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档案]

　　袁志刚，男，1958年1月生于上海，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负责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宏观经济学和非均衡经济学的研究，曾师从国际著名非均衡经济学家贝纳西教授，率先把非均衡研究方法应用到中国经济分析中，其专著《瓦尔拉均衡理论及其在中国经济中应用》在1997年获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奖。他还从事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涉外经济和知识经济的研究等，著述颇丰。

　　《新沪商》：袁老师，在网上看到很多学生的留言，要卖您讲课的笔记呢。
　　袁志刚：有这事？我还真不知道。不过我上课的时候确实是很认真的。说实话，现在我们复旦做老师没有压力，教授考核从来都是文章，都是科研成果，但是我觉得认真上课是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如果你在讲台上讲课，下面没什么共鸣，那就是浪费生命、浪费时间。
　　我一上课就很激动，尽管我有高血压，有一次我上课的时候我背着一个动态的高血压仪，学生一看都很紧张问我袁老师你怎么了，我说没什么就是量量血压，几天背下来，我发现我上课的时候血压的峰值最高，讲课的时候全身的神经都调动起来，很兴奋。
　　有很多老师很会跟学生搞脑子，教来教去把学生都迷失方向了，湮没在其中，最精要的东西都没有了。好的老师应该是把书越教越薄，把最精要的东西给学生。

　　三十年来两亿人口
　　流动所创造的巨大财富

　　《新沪商》：袁老师，我看到你的履历里说你是在杭州大学读的书，为什么选择杭大？
　　袁志刚：这个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在浙江插队啊。当时浙江的考生特别亏，尤其是文科，除非你能考到外省去，比如北大、复旦。当时本省文科没有重点的，杭大是最好的，当时我的分数是上不了北大、复旦，那么在浙江就只有进杭大了。第二个原因是当时我家庭的变故，1977年11月2号我父亲去世，我是长子，父亲才四十多岁，当时家里的打击真是不得了，当时所有的书都被我扔掉了，处理完后事，经过一个月也平静了一些，12月份就去考试，但本来是准备考理科的，我不是很喜欢理科，只是当时总是觉得文科没多大出息，所以我很羡慕当时学理科的人，当时也没怎么复习，就是记得什么就是什么了，可能当时作文写得不错。
　　《新沪商》：这么多年以来你研究了很多社会课题，有很多都是比较有预见性，当社会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在若干年之前就已经开始研究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袁志刚：这个嘛要说吹牛也可以了，就是因为经济学学得比较通，对于经济学一定要学到它精要的东西，学到精要的东西之后呢你到社会上来感悟，一般来讲就会比人家早。1993年我回国，当时对于大家还没有意识到失业这个问题，当时中国经济在研究的热点问题有很多了，比如说当时研究最多的是国企改革。
　　《新沪商》：对，当时就是大量的经济类课题有待研究，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个时候伪命题太多，而你研究的很多问题，都是若干年以后大家才意识到这些问题重要性的，问题是社会上当时怎么没有意识到呢？
　　袁志刚：我当时就觉得国企改革不是个太大的问题，你只要下定决心，产权上动一动，很快就可以过去的，但是国企改革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失业的问题。失业是个很大的问题，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还有就是我意识到，比如说讲全球化，大家都会从引进外资什么的各种角度去看全球化，但我觉得中国三十年全球化最重要的成就就是两亿人转移出来，和平时期两亿人的流动，这是一个创造财富价值不得了的事情，对于这样的事情是一定要敏感的。
　　你想想，哪有什么比两亿人的转移产生的财富价值大？一个农民在中西部的时候，他有的就是土地，他没有生产工具、没有资本，也没有技术和管理，更没有世界市场和品牌，一旦他到了沿海他可以跟现代的技术、现代的设备、现代的品牌这样的国际市场融为一体，这样他的劳动力价值就会大幅度提高，他在内地转移到沿海这个过程产生了16倍的劳动生产价值，这是《大国崛起》上说的。
　　中国改革三十年你可以总结出很多东西，但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和平时期两亿人的流动所创造的财富。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生产要素，都要到中国来“走一遍”，这个“走一遍”的一个最大特点也是与这两亿人相结合，再讲大一点，我们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中国有七亿五千万劳动力参与全球的分工体系，优化它的资源配置，这个所释放出来的能量不得了。所以劳动力就业一直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国家应该要注意这样重要的问题。

　　总有一天投资界
　　对劳动失业率更敏感

　　《新沪商》：现在国内的投资界、经济界，还没到像美国公布劳动失业率时那么敏感，所以我们中国对于这个还没有提到一个足够重视的程度，倒是对于CPI很敏感的。
　　袁志刚：对于这个，其实我们的数据也不准，因为我们的失业率有两个概念，一个是登记失业率，一个是调查失业率，调查失业率是真实反映一个城市常住户口的失业情况，目前我们温总理说的今年我们失业率控制在4.5%以下，这个是指登记失业率，而实际调查失业率是7%左右，这个差距就比较大了。
　　《新沪商》：这个应该也还不是终极数据吧？
　　袁志刚：那当然了，这里面首先还不包括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所以大家对失业问题不敏感，我就觉得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很多政府部门都认为失业率上升不会遍及到所有的人口，而通货膨胀呢是遍及到所有人口，所以从这一点上讲呢，好像是CPI更重要一点。但是我还是认为就业更重要一些，因为第一，就业涉及到一个国家的GDP的增长，财富的增长，它还有很多乘数效应，另外还有很多民生问题等等。所以就业是最最根本的。
　　第二，好像CPI关系到所有拥有钞票的人，其实它会影响所有的人。事实上在一个国家经济高速增长过程当中，富裕起来的一批人，对于CPI都可以扛得住，没有问题；其实真正受到侵害的是最贫困的那批人，因为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中等收入以上的人群的收入也在同步增长，甚至增长得更快。
　　第三，这一轮CPI上去的结构性很明显，主要是粮食、猪肉、矿石、原油、能源这几类，而且这些呢都有些国际性的意义，因为有很多都是国际输入的，唯一不是输入的就是猪肉，而如果从饲料角度上看，甚至也是带有输入性质的，这样的通胀如果用很严厉的货币政策来控制的话，那我觉得它带来就业上的伤害就更大了，如果这样做的话代价太大。
　　目前有很多经济学家主张，对于通货膨胀对最贫困的那批人带来的损害通过财政进行补贴，比如学校就已经补贴了，对于最贫困的人补贴上就好了。对于结构性的问题就对付结构性就可以了。我认为，就严厉的通胀对付当前的CPI只有一个意义就是减少大家的预期。

　　专家学者
　　对社会有超前价值

　　《新沪商》：关于宏观调控的事情也是很久以前就有研究了。袁老师你的研究都不是追社会热点的，而是一定程度上超前的。你们的研究被我们国家重视以后，它是通过一个什么方法来发挥作用的？
　　袁志刚：讲到这个我要补充一下，其实我当时进博士后流动站的时候报的课题就是通货膨胀。我1993年回国，1994年、1995年是中国通货膨胀最高的时候，国家实行紧缩货币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全面实行整顿。当时我写过一些分析通货膨胀的文章，好像是发表在《学术月刊》上，但是我很快就把注意力转移到失业问题上了，当时虽然是中国通货膨胀最厉害的时候，但是我当时就感觉通货膨胀很快就会过去，肯定不会持续很长。
　　《新沪商》：专家学者对社会有超前价值或者即时价值的成果，怎么被运用于今天的社会？能否以您本人举例？
　　袁志刚：那就以失业（研究）为例吧。首先，我出了一些书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当我大量研究失业的时候，也是我跟上海市劳动局的联系最密切的时候，每个月要跑很多次，每次他们有政策法规要出台的时候就会去，后来又去了国家劳动部，也就是那个时候就成了咨询专家。当时有很多经济学家，都被邀请参加咨询，经济学家跟劳动部部长们面对面，谈自己真实的想法和观点，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的咨询；其次就是随着这个问题后来越来越热，就承担了很多国家自然科学、国家社会科学、上海市、教育部的课题，反正只要是国家级的课题几乎都拿到过。
　　《新沪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上海经济咨询委员会里复旦经济学院的人特多。
　　袁志刚：以前有三个，今年新一届了，复旦经济学院只有两个人了。我以前曾经担任福建省的经济咨询专家，当时他们请了外面几个人，我是其中之一。所以现在我的桌子上就有《福建日报》。
　　《新沪商》：面对那么些经济学的课题，比如说以前你选择研究失业，您现在又有了新的选择，比如说养老保险、社保，对于您的这样一个选择研究过程，在这么多的经济学分支中，你是怎么选择的？
　　袁志刚：我的选择就基于我的背景，我有一个非常牢固的内核就是我的宏观经济理论，就是我的法国老师的非均衡经济理论，非均衡经济理论模型是用来研究失业的最好的经济模型。
　　《新沪商》：我们现在的经济学是显学，经济学家的“边际效益”怎么样呢？
　　袁志刚：这里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如果不是研究政策导向的问题呢，就很亏，就不来钱。尤其与法学家相比。法学家的水平在于能使社会越来越离不开法学家，这是他们的本事。而经济学家搞的研究使得经济学家越来越不被需要。（笑声）

　　我感觉很骄傲
　　有学生已经超过了我

　　《新沪商》：在我们经济学界，你做一个课题，个人所得的利益之小与社会效益之大之间是怎样平衡的？
　　袁志刚：一是社会责任；二是自己研究的理论基础正好跟社会需要碰撞在一起，然后做起来很感兴趣，学者总是会对研究有兴趣的。像我这个年龄段的，我回国之后一直觉得教学很重要，我觉得能教出一些好学生是最重要的。我在复旦经院感觉很骄傲的是，在于我有两个学生已经超过了我。有七八个人现在都很好。我并不是很看重个人的经济效益，而是更看重我们有实实在在的人才出来。
　　《新沪商》：我们复旦经济学院在学术体系的构建上面的进步体现在哪些方面？
　　袁志刚：第一就是我们越来越跟国际接轨；第二就是越来越重视实证了，选择国际经济类的顶尖杂志作为教师冲出去的标准。
　　《新沪商》：能不能对复旦经济学院在国际、国内做一个定位？
　　袁志刚：我们就是每一代人做每一代人的事情。我们老中青三代是比较均衡的。像我们的老一辈，有一批经济学老前辈，都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我们中年这一代是过渡型的，我觉得我们在经济学界地位比较高的一个优势，是我们复旦经院有20多个30多岁的人，这个是让别人很羡慕的。而且很多都是自己培养的，也有留洋回来的。但是我们也有劣势，那就是我们现在拥有的国际顶尖院校毕业的PHD人数比不过上海财大，比不过上海交大。这个主要是因为机制的问题，我们今年也在加大引进力度了。我们的目标是有40个左右年轻人。
　　《新沪商》：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研究成果怎么输出？
　　袁志刚：我觉得这个不能着急的，我不用这些东西来逼迫老师，我们还是很宽松的。我认为复旦到今天能有这样的地位最最重要的是有一种氛围，一个大学它的氛围不是钱能堆出来的。我们认为搞学术首先应该是一种爱好，一种兴趣，就是不吃饭也要去研究，这就是学术啊。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一个大学应该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我不计较你研究的东西现在是不是用得上、是不是热点。
　　《新沪商》：我们复旦应该也像哈佛商学院那样吧？
　　袁志刚：是的，我们应该要给学生最前沿的东西。我们的硕士博士以后要出去的，所以我们要引进最好的学者，各方各面的那就是美国的PHD，每个PHD背后都有一个导师，而且他背后的这个老师往往是世界上某个专业最顶级的。比如我的老师，就有两次来讲课。

　　学者要为经济服务

　　《新沪商》：我们国家的高校、研究机构，为实现我们以后的目标怎么发挥作用？
　　袁志刚：这批人能做一批东西其实也是在后台上。比如说发改委、社科院研究所、经济研究中心等等，他们应该是研究上海的第一线。而且他们能够拿到一些最新的数据，我们的研究与他们的研究还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研究是马上就要用的，是领导拍板马上就需要的，他们的东西很多都是只有领导能看到的。而我们的研究学理性更强一些，是学理上比较严谨的，能够把上海的东西拿到国际上去交流的。
　　《新沪商》：学者是不是要为上海的经济服务？
　　袁志刚：这是肯定的，我们有一批人为上海经济服务，现在这个比例还太低，还要增加。我们学校也鼓励我们为上海经济服务。比如说我现在就申请了一个课题就是镇保与城保衔接的问题。这是个理论上没什么，但是实务上决策咨询上很重要的问题。
　　《新沪商》：现阶段您的最重要的课题就是我们国家最关注的就业的课题了，还有就是社保的课题。对吧？
　　袁志刚：最重要的一个题目就是“城乡统筹就业研究”，是教育部的重大攻关课题，几十万元是文科最高的课题经费。就业和养老，是连在一起的。城乡统筹就业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农民变成城里人，这是最关键的，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要出问题的，中国就不会成为现代社会。
　　《新沪商》：你提的这个课题实际上是下一步我们中国政府面对的一个巨大的现实问题。
　　袁志刚：对，实际上中国未来30年，我理解就是要变成一个现代社会，过去的30年，只是解决了一个制造业。那么就是要把第一和第三产业做好，一产和三产要做过去几十年二产做的事情，就是要引入竞争，等它竞争了就一定会出效益，甚至包括医院、大学都要要经历一轮下岗，所以下一步应该是第三产业的下岗，第三产业里分为消费服务业、生产服务业、社会服务业，现在我们只有消费服务业已经完成了改革。以后就都要经历一轮人力资源重组。

　　企业家很关心宏观经济

　　《新沪商》：你现在的研究成果那些对于企业界有什么价值呢？
　　袁志刚：我研究的是宏观经济学，我只能给他们讲宏观。其实企业家很关心宏观的，经常请我去讲宏观。
　　《新沪商》：现在泛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群体，怎么才能形成更大的影响力？
　　袁志刚：一个就是要开放，要与国际接轨；二是要与企业对话，尤其是民营企业。建议你们《新沪商》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对话沙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