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的世界
穿行在大街和窄小横街上的长条公共汽车，42路，21路，49路，55路，26路，倒像是默默穿梭在沉船间的大鱼。车厢里像沙丁鱼子一样紧紧挤在一起并排列有序的人们，像鱼子一样静默地眺望在眼前掠过的建筑，高大坚固的大楼之间如深渊般的街道和夹弄。夕阳西下以后，外滩的楼群渐渐沉入静夜，它们远远看去，像漆黑的山峰。从黄浦江上来的风横扫过行人廖廖的大街，过去它叫黄浦滩，现在它叫中山东一路和中山东二路。海关钟声响彻之时，犹如滚落山谷的石头发出的声响，在楼群中撞出无数回声。然后慢慢沉寂，如巨石沉入泥沼，平复无痕。1950年代末，中国出版的各种介绍新中国的画册，一无例外地回避外滩的影像。要是从那些画册上认识上海，上海就是连云港或者鞍山，一个阳光灿烂的新中国工业城市。
它的寂静，竟是这般的静。
在这样的寂寞中，外滩却悄悄走进中国人心里，成为上海城市的标志。外滩楼群天际线的速写第一次被印在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上海出产的各种人造革提包上，在天际线的上方，印着“上海”两个字。这种式样简单，结实耐用，并装有拉链的大小提包以及旅行袋，因为品质良好受到大江南北中国人的欢迎。在中国纵深的腹地，它更是时髦的象征。七十年代开始，西方首脑纷纷秘密或者公开访问中国，新的上海开始露出它变得神秘的面容。他们在上海行程中的固定节目，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陪同下，登上上海大厦楼顶，吃七元人民币标准的国宾淮扬菜，喝绍兴黄酒，并眺望外滩。从广播大楼、外贸大楼、中国银行大楼,到和平饭店、桂林大楼、市政府大楼，一路望过去，直到水上派出所的旧法国气象信号塔圆柱，到处红旗飘扬，那鲜艳的红色，给灰色的街道和建筑带来既活泼又沉寂的气氛。跟着解放军大部队进入上海的胶东青年，已成为上海海关的保卫人员，他就住在原来的海关职员宿舍里。那是海关大楼北翼宽敞舒服的公寓。他家使用的煤气灶，是前任房主留下的西式煤气灶。他的孩子们都出生在这栋大楼里，并在此长大成人。虽然他和他从胶东带来的太太一直保持着胶东口音，但他们的孩子都能说地道的上海话，当然他们同时也能说胶东方言，成为双语者。许多在上海的移民家庭都产生出这样的双语者孩子，并不值得奇怪。
外滩的上海时代，就这样开始了。
1906年，新天安堂（又名联合教堂）的英国驻堂牧师写的《上海导览》已经卖了第二版，是当时在上海出版的英文畅销书。他在书中建议，来上海的游客应该到江岸上去看风景。他认为那里是外滩最重要的观景点，能看到繁忙的江面上从世界各地来的船只和国旗，并感受到一个伟大港口都会的特殊气氛。德国人EileenHsu-Balzer1974年访问上海时发现，那里仍旧是来外滩的人最喜欢去的地方。人们倚靠在堤岸边的水泥矮墙上，眺望江面上过往的船只，男人们为女人和孩子指点船和旗帜，要是偶尔有外国的船进港，他们就有机会看到外国的国旗和站在甲板上的水手。有时，彼此也会遥遥挥手致意。
天气好的时候，在那里，甚至能看到江口锚地上停泊的巨大的货轮，船体漆着暗红色的油漆，桅杆上高高飘扬着各种旗帜。许多上海孩子，是在这里学到了关于轮船识别的、道听途说的知识。渐渐在地理课上知道，沿着这条水道出去，前面就是大海。也许他们并不十分明白这条水道的意义，但街头巷尾听到过的关于旧外滩的只言片语，让那条水道变得神秘。
这里的空气，即使是在1974年，也比别处要活泼些。夹杂着从大海上吹来的咸味的空气里，仍旧带着喧哗不宁的意思。船在眼前往来，仿佛这里仍旧与四海相连，而不是一口深井。
外滩堤岸是上海的公共客厅。在这里不再有萨金特提到的十二种不同的语言同时袭击你的耳朵，但仍能同时听到不下二十四种来自全国各地的方言。
人们在仍旧拥挤的堤岸上散步，看船，看房子，看别人。用国产的海鸥照相机照相，“笑呀。”人们彼此提醒着，郑重其事地对照相机露出毫无希望与欲望、个性深藏的微笑。要是在堤岸上仔细观察，就能看到各种各样在外滩留影的人：一户团圆的大家庭，或者几个来上海出差的外地采购员，正在恋爱的男女，在外滩搞开门办学的中学生们，以及年轻父母带着幼小的孩子。他们大多出现在底片中央，左边的一半是外滩大楼，而另一半，是黄浦江和船。这些照片就是他们曾经来过上海的证明。
半大的少年们成群结队地来到堤岸上，发出喧哗声。有时也能看到一些独自来外滩的男人，他们沉默地面对江水。还能看到单独来这里的精瘦男孩子，浑身写着寂寞。他们仍旧让人想起留在三十年代从外滩码头上岸的欧洲游客回忆录里的上海小孩。偶尔见到一个单身女人，因为穿着深蓝色的卡其短外套和裤裆肥大的长裤，而显得那么安分守己，以至于让人感到怜惜。单身女人的出现总是引人猜测的，因为来堤岸的女人大多数有人陪伴。当年那些关于东方娼妓的欧洲神话，那些将旗袍的衩口一直开到大腿上，在街头与白俄妓女争抢水手的上海女孩早已不知去向了。人们心里猜想她独自来这里的秘密。她不陪父母、丈夫、孩子，没有女伴，难不成要自杀？这些年来，全上海都知道一句话：“要自杀就去跳黄浦江呀，黄浦江上又没有盖子。”要是她突然对着一个方向微笑，她等的人来了，她才正常了。
“笑呀。”人们对正在开启的照相机快门隆重地微笑，不愿意辜负一张上海出产的底片。他们穿了自己最好的衣服，擦亮了皮鞋，烫得平平整整的裤子上留着一股樟脑丸气味。他们的样子纯洁到无辜，他们的身体安分到没有任何光荣感，他们动作笨拙，不懂怎么摆姿势。Barnstone在他中国摄影集的前言里，也谈论到中国人这样的身体，当我的照相机对着人们，在我感受的深处，和对着山水一样。人们是这样自然，没有姿势，他们根本不会摆姿势。
外滩堤岸甚至在极其疲惫无望的1974年，还是个让人心胸一宽的地方。虽然也许接踵而来的只是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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