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4月13日，编者按），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在广州颁发。上海作家王安忆凭借长篇新作《启蒙时代》荣获本年度杰出作家奖，奖金10万元，这也是国内迄今为止奖金数额最高的文学奖项。
　　在获奖现场，王安忆十分感慨。她表示，得到这个奖非常高兴，因为这是她在《长恨歌》以后得到的奖，这些年，《长恨歌》出来以后几乎把她别的创作都覆盖了，别人看不到她的创作了。而其实，她在《长恨歌》之后写过很多东西。

　　《长恨歌》后曾遭遇陷阱

　　王安忆昨日回顾了《长恨歌》发表前后的一个经历：“当它在1995年问世时，是相当寂寞的，获奖也帮不了它的忙。但五六年过去了，不期然地，得之于上海时尚的知遇之恩，突然引人注目，于是《长恨歌》应时应地用作于一个标本。我自己也惊异，它里面充满了如此多的小说代码，它几乎成了上海的一个旅游指南。”
　　但王安忆说，从此《长恨歌》也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现实与小说互相粘缠，你不找现实，现实也要找你。所有的虚构在现实中放大，覆盖了本意。因此，在小说这共同的陷阱中，我又坠入了我的特定陷阱，这陷阱的名字就叫‘长恨歌’。这是一个极其狭小的陷阱，它将我限制于这样的定位，描写上海。事实上，上海只是我的小说的布景。”
　　如今让王安忆感到欣慰的是，人们终于注意到了她的新作《启蒙时代》，“在《长恨歌》之后，我还写了4部，《启蒙时代》是第5部，它十分胆怯地要与大家讨论，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

　　不敢说《启蒙时代》很满意

　　《启蒙时代》的得奖，王安忆在欣慰之余，也表现地十分冷静。当有人让她给这部作品一个评价时，她认为，“成不成功是由别人说的，我觉得自己基本上做到了我想做的事情。我也不敢说十分满意，因为它确实有难度。其实，《长恨歌》是没有什么难度的，是在我的能力之内，《启蒙时代》好像超越了我的写作能力。”王安忆觉得，“这和我的性格有关，我本来不是一个对大时代有把握的人。我只对日常生活，自己的认识以内、经验以内的东西比较得心应手，不过也正是这点，让我很兴奋，有挑战性。”
　　对于外界对《启蒙时代》的批评，王安忆表示，尽管自己十分重视这部作品，花了大力气，但是并不太注重别人的评论，王安忆说：“写过以后有几个地方不满意，也不知道怎样纠正。比如第三章，本应该写得最好的，因为我最熟悉写那些市井里的女孩子。但结果故事出来慢了，这一章老觉得有点长，又没法压缩它。这不是一个特别完满的东西，但也决不是别人所批评的那些东西。他们批评得不到地方，我知道在什么地方不够好。”

　　上海是我唯一的材料舞台

　　不久前，曾有媒体报道说，王安忆表示自己的上海写的不够好，以后不再写上海了。对此，王安忆在接受采访时给予了澄清，她说，这个说法是个误会，“我说的是，《长恨歌》第一卷是没有写好的，因为第一卷写的是1940年代我没有经历过的生活，本来我至少是要写我看过的事情，但那个事情却是我从书本上得来的。”
　　王安忆说：“我怎么可能不写上海呢？我除了上海还能写什么呢？上海是我唯一的材料舞台，它是提供做我的舞台而已，但不负责提供一个真实的上海。”王安忆还表示，自己正在写现在的上海，“我不知道，大家对当下的理解，是5年、10年，还是20、30年，写小说不可能是写实的，因为你需要一个认识的过程，我可以说一句比较主观的话，所有的小说都是回忆，都是写过去的事情。我写的还不到50年，我写个30、40年的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