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命的最初几年间，我随父母三度搬家，跟着上海长大。

    我自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同龄人，因为生逢1978年的11月。

    很巧，上海的老城厢是我生命的起点。我的第一个家在“老西门”——也就是很久以前，当上海还是一座江南小城的时候，靠近西边城门的那片。我总愿意告诉别人，自己住在一条离文庙仅十来分钟之遥的小街上。因为它的名字实在美极了，唤作“梦花街”。

    且不急着说它，任凭你望文生义、梦笔生花。我想，它像是一个张爱玲海上小说里的地名，甚至可以认为，在戴望舒名诗《雨巷》中，那个丁香一般结着乡愁的姑娘，就是从这儿的青石路上、撑着油纸伞飘然而过。

    记忆中的梦花街，有一座“过街楼”，它横跨小街搭建，将面街房子的二层楼连作一体。外婆总是拎上一把靠背竹椅，抱着我在过街楼下乘风凉。这个“洞”遮阳避日，又有徐徐的穿堂轻风，加上外婆手中的大蒲扇，真是清凉之所。遗憾的是，对于大人们群口相谈的山海经，“小毛头”我肯定还不知所云。

    大约不过两岁，那亭子间上的老虎窗和石库门里的小天井，便惜别了我小小的世界。父母带我搬进了自己的新家，市西新华路地段、香花桥街道的旧式公房。比起原来那幢四五户合住两层半的老屋子，如今这个煤卫合用、16平方米的底楼单间，对一户三口之家而言算是很不错了。

    我喜欢家里唯一的南窗，紧靠着它的就是吃饭用的自制方台子，这也是我初学写字的地方。而我最喜欢的，还是窗外那个自家辟出的小篱笆园，那儿至少种过好几季的丝瓜和牵牛花。长得好的丝瓜当然可以炒蛋放汤，长得若是不好，就等丝瓜干透了，用作洗澡的“海绵擦”。至于那些粘着晨露的牵牛花（我更习惯叫它们喇叭花），漂亮到连男孩子也有采撷的理由。当我跟妈妈去幼儿园时，便要采上一朵带叶子的，今天采粉蓝的，明天采紫红的，让其他小朋友们好生艳羡。

    花，真是有意思。从梦花街西迁到香花桥，两“花”之间几乎穿越了这座还不大的城市。没想到，妈妈单位又分了一套两居室的新公房，但地方（当时听来）实在很远，在中山路环线以西。于是，每每谈及搬家，家里人都对外戏称：“准备去做乡下人了。”

    与这片新居住区相邻的，确实就是农郊。一眼望去，有的是土丘和菜地，还有的就是养着鸭与鹅、钓得到小龙虾的池塘。那年正是我小学一年级，爸爸天天骑车带我上学，28寸男式车的前杠就是我的座位。从我家弄堂出去，真没有什么像样的路。逢着雨天，甚至只能捋起裤脚管，踩着水坑和泥浆一路推行。然而，这条再熟悉不过的上学路，就如一个少年郎的成长，很快会变得连自己都不认识。

    就在我的寒窗十年间，从爸爸骑车带我到我自己骑车上学，从小学戴上红领巾到中学戴上团徽，我们全程见证着一个大时代的日夜变迁。曾几何时，这片原属于上海西郊的无名地块，有了个响当当的新名字：上海虹桥开发区。就在这个我每天路过的地方，土丘中长出了鳞次栉比的高楼，菜地里生出了四通八达的高架，被叫做“某某镇”的市郊结合部全都化作了现代都市商圈，我们这些“乡下人”又变回了城里人。

    我是幸运和幸福的。这有意义的三迁，都紧紧随着申城长大的快步。1978这个特殊年份，是我生命的起点，也是这一切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