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五四运动那年的人，今年高寿89岁。母亲生于1926年，也有82岁高龄。在一个近七百口人的村子里，他俩算是最年长的老人。自去年后半年以来，父亲的身子骨大不如前，很少下炕走动，多亏母亲身边悉心照料，四兄嫂跟前常年操劳。每当逢年过节或父母过寿的日子，村里的“坏小子”趁看望之际，就对着父亲的耳朵戏弄一番：“您老人家还想走不走了？”认真听后的父亲就以他那贯有的高嗓门喝着说：“哈哈，说-实-话，要不是眼花、耳聋、腿子痛，还真不想死。看现在：天天吃的是白面，想吃啥娃娃就买啥，我前大半辈子哪有这样的日子？！”

　　父母共生下我们兄弟姐妹9人，6男3女。9个儿女各有各的家。若把我们兄弟6人的家口合起来，现在就达37人之多。在父母的心里，晚年的生活是幸福的，那种幸福感不是来自别的，而是来自他们的儿孙。这倒不是说他们的儿孙中有谁当了官，又有谁很有钱，而是他们的儿孙们对他俩也算得上孝顺，又个个实诚，人人勤劳，身强体健，自食其力，家家的日子倒也过得顺心、舒坦。在老父母的心里，儿孙们过得顺心、舒坦，就是他们自己的造化和幸福。

　　大哥和二哥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人，同属六十年代的青年。在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曾经历了旧中国向新中国过渡的历史阶段。在旧中国的黄土地、野山沟，这里没有学校，也不可能让大哥这样的穷孩子有读书的机会。五十年代末，父亲出村“大炼钢铁”去了，为了活命，少年时期的大哥和二哥，是母亲在农业社里挣工分的主要帮手。到了六十年代，在全国“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背景中，因为家里兄弟们较多，25岁的大哥和同村另一名青年（有兄弟4个），于1969年被村组织选送去窑街煤矿，大哥也就成了村里的第一批煤矿工人。自打大哥当上了工人，一年里，我们家虽然仍吃的是糜谷野菜，喝的是杂粮糊糊，但很少像许多家庭那样常“断顿”，常挨饿。记得七十年代初，家家吃糠咽菜，村里六成以上的人家外出讨饭的日子里，我就盼着大哥能时常回来。这时，村里的大人和孩子就会镶上我家一院，大哥笑着给村里的叔叔们递上只有过年才能吃上一根的香烟，也会发给小孩们只有过年才能吃上一颗的糖果，更能让老少在惊叹不已中分享一会“洋戏匣子”里的说唱（即收听收音机），更会在晚上掏给父亲十元十元的大票子。常听父亲说，大哥曾在七十年代的一次井下重大塌方事故中，凭着超人的胆量和勇气，冒着生命危险，在事故现场及时有效地抢救了国家财产，被兰州市窑街矿务局授予“吴铁人”的光荣称号（时值全国学习大庆石油工人——“铁人”王进喜）。每每提及大哥的这段“光辉历史”，父亲总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感激，但当联想起大哥连一天书都没有机会上过时，他老人家脸上总是显现出某种无奈和内疚。

　　二哥比大哥小四岁，比起大哥来，他是幸运的。五十年代末，他有了家庭的、社会的条件去读书。但毕竟作为一大堆孩子的父母，家里、地里需要帮手，于是二哥只能读到小学三年级。六、七十年代的农业社时期，在大西北的偏僻农村，就像二哥这样读过一点书的成年人，全村也是凤毛麟角的，他也因此当了几十年农业社时期的出纳，直到包产到户下来。六、七十年代，也正好是坐落于黄土丘陵的庄浪人兴修梯田、改造山河的初期，二哥始终是庄浪大地上这一壮阔场景中的一员。可以说，正是二哥、三哥和四哥他们这些六、七十年代的青年，用他们的辛劳与汗水，奠基了九十年代末“中国梯田化模范县”的基石，没有他们当初对坡耕地的“保土、保水、保肥”，就没有今天庄浪秀美的梯田和山川。

　　三哥和四哥同属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青年。作为青年时代的三哥是在部队中度过的。复员回家前的八年军旅生活，三哥识了很多的字，长了不少的见识。读《毛选》，背语录，朗朗上口；玩篮球，打中锋，游刃有余；劳动间，说笑话，谈笑风生。随着大哥、二哥开始分担家庭重担，四哥具备了更好的读书条件，少年时期的他是在学校里度过的，直到初中毕业。若不是七十年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向交白卷的张铁生学习的话，聪明而又写得一笔好字的四哥，他的人生轨迹很可能就是另一番景象了。他先后当过生产大队主任、小学教师。到了七十年代末，随着高考的恢复，四哥那点知识显然不够使了，于是就只好退出小学教师的队伍，在承包田里成了一名种田能手。

　　在兄弟六人中排行“老五”的我，算是最幸运的一个。按照父母和姊妹们的说法，在家里，我是“大树底下避阴凉”，“顺着墙根立大”。回想起来，可真是这样的。假如把我们姊妹9人排成一行，去做一次长长的人生探险旅行的话，那么，作为最靠近中间的我，显然就最容易受到呵护和关爱。但就在我上初中的时候，这种优越感已经不再，一种危机意识时时压在我的心头。那时，正是改革开放的号角刚刚吹响的1978年前后，作为黄土地的穷乡僻壤，当时依然是死水一滩，春天似乎在这里来得格外的慢。大哥、二哥的孩子们一天天长大，三哥、四哥他们相继娶妻成双，家口越来越大。记得到了1980年，全家人已达20余口，在贫穷的农业社时期，这样的大家庭要维持下去，谈何容易。“轮轮碗，补丁衣，多人拥挤一床被。寒冬夜，北风急，只觉薄被左右移。”缺吃少穿，司空见惯，似乎这就是生活的常态。年逾花甲的父母，他们早早为儿女们的成长和娶媳妇熬白了头，累弯了腰，操碎了心。随着家大人多，“大锅饭”下的家庭矛盾也越来越突出。不得已，在哥哥们的力主下，在父母的很不情愿中，大哥、二哥、三哥，他们先后分两批，于80、81年分出去住了。当时的我，看到家大却人散、父母又年迈，弟妹还年小，哭了，哭得很伤感；记得父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苦闷跟着哭了，哭得很凄惨。父母的晚年怎么办？日后的我走向何方？强烈的家庭危机意识，迫使我暗下决心，发奋读书，不仅要像哥哥们的名字那样，为人要“实”、要“诚”，更要作兄弟们中的强者。就在我上高中的1982年，忽如一夜春风来，包产到户下来了，政通人和，粮食连年丰收。1984年，喜从天降，我终于考上了西北师范大学，成为全乡当年惟一的本科大学生，也是远近邻村第一个大学生。从此，父母的脸上红润了，精神上好多了。

　　六弟是九十年代的青年。作为一个九十年代的青年，他不像他的哥哥们一样，认定一个死理：穷山沟里的人，读书才是惟一的出路。他思维活跃，敢闯敢干。就在1992年，即我国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一年，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的头一年，读书到高二的六弟，主动放弃了学业，在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进程中，他加入到了浩浩荡荡去城里打工者的队列，自主选择了打工挣钱的门路。先后北到宁夏，西到新疆，东到北京，一打就是十年，历尽坎坷。新世纪初的他，在漂泊不定的打工生涯中，终于找到了一份收入颇丰而又稳定的工作，接着结婚生子，现在也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美满的家。

　　值得一提的是，在父母的13个孙子女中（9个孙子、4个孙女），已有9人成家立业，独立生活。他们中有7人属“八十后”的一代，其中2人取得大学本科学历。他们属新世纪的一代青年，视野开阔，年轻有为，为人实诚而又不乏灵活，他们是我们这个家族里新的希望。

　　兄弟6人的人生轨迹，让我们看到：青年的人生命运与家庭状况密不可分，更与一个民族的时代特征紧密相连。在大西北较为贫瘠的黄土地上，读书可以改变人生，读书可以造就不同的命运。但命运更多的是时运。就是说，一个人的命运，特别是一个人青年时期的学习及其成就，深深影响着他的一生。而青年时期的学习及其成就，首先要靠个人的主观努力，但同时不得不受一定时期的国情和时政走向的制约。我们必须承认，在每个时代的青年身上，深深打着那个时代的烙印，体现着那个时代的文化主流和时政特征。只要承认这一点，我们就能从中比较出那个时代更加进步、更加强盛。正因为此，今天，当我们推崇“以人为本”理念的时候，在我们回首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历程的时候，我们心中充溢的是感激和感恩。我们不仅感恩父母，感恩兄妹、感恩老师，更感恩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感恩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我们开创并发展了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