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叶以来沿长江一带的经济和城市的发展，与大批徽商的活动有一定的关系。由于徽州外出经商的人数众多，经营商品的品种多，活动范围也较广泛，被人们称为“无徽不成镇”或“无徽不成市”

　　近代上海的客籍商帮中，徽州商帮是著名的一支，对上海的经济文化都有一定的影响。

　　徽商在上海的多种经营

　　安徽的徽州本是一个“府”，治下有歙县、休宁、黟县、绩溪、婺源、祁门六县，府署设于歙县。徽州商帮的产生与发展与徽州地区的地理环境和文化氛围有关。徽州地区处于皖南，这一带每个县都是山多田地少，农民在重峦叠嶂之间艰难地开垦一点梯田，水土流失，土地贫瘠。据祖籍徽州绩溪的胡适所说：由于徽州地区人口多耕地少，“全年的农产品只能供给当地居民大致三个月的食粮。……我们徽州的山地居民，在此情况下，为着生存，就只有脱离农村，到城市里去经商。因而几千年来，我们徽州人就注定成为生意人了。”因而几千年来，徽州人“为着生存”出外经商，从而养成了善于经商的能力。由于徽州外出经商的人数众多，经营商品的品种多，活动范围也较广泛，被人们称为“无徽不成镇”或“无徽不成市”，并有“钻天洞庭遍地徽”的民间谚语。
　　明代中叶以来沿长江一带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发展，与大批徽商的活动有一定的关系。据保存下来的碑刻记载：徽州地区“商贾于外者什七八。……沪邑濒海，五方贸易所趋，宣歙人尤多。”又据记载，早在明代成化年间，徽商即到达长江下流，尤其是上海附近的松江、吴淞、嘉定和浦东经商。到了清代，徽商在上海所经营的行业主要有：
　　（一）棉布业：上海一带盛产棉布，徽商大力收购棉布，并将收购、染色、运销联成一体。徽商的活动，使上海地区棉布生产者的产品得以运销到外地，又使他们所需要的生产或生活资料从外地运到上海地区，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
　　（二）木竹行业：上海在南宋时已是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海上贸易使造船业得以发展，为了建造船体较大适宜航海的平底的沙船，需要高质量的木材，而木材贸易是徽商的主要行业之一。上海造船业所用的良材巨木，几乎全部由徽商供应。徽商由江西、湖广、贵州、四川的深山中将木材沿河流运往长江、钱塘江，然后再沿江转运到上海地区。青弋江上游盛产竹木，徽商将竹木沿青弋江漂运到芜湖，再转运到上海。当时官员和营兵们常对徽商勒索，以种种借口使用其木材不付款而“赊取”，实际上是无偿掠取，徽商对于这类苛勒难以忍受，遂向当时的松江府呈请勒石告示，告示碑中称：“本郡四门木竹商人……俱属徽民，远贩者□（注：□为原文缺损，下同）投治。”又称：“蒙本府知府廖，看得木竹行业尽系徽民，挈资侨寓，思觅蝇头，冒险涉远，倍尝辛苦，始得到埠。……奉批：‘木竹俱应现买，不得赊取亏累，仰府遵照屡饬严加禁革，勒石永示，有犯必究，此缴。’”可见当时徽商是往上海地区大量贩运木材和竹材的商人，徽商的这一行业对于上海地区的造船业和建筑业的发展都有积极影响。
　　（三）茶叶行业：徽州地区自古产茶叶驰名，鸦片战争前，徽州茶商已在上海相当得势。上海开埠后，徽州茶商将原来由广州出口的茶叶转变为主要由上海出口。徽商故乡所产的优质高档茶叶如珠茶、雨前、熙春等绿茶都是畅销海外的名茶。“光绪二年，祁门胡元龙创建胡日顺茶厂，改制红茶，更受欧美消费者的欢迎。据统计，光绪二十一年徽州外销的红茶和绿茶共达11万引，约合1320万斤”，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由徽商经上海出口的，当时出口茶叶的交易场所是茶栈。茶叶成交后，由茶栈提取货值的2%作为佣金。“徽茶既是上海出口茶之大宗，所以这种茶栈也多为徽商所开设。……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中，由徽人开设的茶庄、茶店更是随处可见。清末民初，仅绩溪一县在上海开设的茶号就有33家。抗日战争前夕，歙人在沪经营茶叶贸易的商号更是数以百计。”据1950年统计，歙县旅沪同乡会的1323名会员中竟然有1303名属于工商界人士，在工商界的歙县人中，经营茶叶行业者占各行业的第一位。
　　（四）其他各业：徽商在上述行业中人数多，影响大，有的如经营竹木长途贩运几乎处于该行业的操纵地位。此外，上海的房地产业、钱庄业、典当业、纺织业、绸缎业、漆业、墨业、印刷业、百货业等行业中，均有一些徽商涉足。其中有些成为商业界的著名商号，如胡开文益记笔庄店、胡开文墨店，驰名海内外。著名商人歙县冯塘的程霖生，拥有巨额资产，“在上海经营房地产业，在宝兴里、宝裕里修建有住房一千余幢，被人称为上海第八大‘象’（意为财主）。”民国时期控制上海百货业的八九家百货店中，有“恒兴”等三四家为徽商所开。当时上海市场上流行的“羊头牌”、“狗头牌”袜子，都是徽州商人经营的产品。其中创“羊头牌”者，是歙县坑口乡商人姜锡山。姜氏在上海开厂制袜，民国十七年（1928年）时，有雇工3000余人。徽州绩溪商人在近代上海多经营饮食业，有“金老乌龟”等著名招牌。据估计，解放前仅上海一地经商的徽商人口就有十三四万之多。又据统计，“1950年1月上海人口籍贯构成”中，安徽籍者为118567人，在上海各省籍人口中占第四位，其实在上海的安徽籍人口中徽州籍居多。
　　徽州邻近有宁国府，宁国府治下数县在上海的行业与徽州类似，两府因邻近，习俗也相同，他们在上海结为“徽宁商帮”，为了办理同乡间的互助事宜和公益事业，徽宁商帮于乾隆中期在上海建立了会馆。

　　徽宁会馆的建立

　　徽州、宁国两府旅沪商帮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建立徽宁会馆（思恭堂）。馆址在今制造局路300号。上海市《南市区志》也载有：“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安徽徽州，宁国茶商集资购大南门外30余亩田，建思恭堂，栖停棺柩，设立义冢。”最初的名称是：“思恭堂”，后来扩充了设备才称为徽宁会馆。据《上海徽宁思恭堂缘起碑》所记载，徽州地区来沪经商者：“童而出，或白首而不返，或中岁萎折，殓无资，殡无所，或无以归葬，暴露于野。盖仁人君子所为伤心，而况同乡井者乎广！”“乾隆中，好义者置屋大南门外，备暂殡，此思恭堂所托始也。”可见，当时建立思恭堂的主要动机在于依靠同乡互助的财力、人力解决殡葬问题，当时的文化心态将处理同乡客死沪地的问题作为重要问题，而徽州地区来沪经商者以中小商人居多，个体商人无力解决在沪的殡葬事务，建立思恭堂，既是发挥互助精神，又是公益事业。
　　徽宁商帮又于“乾隆五十七年，公议棺柩出入由□家浜口码头，即定小南门外吊桥路口，脚夫立有承揽。无论风雨，承值扛抬，堂中给价，通足钱八百四十文。如别处并附近埋葬者，另雇人夫，不得揽阻”，“又于嘉庆二十二年，复议捐资，添建丙舍三十余间，并增堂口外铺石路四百余丈”。并先后于道光二年和道光十六年十一月，两次呈请松江府上海县“给示勒石”立告示碑保护坟冢。道光十六年（1836年）徽州休宁人汪忠增（方川）出任上海道台，“乃倡建西堂，请免地征。诸茶商助施衣衾，复捐厘置产以裕经费，于是堂之制益扩充矣”。咸丰年间，太平军两次攻打上海，堂中千多具棺柩得以保全，太平军撤退后，“兴修重葺，费逾万千，不劳而集，焕然如故”。嗣后思恭堂作为会馆的殿堂之一，人们逐渐以“徽宁会馆”这一名称取代了思恭堂。该会馆为六县一郡的商帮所建，六县为歙县、休宁县、婺源县、黟县，绩溪县、祁门县，一郡为宁国郡。民国十八年，又创设闵行分堂。
　　徽商在沪经商定居沪地，许多徽商虽然与故乡保持联系，实际上是来沪的商业移民。他们在文化心态上与故乡紧密联系，在徽宁会馆的建筑式样上即反映出这种地缘文化特色。
　　《徽宁会馆图记》称：“自华洋互市，商务日繁，乡人纷来，经费渐裕”，这说明上海开埠后商贸的繁荣与徽商在沪增多，又与徽商经济的富裕是成正比的。又称：“遂于光绪戊子改建西厅奉朱文公神位于前进，而以后进为先董祠旁添内外各三间为办事处，并改造大堂为武圣殿，殿之下得古歙程君谨轩赠一大鼎峙立如塔，殿之前为剧台，金碧辉煌炫耀人目，殿之两廊架以看楼，殿之门外石狮对立颇具壮观，其余地复铺石环以高垣辟辕门于两侧浚水池，池上亦峙一鼎，其势巍然，按鼎与狮皆绩邑馆业所助也，岁丁未同人议将殿东空地续建东厅，定名进为朱文公专祠，而以前进为思恭堂，由各殷实同乡垫资兴造，故公家经费虽绌，无伤也，越年落成，其神座龙龛与全堂灯盏则为婺邑各业所助，烛光辉映，色色俱新，于是奉升朱文公神位于新祠，腾出西厅为同乡团拜处矣……于墙内添建殡房十一间，更楼一间，盖自此而会馆一切工程可云美备矣。夫沪上为各省会馆荟萃之地，顾大都注重华美一途，若论材料之坚实，布置之周妥，实以本会馆为第一，盖工程总理胡君执卿于建筑事业阅历多而用心细，且严寒酷暑，必亲临监督，历十余年如一日，此工程所以坚固而总理之功实不可泯也。”
　　这段记载生动具体地说明了徽宁会馆建造的过程、规模与样式。徽州人以讲求房舍建筑的宏伟、华美著称，至于歙县、黟县等县的某些县城及某些村镇中，多有明清以来的古文化建筑群，上海徽宁会馆建筑的宏伟、壮丽及陈设的文化氛围，实际上是徽州建筑文化在上海的再现。会馆的房舍殿堂以武圣殿为中心，武圣者乃关帝即关羽，作为“义气”的代表，商帮团体靠“义气”维护凝聚力和协调彼此的关系。此外即是祠祀乡土神朱文公即朱熹（1130-1200年）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元晦，号晦阉，别号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主张抗金，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有不同程度的贡献。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世称程朱学派，强凋理和气不能分离的关系，“天理”与“人欲”对立，要求人们放弃“私欲”服从“天理”。他的理学在明清两代被奉为儒学的正宗。徽州人以来熹为同乡而自豪，称其为朱子，宋宁宗时给朱熹的谥号为文公，所以徽宁会馆祠祀朱文公，这是将徽州地区的乡土神引入上海了，也是他们乡土文化心态的一种表现。
　　八一三抗战时，大部分建筑遭侵华日军炮火摧毁。抗战胜利后，在原徽宁义园东侧另建新馆（今徽宁路625号），称原建筑为老馆。墓园首辟于斜土路251号，后于江湾、蒲松、闵行等处扩置，其中闵行杨家台墓园占地40余亩，这也正是思恭堂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