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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说谎家”张大春的故事
3月31日，复旦大学光华楼东辅楼103室。
台湾作家张大春携家族小说《聆听父亲》来大陆宣传。上海是北京之后的第二站。
6点30分，张大春准时从前门走进来，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他坐下后又很谦虚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握着话筒的手舒服地搁在肚子上，偶尔晃一晃腰，说话时目光灼灼，有时候会突然把话筒往下一拍，仿佛握住一柄惊堂木。这一讲，两个小时没有停顿。
开场的故事是这样：《聆听父亲》的缘起是：1997年2月6日除夕夜，大春的父亲意外摔倒，从此再也没有站起。当时父亲对他说：“我大概是要死了。可是想不起要跟你交待什么，你说糟糕不糟糕？”张大春的记忆喷薄而出，他决定在父亲的生命进入末期之时，给假想的未出生的孩子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从高祖父开始，一直到自己的成长结束。讲故事的对象是自己延续的生命，这生命从家族继承而来，一代又一代，过程就是时间。
这个开场之后，所有在场的人都屏息凝神。
张大春的故事，果然说得不同凡响。
张大春，当代最优秀的华语小说家之一，1957年生。台湾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硕士，现任电台主持人。曾以“大头春”的名字出版系列小说(《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我妹妹》、《野孩子》），另著有小说《鸡翎图》、《公寓导游》、《四喜忧国》、《大说谎家》、《欢喜贼》、《城邦暴力团》、《聆听父亲》、《春灯公子》、《战夏阳》等，及京剧剧本、文学理论。
开场故事：从“说谎”开始
3月26日，张大春开始大陆之行。日程表上这样安排：27日，北京师范大学演讲，山西作家李锐和蒋韵夫妇专程从外地赶来捧场；28日,社科院演讲，陪同的有余华、李锐、蒋韵和阿城；29日，北京三联书店和读者见面，作家莫言、阿城参与对话，著名导演陈可辛如粉丝一样坐在座位上默不作声；30日，到上海，当天下午与著名书评人小宝对话；31日，在华师大、复旦连讲两场，主持嘉宾分别为陈子善和王安忆。
上述热情捧场的任何一位作家单独出场，都足够成为一场新书发布会的主角，但这一回，他们齐齐出场，毫不吝啬对于大春的集体赞美。
张大春从20多岁就开始发表作品，在上世纪90年代的台湾，他的书几乎卖一本火一本，一本书还在写着，就已经跟着许多出版社排队。
其实，走上写作之路是源于“改不了的毛病”——小时候一旦有人和他同行，他就趁人不注意，抓紧一切可以拐弯的机会，然后加速，最后再回到原来的速度。他喜欢给别人一种错觉，怀疑“他是不是有特异功能？”长大后，还是喜欢“撒一点小谎”，“蒙骗”陌生人，于是他开始写小说。在小说中，他伪造身世、经历，他喜欢让读者惊奇、新鲜和刺激。小说看完，一切悬疑揭晓之后，读者从中享受了“被欺骗”的乐趣。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在晚报工作，每早看三十几份报纸，挑出当天最热的新闻改写成小说。这些连载后来编成了集子《大说谎家》。许多人追看。
大春说故事的本领从这个时候已经显现出来。
第二个故事：给孩子说文解字
大春有两个孩子，哥哥8岁，妹妹5岁。有一天，大春在家写东西，突然听到哥哥对妹妹说，我们今天不要玩可爱的游戏，我们要玩恶作剧。他们在三楼上放了一只绣花拖鞋，挂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端一直垂到一楼来。只要一拉绳子，鞋子就会掉到头上。布置完之后，两个小孩就下来了。
大的说，爸爸你要不要试一个不一样的游戏呢？小的说，爸爸才不会上当，你要不要拉一个绳子啊？大春笑了，“我才不入你们的局。”两个孩子不明白了，问“入局”是什么意思。大春拿出纸笔，开始给孩子讲故事：
“局”字的甲骨文是一个人披头散发、旁边有拐棍，中间弯的是一个驼背，就是一个老头或者老太太。这不就是局促么？
《太平广记》里有一则关于橘子的故事。在一个地方种了两棵橘树，结了两个大橘子。大橘子里各有两个老头在下棋，分出胜负，之后骑着龙走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读中文系的知道，有一个故事叫做“商山四皓”，汉高祖死后，天下不定，张良去找吕后，就把这四老找出来了。这个橘子的故事实际上是呼应《史记》里的这则故事，意思是任你商山四皓，也要掉到我的橘（局）子里来，相互争斗。
我们现在说的广电局、交通局，你的官只能在这个局里做，管交通的管不了电视，也为一种限制。
这就是这个“局”字。
在讲了这个故事之后，大春决定以这样说故事的方式写一本书，这就是后来在台湾大卖的《认得几个字》。
第三个故事：父亲更能讲
张大春说故事的本领是从父亲这里传来的。
4岁时，父亲就把他放在膝盖上。六尺高的大汉说起故事来滔滔不绝，从《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一路说下来，一天一回。
大春上小学的第一天，父亲对他说，今天庆祝你上小学，因为是小学生了，所以给你讲两回。说的是《西游记》开篇的两回。那天听两回故事的兴奋远远超过成为一个小学生的兴奋。
这段经历，在大春成年之后，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从2001年到2005年，张大春在电台里给大家讲书里的故事。每天早晨，将小时候从父亲那里听来的故事，找到书里的原文，加以整理理解，写成笔记，3400字，下午就讲这3400字，一天一个，每天1小时，讲了整整4年。大春由作家变成了一个说书人，丢掉自己的身份，甘愿淹没到故事里，做一个传声筒。他说，中国古书中精彩的故事太多了，不能就这样被扔掉，要重新告诉大家，讲给大家听。
从前那个坐在父亲膝头听故事的小孩变成了借助大众传媒给千千万万人说故事的学者。大春说书的节目，从一开始就非常受欢迎。
第四个故事：两次流泪
张大春说故事时，一直在笑，而且经常引得全场的学生哄堂大笑。可是，他说到了两个自己落泪的故事。
头一个，是这次在北京，好朋友莫言来捧场。告诉自己一段多年前跟父亲的谈话。说10多年前，莫言去台湾看望大春的父亲，父亲捋了捋白胡子笑着说，“多年父子成朋友。现在，他已经是我的哥哥了。”这个话大春是从莫言处头一次听到。父亲已经去世，而当时说话的神采却由好朋友不经意地突然传达到面前。在众人面前，大春险些落下泪来。
第二个，说这次来大陆。台湾的气候偏热，不见分明的四季。下飞机之后，突然看见满目的苍翠桃红，那是鲜艳的、分明的、极具生命力的色彩，“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那种鲜活的生命感的东西突然展现在面前，内心突然被砸中，几乎热泪盈眶。
大春似乎有着那种传统文人的剑客琴心，他机警幽默的外表背后，有一颗柔弱敏感的心，这种柔软是促使他一直笔耕不止的原因。他热爱这个世界，并急于将感知到的美好写给大家看。
第五个故事：未完待续
最后一个故事，是关于本次来大陆的演讲主题——“我所继承的中国小说传统”。
从唐传奇开始，中国文人写小说就不太注重署名。也许是现实的哲学观让中国文人在写作时便有了明确的意识——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人渺小到可以被忽略不计，再伟大的人，从几千年的历史来看，不过是一个名字的代号。这使得写作者不存在功利的目的，只存在一个小小的渺茫的希望——可以不朽传世。许多年过去了，叙事者变成一个可以被忽略的点，只有故事留了下来。
现在，张大春正在自觉地往这个传统意义上中国文人方向靠拢——之前他写《城邦暴力团》、写《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作品中属于张大春的浓烈的气息扑鼻而来。现在他写《小说稗类》、写《春灯公子》，更多时候，隐身在那些古雅的历史背后乐陶陶地做一个说故事的人。
张大春的结束语是这样：“希望所有写小说的人，都能够回过头来审视一下曾经滋养过我们的那些说部、笔记和偶尔（或者经常）会撒谎的史传。希望大家喜欢我说的故事。谢谢。”
台湾作家张大春携家族小说《聆听父亲》来大陆宣传。上海是北京之后的第二站。
6点30分，张大春准时从前门走进来，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他坐下后又很谦虚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握着话筒的手舒服地搁在肚子上，偶尔晃一晃腰，说话时目光灼灼，有时候会突然把话筒往下一拍，仿佛握住一柄惊堂木。这一讲，两个小时没有停顿。
开场的故事是这样：《聆听父亲》的缘起是：1997年2月6日除夕夜，大春的父亲意外摔倒，从此再也没有站起。当时父亲对他说：“我大概是要死了。可是想不起要跟你交待什么，你说糟糕不糟糕？”张大春的记忆喷薄而出，他决定在父亲的生命进入末期之时，给假想的未出生的孩子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从高祖父开始，一直到自己的成长结束。讲故事的对象是自己延续的生命，这生命从家族继承而来，一代又一代，过程就是时间。
这个开场之后，所有在场的人都屏息凝神。
张大春的故事，果然说得不同凡响。
张大春，当代最优秀的华语小说家之一，1957年生。台湾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硕士，现任电台主持人。曾以“大头春”的名字出版系列小说(《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我妹妹》、《野孩子》），另著有小说《鸡翎图》、《公寓导游》、《四喜忧国》、《大说谎家》、《欢喜贼》、《城邦暴力团》、《聆听父亲》、《春灯公子》、《战夏阳》等，及京剧剧本、文学理论。
开场故事：从“说谎”开始
3月26日，张大春开始大陆之行。日程表上这样安排：27日，北京师范大学演讲，山西作家李锐和蒋韵夫妇专程从外地赶来捧场；28日,社科院演讲，陪同的有余华、李锐、蒋韵和阿城；29日，北京三联书店和读者见面，作家莫言、阿城参与对话，著名导演陈可辛如粉丝一样坐在座位上默不作声；30日，到上海，当天下午与著名书评人小宝对话；31日，在华师大、复旦连讲两场，主持嘉宾分别为陈子善和王安忆。
上述热情捧场的任何一位作家单独出场，都足够成为一场新书发布会的主角，但这一回，他们齐齐出场，毫不吝啬对于大春的集体赞美。
张大春从20多岁就开始发表作品，在上世纪90年代的台湾，他的书几乎卖一本火一本，一本书还在写着，就已经跟着许多出版社排队。
其实，走上写作之路是源于“改不了的毛病”——小时候一旦有人和他同行，他就趁人不注意，抓紧一切可以拐弯的机会，然后加速，最后再回到原来的速度。他喜欢给别人一种错觉，怀疑“他是不是有特异功能？”长大后，还是喜欢“撒一点小谎”，“蒙骗”陌生人，于是他开始写小说。在小说中，他伪造身世、经历，他喜欢让读者惊奇、新鲜和刺激。小说看完，一切悬疑揭晓之后，读者从中享受了“被欺骗”的乐趣。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在晚报工作，每早看三十几份报纸，挑出当天最热的新闻改写成小说。这些连载后来编成了集子《大说谎家》。许多人追看。
大春说故事的本领从这个时候已经显现出来。
第二个故事：给孩子说文解字
大春有两个孩子，哥哥8岁，妹妹5岁。有一天，大春在家写东西，突然听到哥哥对妹妹说，我们今天不要玩可爱的游戏，我们要玩恶作剧。他们在三楼上放了一只绣花拖鞋，挂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端一直垂到一楼来。只要一拉绳子，鞋子就会掉到头上。布置完之后，两个小孩就下来了。
大的说，爸爸你要不要试一个不一样的游戏呢？小的说，爸爸才不会上当，你要不要拉一个绳子啊？大春笑了，“我才不入你们的局。”两个孩子不明白了，问“入局”是什么意思。大春拿出纸笔，开始给孩子讲故事：
“局”字的甲骨文是一个人披头散发、旁边有拐棍，中间弯的是一个驼背，就是一个老头或者老太太。这不就是局促么？
《太平广记》里有一则关于橘子的故事。在一个地方种了两棵橘树，结了两个大橘子。大橘子里各有两个老头在下棋，分出胜负，之后骑着龙走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读中文系的知道，有一个故事叫做“商山四皓”，汉高祖死后，天下不定，张良去找吕后，就把这四老找出来了。这个橘子的故事实际上是呼应《史记》里的这则故事，意思是任你商山四皓，也要掉到我的橘（局）子里来，相互争斗。
我们现在说的广电局、交通局，你的官只能在这个局里做，管交通的管不了电视，也为一种限制。
这就是这个“局”字。
在讲了这个故事之后，大春决定以这样说故事的方式写一本书，这就是后来在台湾大卖的《认得几个字》。
第三个故事：父亲更能讲
张大春说故事的本领是从父亲这里传来的。
4岁时，父亲就把他放在膝盖上。六尺高的大汉说起故事来滔滔不绝，从《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一路说下来，一天一回。
大春上小学的第一天，父亲对他说，今天庆祝你上小学，因为是小学生了，所以给你讲两回。说的是《西游记》开篇的两回。那天听两回故事的兴奋远远超过成为一个小学生的兴奋。
这段经历，在大春成年之后，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从2001年到2005年，张大春在电台里给大家讲书里的故事。每天早晨，将小时候从父亲那里听来的故事，找到书里的原文，加以整理理解，写成笔记，3400字，下午就讲这3400字，一天一个，每天1小时，讲了整整4年。大春由作家变成了一个说书人，丢掉自己的身份，甘愿淹没到故事里，做一个传声筒。他说，中国古书中精彩的故事太多了，不能就这样被扔掉，要重新告诉大家，讲给大家听。
从前那个坐在父亲膝头听故事的小孩变成了借助大众传媒给千千万万人说故事的学者。大春说书的节目，从一开始就非常受欢迎。
第四个故事：两次流泪
张大春说故事时，一直在笑，而且经常引得全场的学生哄堂大笑。可是，他说到了两个自己落泪的故事。
头一个，是这次在北京，好朋友莫言来捧场。告诉自己一段多年前跟父亲的谈话。说10多年前，莫言去台湾看望大春的父亲，父亲捋了捋白胡子笑着说，“多年父子成朋友。现在，他已经是我的哥哥了。”这个话大春是从莫言处头一次听到。父亲已经去世，而当时说话的神采却由好朋友不经意地突然传达到面前。在众人面前，大春险些落下泪来。
第二个，说这次来大陆。台湾的气候偏热，不见分明的四季。下飞机之后，突然看见满目的苍翠桃红，那是鲜艳的、分明的、极具生命力的色彩，“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那种鲜活的生命感的东西突然展现在面前，内心突然被砸中，几乎热泪盈眶。
大春似乎有着那种传统文人的剑客琴心，他机警幽默的外表背后，有一颗柔弱敏感的心，这种柔软是促使他一直笔耕不止的原因。他热爱这个世界，并急于将感知到的美好写给大家看。
第五个故事：未完待续
最后一个故事，是关于本次来大陆的演讲主题——“我所继承的中国小说传统”。
从唐传奇开始，中国文人写小说就不太注重署名。也许是现实的哲学观让中国文人在写作时便有了明确的意识——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人渺小到可以被忽略不计，再伟大的人，从几千年的历史来看，不过是一个名字的代号。这使得写作者不存在功利的目的，只存在一个小小的渺茫的希望——可以不朽传世。许多年过去了，叙事者变成一个可以被忽略的点，只有故事留了下来。
现在，张大春正在自觉地往这个传统意义上中国文人方向靠拢——之前他写《城邦暴力团》、写《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作品中属于张大春的浓烈的气息扑鼻而来。现在他写《小说稗类》、写《春灯公子》，更多时候，隐身在那些古雅的历史背后乐陶陶地做一个说故事的人。
张大春的结束语是这样：“希望所有写小说的人，都能够回过头来审视一下曾经滋养过我们的那些说部、笔记和偶尔（或者经常）会撒谎的史传。希望大家喜欢我说的故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