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将采访难易分一个高下等级的话，记者兼主持人应该算是极难人群，昨天抵沪宣传新书《生命之痛》的凤凰卫视主持人曾子墨，就是一位媒体攻防战的出色选手，完成宣传使命，回避敏感问题，必要时打空对空战，曾子墨对于所面对的媒体记者的把戏了如指掌。

　　宣传手段：新书与《墨迹》不分轻重

　　《墨迹》大卖之后，曾子墨趁热打铁推出根据采访成果集结出版的《生命之痛》。与自传式的《墨迹》不同，《生命之痛》更倾向于工作记录，但曾子墨强调自己对于两者没有区别对待：“《墨迹》我也只签售了两次，一次在广州，一次在北京。而《生命之痛》，上海签售是第一站。”
　　对于这本带着社会责任感的作品，曾子墨的宣传手段是“极度感动”：“每年的第一个周四是《社会能见度》的生日。迈入2008年，它3岁了。部分节目终于集结成书，该是一份最特别的生日礼物。1000多个日日夜夜，我们精简得只有四五个人的团队陪伴我走遍大江南北，在边缘的城市角落，在偏僻的乡村田间，面对芸芸众生，用镜头、用心记录着。3年，太多的哭诉，太多的无助，太多的生命之痛。30分钟的节目或许不能改变他人的命运，但至少，我们在尽微薄之力……”

　　回避手段：拒说王朔怕被误解

　　对于不愿意被宣传的内容，曾子墨的防线也如她的战斗能力一样出色，比如对于同行的评价，用“知识型”形容杨澜，“极具语言天赋”给窦文涛，“很出色”给鲁豫，曾子墨的评价都含着大众既定的褒扬成分，而又以“但我自己不常看他们的节目”来中和。
　　曾子墨同时也十分注意收敛自己的名主持人身份，不但谦虚地表示自己“出外采访也像普通记者一样遇到各种困难阻碍”，还将自己拉离“工作狂”的定位：“我看书只是为了看书，不是为了给工作充电。工作，我并没有背负太沉重的社会责任感，只是对事实的渴求而已；而在生活，我也会留时间享受，不让爱好被工作侵占。”
　　对于此前公开表示对自己欣赏的王朔，曾子墨也谨慎地选择了“无可奉告”，深谙媒体之道的她显然识破记者的种种迂回，除了供记者“我看过王朔的最近三本新书，那本《和我们的女儿谈话》我很喜欢”的“料”之外，不发表任何意见，即使在“为什么无可奉告”、“那三本新书是你自己掏钱买的吗？”等诱导性问题之下，也见招拆招，滴水不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