流赶来捧场外，居然还来了平时势不两立的蓝绿两营政坛人物，30多年前，他们都是听着胡德夫一代人的民谣成长的年轻学子。
　　演出前，胡德夫的压力很大，“我想到要面对那么多的朋友，想到他们之间的不同政见，想到这么多年来世事变迁，想到很多东西……演出前一天，我就‘失踪’了，跑到了阳明山上一条小溪旁。那里有茂密的树，是我的秘密花园。我唱歌给自己听，直到演出快开始，太太找到我，我换上演出服，直接到了现场。”熊儒贤笑着透露了Kimbo的一个习惯，“比方说7点的演唱会，直到6点我都还不知道他在哪里，可我心里又很笃定，6点59分，他就一定会出现.”
　　“我喜欢一个人走路，有时一走就是30多公里。走路就是和自己在一起。我经常到山里去，看树，看水，累了就躺下。不这么做，我的声音会死掉。我常常不记得自己唱过什么，有时觉得好听，就多唱几次，让耳朵记住。唱歌就是嘴巴唱给耳朵听。
　　《匆匆》不是一个终身音乐成就奖，它是又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