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月，我高中毕业，走向了农村广阔的天地，开始参加生产队的劳动，用稚嫩的肩头，开始认识生活的真相。从1967年开始上小学后的整整十年，我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那时，学校经常组织学工，学农，学军，拉练，游行，荒废了大好的学习时光。我们即不像“老三届”那样，学过许多文化知识，也不像“新三届”那样，有许多的社会经验。我们这么都不懂。一些什么叫“物理”，什么叫“化学”，什么叫“地理”课程，我们一概不知。那时，我们学的课目只知道叫“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等课程。可想而知，我们的文化知识是多么贫乏。所以，当我参加了1977年12月的第一次高考后，“名落孙山”是理所当然的。

　　怎么办？

　　我父亲是牙医，自己开了一家牙科诊所，有一点收入。父亲说，你不要去参加生产队劳动了，再考一年吧，我养得起你。

　　父亲支持了我，给了我信心。要知道，那个时候，家家都经济困难，谁愿意让孩子呆在家里吃闲饭，孩子们都去生产队挣工分去了。

　　而我教书的叔父对我说，七石缸里捞芝麻，能捞到你吗？！

　　想想也是。但为了改变“脸朝黄土背向天的命运”，我必须奋斗。

　　那时，我的母校六灶中学开办了夜间复习班。晚上，许多农村青年去学校补习。学校只收2元的资料费。老师们给我们上课都是免费的，学习风气之好，教师责任之强是前所未有的。我大嫂是中学教师，经常帮我拿些复习资料给我学习。我大哥是医生，他利用空余时间帮我抄写了许多“文革”前各省市的高考试卷，当时纸张紧张，全抄在废旧的病历卡上。有时，大哥还和我一起讨论解题方法。这样，我白天在家自己复习，晚上去学校听课。几个月后，又要高考了。

　　当时规定，考大学或考中专，两者只能选其中之一。权衡再三，家里人还是认为考中专保险，反正当时的理念是跳出“农门”就是胜利。考大学考中专都为了一张“豆腐票”，价值差不多。这样，我就参加了中专考试。

　　七月，骄阳似火。我记得，那次考试，语文和政治考得比较顺利，数学一般，理化可有问题了。一个月后发榜了，榜上就是没有我的名字。那时的我，感觉就像天塌一样，心里苦闷极了。也让我想起了叔父说的话的份量。是呀，我这一颗小小的芝麻，能被谁捞起哪？

　　还是父亲给了我鼓励，让我从失落中振作起来。他决定让我远行，去安徽泾县中学我三姐夫那里去复习功课，准备明年再考。父亲说，只要有信心，总有一天会考取的。

　　这样，十八虚岁的我，一个人，背着一条棉被，手里拿着一个书包，踏上了开往安徽的列车。就像现在的农民工兄弟一样，在拥挤不堪的车厢里，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远旅。

　　那是九月中旬的一天傍晚，火车从上海站7点开出，到南京站已经大半夜。中间转车乘上了去芜湖列车。到芜湖已是下午一点，再乘公共汽车，经过四个多小时的山间公路的摇晃，才到达泾县汽车站。三姐夫早已等候在那里了。

　　路途的劳累可想而知，更重要的是心情的沉重让我觉得这个世界简直没有路可走。有时，和三姐夫一起去清弋江洗衣服，就会想起家乡的六灶港。一样清澈的水，一样飞翔的鸟，却为什么有不一样的感受？我常常站在江边，遥望着对岸青山上的白塔，我多么想登上高高白塔，看看故乡，看看亲人哪。到那塔，我仿佛只要走几步就能到达。

　　有一次，我天真地对三姐夫说，放学后，我们去那白塔玩玩。

　　三姐夫说：“开玩笑，就是乘汽车的话，也要饶过好多山，要几天才能到达那白塔。远着呢，怎么能走的到哪！”

　　我沮丧了，心想：生活中，有许多事情是可想而不可及的，就像读书一样，你要读，可就没有机会。

　　就这样，我整天在屋子里自己复习。三姐夫说，等有机会，去插班读。

　　过了大概半个月，我父亲发来了电报，说“录取师范，速回”。

　　接到电报，我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仿佛整个世界都是我的了，我的眼前到处是路。

　　第二天一早，我踏上了回上海的归途。

　　回到家，才知道，县里恢复了一所师范学校，所以这样被录取了。

　　那时候升学需要政审，迁移粮油户口。

　　记得11月下旬，南汇县正在开一条有名的大治河，大队干部都去河塘工地劳动了。我和同学一起去工地找粮油干部开证明，目睹了那繁重而又艰苦的劳动场面。

　　就只样，我走上的三尺讲台，开始了教书育人的清苦生涯。

　　弹指一挥间，整整三十年已经过去了，当时奋发学习的情景历历在目。那次考试，改变了我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