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记录当下名作家的文集。沈扬先生是解放日报副刊《朝花》的老编辑，在这十多万字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在“作家剪影”、“辞林逸闻”、“人物访记”、“文稿赏读”诸部分读到数十位为读者熟悉和仰慕的作家的各个侧面。

　　这是一部值得赏读的书，沈扬先生的文字平实而清丽，极具文化史料价值。经授权，本报选摘其中章节以飨广大读者。

　　秦文君
　　——“特殊的心境”催动性灵文字

　　手头也有秦文君女士的函件，是那种简短的应稿信。——应约写稿，作品随信寄来。比如香港回归前夕，我们要登载介绍香港人、香港生活的文章，以便与回归的大主题大氛围相呼应，便分头约稿。秦文君寄来的是篇散文，题为《香岛文友》，叙介了她的几位香港同道。港岛儿童文学界的成员组成，文君觉得有点儿“阴盛阳衰”，女性占了绝大多数，可谓“美女如云”。文中介绍的几位，周密密，关夕芝……果然大多是女作家。她同这些香港文友有着良好的关系，也注意专业上的联系和交流。秦文君亦编亦写，应当是很忙的，但有采风交流的机会，一般也会积极参与，因为这正是她广交博采的一个渠道。

　　《朝花》是综合性的副刊，但儿童题材的作品毕竟发得不多，纵然如此，只要向文君女士约稿，她总是热忱配合，而且每一篇都写得很认真。编辑同仁欣赏她对儿童文学的热爱和敬业，也欣赏她低调平和的为人风格。秦文君读中学时赶上了“上山下乡”运动，一个身体羸弱的16岁花季少女，到了黑龙江林区，其间风雨辛劳，思乡念亲，一切都可想而知。后来她有了当教师的经历，“少儿情结”就从此解不开了。秦文君真心实意地爱着孩子们，她曾有如此的自述：回上海后的一些年月，虽然在机关工作，但只要经过学校，便会情不自禁地在校门口站一会，看着那些活泼泼的男孩女孩，心里就觉得很温暖。

　　秦文君创作的《男生贾里》、《女生贾梅》、《宝贝当家》等作品的成功，都是在情理之中的，因为她太了解自己笔下的人物。孩子们心中有欢乐也有困惑。例如男生和女生之间，也会有许多或世俗或现代的心灵对立或隔膜，这些对立和隔膜，以及由此引起的烦恼和痛苦，成年作家未必都明白，未必都解得开，但秦文君有自己的“感觉”，也有自己的办法，因为从一定程度上说她是在“局内”——在孩子们的那个“情境”之中，又在“局外”——有着旁观者的清醒，也有一个作家成熟的眼光和评判的“心尺”。

　　关于秦文君同各类孩子的心灵交往，有许多生动的故事，这里略举两则：

　　——有个女孩双目失明，十分的忧愁和孤僻，在嘲笑和戏弄的生活氛围里，觉得度日如年。这位盲女孩给秦老师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的苦闷和烦恼，希望得到帮助。文君为此在一天之内写了两封信，对她进行劝导和鼓励。字里行间，女作家倾注了自己的真心和真情。所说的那些事和理，成年人读了也会动容。信寄出之后，不见音讯，于是一个月之后她再次动笔，写了第三封信。我并不了解事件的全过程，对第三封信寄出之后如何的情形也没“跟踪”探问，这已经很够了，我们的女作家，是真正地把孩子的苦恼看成自己的苦恼，她的心同孩子的心连在一起了。

　　——这是又一个女孩的故事。刚刚进入少女年龄的她，暗恋学校的一位实习老师，老师走了，留给她的是无奈和孤独，她郁郁寡欢，整天“眼无神采”。接到女孩“诉苦”的信后，我们的心灵导师又忙碌起来，她给女孩写了几次信，不是一味地述说早恋、盲恋的害处，而是首先肯定这样的情感中也有美意，而且是很单纯的美意，然后细细地剖析此种“梦一般”的没有任何根基的情感的极端脆弱性，并一一引举实例，指出成长中少年爱恋观念的误区。完全以平等的态度、朋友的口吻，进行两代人之间心对心的交流，终于使那位“眼无神采”的女孩从自设的孤独中走出来。

　　我是在一本书中看到关于秦女士的这些记录的。这位多产的儿童文学作家如此这般的故事究竟有多少，恐怕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有这样的一份心情，有这样的一份爱意，她就成了孩子们心目中的“精神领袖”，乃至成了一些少女少男的“精神支柱”。于是我们的女作家对于自己的少年朋友，就有了越来越多的知情权和“知心权”，她的素材宝库也就越来越“富有”了。秦文君曾说过，当她把心中的写作素材化为文字的时候，自己就进入了一种“特殊的心境，那是一种单纯、浪漫、宁静的境界，灵性质朴、毫无造作和过于触目的理念”。
她写作的时候是非常投入的，一旦进入关键阶段，便会关闭电话，拉上窗帘，不看钟表，没日没夜地劳作。在那样的时刻，一些很好的灵感，一些平时未必想得出来的好词好句，会源源涌出。我想，这是否有点像那位竹林女士呢！此时的秦文君，也处于充满创造美意的“独舞”中了。

【1】

　　程乃珊
　　——用自己的手去触摸生活的脉息

　　都知道程乃珊女士熟悉香港，当然她同时也熟悉上海。对于这两座城市，若问她自己的情感究竟偏向哪一座，她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明白我是属于上海的”。不过读她的《双城之恋》，你会发现乃珊对这两座城市的矛盾心理，一方面确认上海是自己的“根系所在”，另方面又念念不忘香岛的一切记忆，包括那“十分熟悉的镂花钢窗”……

　　在程乃珊的身上发生如此的“双城恋”是很自然的：出生在上海，两岁多一点的时候到香港定居，接受那里的早期教育。到了某一个年头重回上海，读书，工作。

　　1990年再度赴港，这一去又是十年，直到世纪之交时的再一次“叶落归根”。我们的女作家同两座城市的关系，真的不亚于过去年代的那个张爱玲，难怪有人要在程乃珊的生活经历和文字轨迹中寻找她与张爱玲的某种“继承性”了。

　　程乃珊90年代到香港居住的时候，我们以为她多半是为了获得那个岛城的生活经验，以便于积累写作素材的。后来却终于明白，这样的猜度并不全对，写作的缘由是有的，但主要的还在于她记事年代就熟悉的那座城市，以其特有的繁华、开放和美丽，对她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磁性”吸引力，以至于乃珊把自己对它割不断理还乱的情愫，称之为“初恋情人”。

　　真是那样的“磁力”，让程乃珊执意地投入它的怀抱。她要用自己的手去触摸这座城市的生命脉息，就像用自己的手触摸上海的生命脉息一样。如此抵近性的“触摸”，自然是同样有益于她的创作活动的。

　　我们后来读程乃珊写上海写香港的文章，可以感受到她对它们的熟悉程度，不是表层的，浮面的，而是真正贴着它们的生命脉息的。

　　早在80年代的时候，程乃珊就在《朝花》发表散文，是通常所见小说家写散文的那一种，印象不是很深。90年代初她定居香港不久，给陈诏先生寄来稿子，并很快见报，记得是一篇题为《那一个平安夜》的散文，写得很美，很敞亮，很自如。后来得知，写作此文的时候，在香港的祖父母业已先后去世，她一个人住在一个开窗见得着海的小岛上，虽然没有了老人的呵护，但心态是大大地放松了——内中的一个主要情节是她和一位女友，为欢庆平安夜而在小岛的海边尽情地唱歌，竟至唱了一个晚上。

　　1997年的时候，回沪探亲的程乃珊曾到编辑部作客，同来的还有她的丈夫严尔纯先生。

　　陈诏和笔者在26楼咖啡厅接待他们。

　　乃珊应当是大家闺秀类的女性吧，却显得十分的随和坦诚。是时《双城之恋》业已出版，她是带了新书来的。

　　初识严尔纯，我们感觉到了他的好脾性。妻子搞创作，丈夫细致地做好服务工作，因而有“模范丈夫”的称号。这一次我们谈得很多，也知道了她的一些文字动向，那些年她回沪的次数似乎多起来了。

　　此次会面之后，我陆续收到程乃珊的作品，如《童话的革命》、《泰坦尼克号和其它》、《李小龙的启示》等。读这些文章，觉得扩大了视野的女作家，观察事物时有了多重视角，每每显示新鲜而开放的见解和别有深意的体悟。一直记着她对《泰坦尼克号》影片中那段爱情的剖析：一对恋人爱得很深很深，男人已经冻死，仍紧紧握着女人的手，此时某处出现了生命的曙光，女人毅然脱离爱人的手，她选择了生命。过去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都以同归于尽的方式显示爱情的坚贞和升华，《泰》片颠覆了如此的固有模式。程乃珊赞扬这样的“颠覆”，认为“好好地活着，但一辈子念着那个挚爱的人”，并不会改变爱情的真实，也不背离爱情的本质意义。她还认为，这部影片之所以引起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正好说明它适应当代社会的价值观念，更合乎人情和人性的内在要求。眼界和阅历的变化，使程乃珊的作品有了更多的信息元素，也有了更多别具深意的思辨色彩。

　　对上海这座城市，乃珊女士写了许多怀旧文字，但她似乎不是一个怀旧温情主义者，她有吸收新鲜事物适应时代变化的精神准备和敏感性。在一篇文章中她写道：看到一些熟悉的东西被拆除消失，心头有一种失落感，但一旦在原地出现一座新的建筑的时候，“失落中的我嗅到阵阵甘美清新的气息，这种感觉会一寸寸地伸展”。所以她写“老克勒”，但不会一味追怀“老克勒”，一味追怀陈德业在城市西南角的那座宁静小楼。散发着时代气息的今日风景，毕竟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不知道程乃珊自身是否也曾思考过与张爱玲女士的某种联系。我想在文字的一些方面倘然真有某些“继承”，应当不是一件坏事。然而毕竟今非昔比，一个“冷色调”的年代，与一个多姿彩的世界，已经不能同日而语，还是各走各的路道吧！

　　《朝花叙怀录》沈扬著 已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