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墙故事
我从“爹地的小儿子”沦为金融诈骗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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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jfdaily.com 2008-5-9 稿件来源:解放网-上海法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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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访 人：郑 晗
采访地点：上海市五角场监狱
采访对象：战晓勇 （化名）
入狱原由：破坏国家金融秩序罪
刑
期：十一年
战晓勇本来不是我的采访对象。那天，监狱的管教干部们为我安排的，是一名因经济问题入狱的某街道办事处主任。采访时，战晓勇作为
《五角场监狱报》记者，坐在我不远处旁听。采访快要结束时，我注意到了一直在认真倾听我们对话的他：身高不足1米70，光头，大眼睛，白皙的圆脸上架着一副大眼镜，乍看上去，很像一名还未毕业的大学生。
“你今年多大？”我问他。他有些腼腆地笑了一下：
“我今年36岁了。”看到我吃惊的眼神，他赶紧解释：
“我长得小，刚进来那两年，许多人还以为我是个中学生呢。”当我问及他毕业于哪所大学时，他说出沪上一所曾培养出许多名人与学者的校名。
高干子女、名校生、金融公司法人、诈骗犯……在征得管教干部同意后，我开始了与他的对话。
1972年，我出生在北京一个军人家庭。母亲是我父亲的第二任妻子，父亲与我母亲结婚时年纪已经很大了，并且已经有了7个子女。我在家排行第九，乳名就叫小九。尽管家中子女众多，但与我同父同母的只有八姐一个。也是因为如此，比我年长6岁的八姐从小就很宠爱我，我们的感情特别好。
父亲半百又得子，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因为生性严肃，年长的哥哥姐姐都很怕他，只有我，可以在父亲面前撒娇甚至撒泼。他常常叫我是
“爹地的小儿子”，
“老爸的小心肝”，那时候，我想要什么，父母只要能够做到的话，从不会让我失望。
在北京长到9岁时，父亲因为工作调动，全家跟着他迁来上海。可能是童年在军区大院里生活的印迹实在太深了，一直到今天，我都不怎么会说上海话，只要一张嘴，就是一口京片子。
我从小就是个很调皮的男孩子，但学习成绩一直很好。用父亲的话说，有一点小聪明。17岁那年，我以很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上海一所重点大学。
拿到
《录取通知书》那天，在外地工作的哥哥姐姐们，都纷纷打来祝贺电话，爸爸更是不顾医生反对，抢着喝了好几杯茅台。
就在我进入大学读书的那年，在上海某银行工作的姐姐也因为工作出色，被香港一家银行录用。办完相关手续后，姐姐独自一人去了香港。拿到工资的第一个月，她就将工资的一半寄到了我的学校。此后，一直到我大学毕业，她每个月都会在父母给我的生活费之外，再寄一笔钱给我。那时候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每个月都能收到一叠港币，那种感觉真的很好。
我记得，因为年纪比同班同学要小，个子也小，刚刚入学时，很多身高体壮的男同学都喜欢捉弄我。但是，自从我每个月拿着姐姐寄来的钱请大家吃饭唱歌后，这种事情便再也没有发生过。
战晓勇的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他笑起来的样子，让他看起来的确像个不谙世事的中学生。
“你长得这么小，那时候有女孩子追你吗？”我问他。
“嗯。”他飞快地点点头，又抬手扶了扶他的大眼镜。
我与我妻子是大学校友，她比我大两岁，与我相反，她人很稳重，性格也比较温和。现在回忆起来，其实那时候我也不怎么懂得什么是爱情，刚好大四快毕业了，感觉两个人彼此有些好感，还有些好奇，于是，就在一起了。
不久后，她感觉身体有些不舒服，一查，竟然怀孕了。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的我感觉又吃惊又有些兴奋。她问我该怎么办，我说，既然怀了，那就生下来吧。
随后，我们分头回家跟父母说明情况，两边的父母虽然都感觉有些吃惊，但都表示赞同。因为当时我还没有到法定的结婚年龄，父母决定先摆酒将婚事确定下来，等我的年纪够了，再去补办结婚证书。
别人都是先毕业才结婚，我是结了婚，才毕业。
因为我们两个人的家都在本地，婚礼那天，我们在南京路和平饭店摆了几十桌喜宴。敬酒敬到最后，我的腿都站软了。
婚后，父母见我们不愿意与他们同住，便拿出一部分积蓄给我们买了一套房子，因为装修的时间不长，怕空气污染对胎儿有影响，我和妻子便分别住在各自父母家里。
也就是说，尽管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小家，但从结婚、怀孕、生子，一直到后来我们离婚，我们就基本没有在新房里同住过。
婚后不久，我妻子生了个女儿。那是个非常可爱的婴儿，卷头发，大眼睛，笑起来很像我。
得知我生了个女儿，我姐姐专程从香港请假回到上海，抱着我女儿，她比我还要高兴。
大学毕业后，我在一所政府机关混过半年，感觉很无聊，便决定辞职。因为我学习的是金融专业，找工作并不麻烦。从机关辞职后的一段时间，我在好几家比较知名的金融单位都工作过。
与金融、交易、证券、房地产这些东西的交道打多了，我便开始有了新的想法。
我感觉，我也是有老婆、有孩子的人了，自己应该成熟些，承担起男人的责任了。考虑了几天后，我决定最后一次辞职，自己创业，做老板。
就在这时，我妻子提出要与我离婚。
“你们一直都没有去补办结婚证？”
“没有。刚开始还想着去办，可后来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淡，于是就耽搁下来。从我的户口上看，我虽然有了一个孩子，但却从未结过婚。”战晓勇又笑了起来。
其实，结婚后不久我就发现，我与妻子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她的父母是普通工人，她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做人做事都要小心谨慎，要出人头地。而我的家庭条件一直不错，父母也不想从我的身上实现什么梦想，他们对我的要求就是身体健康，平安快乐。
我从没因为钱发过愁，也无法体会到别人那种瞻前顾后的紧张心情。我认为，人生就是用来实现梦想的。既然有想法，为什么不去做？
因为观念不同，我每换一份工作，她就和我吵一次架，然后就是一长段时间的冷战。3年多时间吵下来，我们都感觉很累。这时候，正好她的研究生学业完成，经过我们双方努力，她被市内一家生命科学研究所录取，从事基因工程研究工作。她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我也比较放心了，于是，我们决定离婚。
听我说愿意抚养女儿，她也没有过多坚持。因为一直处于分居状态，也没有多少伤感与不舍，我将房子留给了她，将自己的衣物送回父母家，便与她分道扬镳。
这边离婚的事情办好了，那边，我的新公司正式挂牌营业。
1997年，姐姐借给我40万，父母又凑了20万，我拿着这60万元启动资金，将公司的办公地点放在一处高级写字楼中。装修后的办公楼要2美金一平方米，我一次就付清了一年的房租。
每天清晨，走进位于18楼的办公室，拉开落地的金红色窗帘，坐在宽大的老板台后面，看着营业执照上自己的名字，听着朋友或是合作伙伴们赞叹我25岁就当了老总，夸奖我是青年才俊、年轻有为，我的心里说不出有多么愉快。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我的骄傲有多盲目，甚至，非常傻。公司出了事后，那些曾经将我吹捧上天的朋友将所有责任全都推到了我的身上，看着我站到审判席上，然后逃得一个都不剩。
公司营业后，每个月的业务额都还不错，这加剧了我心中的成就感。其实现在想想，我当时从事的一项业务基本属于是在悬崖边上跳舞。说直白些，就是利用人民币和美金之间的汇率赚差价。
见我露出一丝疑惑，战晓勇非常自然地向我旁边坐了坐，拿起笔，在他的本子上给我算了一笔账。他的字就像他的人一样，每个字都是圆圆的，笑眯眯的样子。
当时美金与人民币的汇率是1比8.2，我通过一些渠道拿到的是1比8.27，但是，我们转手买出时却是按照1比9左右。也就是说，我们每转手200万美金，获得的利润就是160万人民币。
那些年还有些政府机关办有各种外贸公司或是分公司。在一些分公司里，像我们这种黄牛也挺多，我也一直没意识到这件事是犯法的。直到1999年，我一个生意伙伴陈先生因为涉嫌走私在广东被捕，他到案后，将我供了出来。
我还十分清楚地记得，那天是1999年5月23日，我一个人在湖南出差。陈先生打电话问我手中还有没有外汇，他那边急需。
放下电话，我打电话问了问在某机关工作的张主任，也就是我的合作伙伴之一，他回复我说，有。
得到确切答复后，我开始与陈先生约定交易地点。因为那段时间公司一直在
“老锦江饭店”包房，于是，我就将地点约在了
“老锦江饭店”。
5月27日，我从长沙飞回上海，先将美金兑换成汇票，然后如约来到房间内。
我做梦都想不到，等我将汇票放到陈先生手中的那一瞬间，自己的手腕上突然多了一副手铐。随后，我看到了一把手枪。
直到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触犯了法律，只是在心中嘀咕，就我这么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不点儿，至于揣着手铐带着手枪来抓我吗？而且，我做这件事情是有合法渠道的。我相信，张主任还有其他一些合伙人都会帮我证明。
可是，当我站到法庭上之后，我才明白，我当时的所有想法实在太天真了。我是公司的法人代表，尽管许多事情都是我与他们一起做的，但是所有书证、汇票、签收单上都是我一个人的名字，他们在证据方面，留下的痕迹是零。
法院以破坏国家金融秩序罪判处我有期徒刑十一年。
得知我被判刑入狱，我父亲一气之下病倒住进了医院。
一直挂着灿烂笑容的战晓勇，脸上第一次失去了阳光。当我问他，你女儿是不是来这里探望过你时，他才又笑了起来，
“没有。这里环境不太好，不太适合小孩儿来。”
我入狱时，女儿刚刚4岁，还不怎么懂事。我父母的年纪也大了，带孩子也有些力不从心。为了让孩子能有一个幸福的人生，经过商量，我姐姐决定将她带到香港去。
因为入狱后我一直没见过女儿，她留在我脑海中的，还是她三四岁时的样子，大眼睛，卷头发，像洋娃娃一样，挺可爱的。那时候，我常常抱着她去酒吧玩儿，碰到女孩子，就骗她们说：
“这是我妈妈后来生的小妹妹，和我长得像吧？”她们都非常喜欢她。
现在，她已经13岁了，从照片上看，已经是个非常漂亮的小姑娘了。有时候我们也通通电话，她称呼我为
“父亲”，叫我姐姐 “妈咪”，叫我姐夫
“爹地”。对于我来说，不管她知道什么，还是不知道什么，只要她幸福开心，就是我这个做父亲最开心的事情了。
战晓勇又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采访手记
先奔跑，再学着走路
战晓勇告诉我，入狱后，他开过连动机床，参加过监狱文艺小分队，当过史地老师，而且，一直是监狱广播站的首席播音员。因为在改造期间表现优秀，他先后被减刑3年。
今年年底，战晓勇就可以走出监狱大门，回到他阔别已久的正常生活中。
监狱中的8年光阴，没有在战晓勇的脸上留下过多痕迹，但是，却在他的行为和心灵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
他学会了包容他人，学会了珍惜，培养了责任心，并且自修成了一个“法律专家”。
当我问到他回归社会后准备做些什么时，他笑着说，他准备自己搞点实业，开个小酒吧。“家里人已经帮我选好了位置，就在虹桥一带。我们这里可以看书看电视，我们这些教员们还有自己的教研室和办公地点，有时候，给学员上好课，我就在本子上记记自己的感想，等我出去后，就将我的想法落实到酒吧的装修上。”
午饭集合的铃声响起，他起身与我道别，并细心帮我拉开房门，我说：“有机会，我会去你的小酒吧看看。”他低声回答：“好的。我一定会脚踏实地，好好经营。”
在失去自由的8年之后，一直处于奔跑状态的战晓勇，终于开始学习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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