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人民币对外购买力因为迅速增值在渐渐上升，而对内购买力却因为实际利率（物价水准上涨过快，名义利率上调幅度有限）迅速下降的因素而在不断恶化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经“破7”，进入“6时代”。人民币汇率“6时代”的消费和投资已经摆在我们面前。

　　人民币升值带来了什么

　　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升值之旅启程。
　　人民币升值到今天对于各个经济主体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从宏观上看，我们很难简单地以“好”和“坏”来评价，但至少让中国上上下下都开始意识到：在开放经济环境中，人民币汇率的变化，跟我们每个人的利益都息息相关。
　　可以说，汇改让中国的企业开始意识到汇率的真正意义。汇改之前，汇率风险由国家承担，无论是利润还是成本，无论是资产还是负债，可以不要过多地去控制汇率风险。但是，汇改开始后，企业开始意识到价格优势衰退的挑战和提高非价格竞争力的必要性，开始意识到货币结算时机和币种选择的重要性，也开始意识到利润（出口）和成本（进口）、资产和负债的货币匹配问题，有些企业靠人民币汇率的增值做大、做强了（比如海外并购，进口技术，引起人才，建立战略储备，打开进口商品的国内市场等），而有些企业为了减少汇率风险不得不走出去另辟蹊径，当然有些企业则因为增值挤掉了价格优势的空间而不得不废业停工；与之相反，也有些企业很快找到了规避汇率风险的方法，维持了自己原有的竞争力。企业的这种变化，从宏观层面上看，会带来产业结构的升级，也会导致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
　　汇改也让中国的消费者开始关心自己从事的行业和自己所投资的企业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是好还是坏，是多还是少，开始意识到自己所持有的外币资产和人民币资产未来的购买力究竟谁强谁弱的问题。比如，当外币贬值较大，而人民币的价格水平又较为稳定时，人们就会积极地增加人民币资产的比例而减少外币的比例，再没有像汇改前高估外币价值的倾向。正是由于国内消费者这种资产构成的变化，人民币的需求不断变得旺盛，这也是不可忽视的、加大人民币不断增值的内在因素。这里，除非金融机构代客外汇理财的业绩足够好足够稳定，或者中国的通胀环境变得越来越糟糕，否则，人们是不会再愿意持有更多的外币。
　　汇改后，中资金融机构和自己的商业客户一起，不得不开始考虑汇率变化是否对商业利润产生的重大影响。不得不思考如何提供更多的专业服务来满足市场对汇率风险管理的渴望。当然，也不得不考虑自己该如何“转嫁”汇率风险和向市场“寻求”更高的收益以冲销可能引起的损失，以保证市场对自己资产管理水平的信赖。当自己开始面对越来越多的汇率风险时，中资金融机构感到最大的挑战是熟识国际金融市场汇率走势的专业金融人才。
　　当然，上述所有的经济主体，不希望人民币价值存在严重的“泡沫”成分，不希望自己是“泡沫崩盘”后受害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币增值过快和过度，都会使人民币资产的海内外持有者变得“神经兮兮”，一有任何的风吹草动，就会争先恐后地逃避，而且互为影响，形成打压人民币的“合力”，不可避免的会发生像“东亚危机”那样的“债难”。于是，我们很自然就会产生这样的愿望，是否存在一个被大家接受的“和平共处”机制——保证人民币的升值一直伴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大家分享到的是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利益，而不是炒家哄抬价格、你争我夺的结果。
　　很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历史上没有出现过事前这样“合作”先例，所以，事后的风险如何公平地来分担，就需要监管部门吸取历史教训，如中南美债务危机、墨西哥比索危机、东亚金融危机、俄罗斯卢布危机、阿根廷债务危机等。事前就得精心设计好相关的制度和防范措施，否则事后的救市或危机的爆发都会让事前的收益人今后产生更严重的道德风险行为，使受害人今后对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失去必不可少的信赖。

　　消费和投资会有何种变化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近来人民币的快速升值，是政府权衡维持经济增长和抑制通胀的成本后所做出的理性的选择。同时，我们也能看出，影响政府兼顾这两重目标的“政策成本”，在流动性过剩的环境中，在美国经济衰退的形势下，在有增无减的人民币增值的预期下，和以往相比，人民币升值受市场力量推动的因素越来越强。
　　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人民币对外购买力因为迅速增值在渐渐上升，而对内购买力却因为实际利率（物价水准上涨过快，名义利率上调幅度有限）迅速下降的因素而在不断恶化。所以，基于这样的事实，我们对各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做出如下的预测和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首先，政府要加大力度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收入再分配的政策，以提高全社会抵御汇率政策变动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冲击。比如，对龙头产业和新兴产业在促使其向高附加价值产业链转移的同时，要对其环境成本、研发成本、人力成本给予必要、适度的“援助”。同时，要对产业结构转变所释放的失业人群给予妥善的安排。否则，人民币增值的社会成本会让政府付出更大的代价。
　　另一方面，“破7”后，外汇资产的运作方式和结构优化变得越来越重要。固然主权基金的海外运作和外汇储备的资产结构优化必不可少，但是操作成本受到外部“警戒心”的强化和市场的过度反应会变得越来越大。所以，政府更应该加强我国稀缺资源的进口，建立必要的战略储备，而同时要为民间企业的海外资产运作提供制度上的方便和信息利用上的便利。
　　此外，政府更要投入必要的人力资本，请海外高手分析当前的市场特征，派专家去海外调查，同时进一步吸引一批有所建树的海外人才，提高我国整体海外市场运作的质量。当然，企业的商业行为也会要求企业自发的进行“学习”。但是趋利的行为往往会让企业陷入短视的境地，造成人力资本投资不足，质量下降。再者，从宏观层面上，政府要十分清醒，不能让人民币增值演变成人民币资产的泡沫，为此，短期内更要加强有效的资本管理。否则，人民币汇改的节奏可能出现失控，甚至演变成一场像东亚危机那样的灾难。
　　第二，可以预料，“破7”以后，上述中国企业群的分裂现象会更为明显。一下子失去竞争的优势企业能否通过海外投资战略、生产管理效率的改善、开发替代性的国内市场、建立良好的融资环境等方式走出“价格困境”，将决定其今后的生死存亡。中国的企业联合会、产业协会等要为企业的商业模式再建提供必要的信息和战略指导。如果没有企业间的合作，中国产业整体的国际竞争力在开放经济的环境下会有恶化倾向，这对中国产业的发展战略也是不利的。当然，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会利用人民币的强势开展海外并购的运作，寻找更为有效、附加价值更高的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同样，这样做大作强的战略还是要有良好的制度体系和一流人才管理团队的保证。
　　第三，中国消费者面临人民币“外强内弱”的特点，无论是消费支出还是储蓄方式上，会更广泛的去选择价格便宜的商品，收益更高的投资方式。比如，进口消费品的购买意识和海外旅游的欲望会不断加强。同样，有海外商务和投资题材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会备受关注。比如，旅游业、能源产业、初级产品行业、素材、技术进口依赖的行业等股票都可能会被青睐。有实力的海外投资的企业和金融机构群的股票也会被看好。当然，这要取决于海内外的实际投资收益差距的大小。不过，目前国外美国经济衰退和国内物价上涨的两大负面因素，确实对海内外投资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再加上海内外资本市场在这一轮美国金融的震荡中出现了信心低迷的状态，这给中国的股票市场的投资环境也蒙上了一层阴影。不过，人们的风险偏好程度会因此有很大的向下修正趋势。比如，越来越多的人会更加偏好投资稀缺的初级产品和能源产品，甚至大都市热闹区中的房地产，因为这些“资产”存在明显的供不应求关系，从而可以确保未来较大的收益空间。这种“无奈”的选择，事实上对全球产业和新兴市场的健康发展是很不利的。
　　第四，中资金融机构和外资金融机构之间竞争的残酷性，“破7”后会更加变得明显。由于客户融资成本降低、投资回报增强的要求，在人民币快速增值的环境下会变得十分急切，能否满足于客户的这种需求就将决定金融机构的盈利势头和消费者对中国金融体系的信心。当然，对于前者，中国资本市场并没有完全开放，中资金融机构在保护的环境下依然优势明显，但是微观层面上，国内银行间、机构间的资源争夺会变得更加惨烈，差异化的选择会变得越来越主流。对于后者，中国金融机构如果都不能够有效地为消费者创造财富，那么，就目前已经开放程度来说，资本大规模外逃的可能性不可不防。
　　第五，与内资相比，外资对通胀的抵御能力相对较强，对事后风险分担的约束较弱，“破7”后对中国人民币资产的关注度短期内会越来越强，尤其美国经济向下调整的时期，国际资本会重新布局，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良好，资本和资产的投资的回报率较高，其大量流入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再加上欧美日官员都会不厌其烦要求中国开放资本市场。如何以我为主，以清醒的头脑认识外资的作用，摆脱世界经济失衡环境中金融风暴可能带来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将是所有中国经济主体所面临的一个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