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占据中国当代纪实文学制高点的叶永烈先生，以写知名人物、高层人物、历史传记著称，出版了上百本纪实文学作品，人称“旧闻记者”。叶先生写作讲究“文”“献”并重，内容翔实，提供了大量采访得来的第一手资料，跟着叶先生，我们也听到了很多有关上海这个城市的传奇。

　　傅雷夫妇的真正死因

　　为了弄清傅雷夫妇自杀情况，叶永烈采访了当时派出所的民警、傅雷家的保姆、傅雷的邻居，查阅了各有关资料，找到了傅雷夫妇上吊的布条等。为了弄清到底是谁收藏了傅雷的骨灰，叶永烈千辛万苦找了那个不愿透露姓名、神秘的女孩。可以说，对于傅雷先生夫妇的死因以及后来的历史，叶永烈先生作出了十分关键的贡献。

　　在傅雷夫妇晚年，长子傅聪在英国，次子傅敏在北京，惟一与傅雷夫妇生活在一起的是保姆周菊娣。事发当日，是保姆第一个发现傅雷夫妇自杀。她告诉叶先生，傅雷夫妇是喝敌敌畏自杀的。傅雷的两个儿子傅聪和傅敏也这么说。而为了更加准确起见，叶先生认为应该到公安部门核实一下傅雷的死因。在上海公安部门的帮助下，查阅了傅雷的死亡档案，这才弄清傅雷之死的真实情况，更正了种种误传———验尸报告指出，傅雷颈部有马蹄沟。报告还附有傅雷夫妇所用自缢的床单的照片。这些档案确凿无疑地证明傅雷是上吊自缢。

　　保姆因过度惊吓，没有看清当时屋内的情况便退了出来，给公安局打了电话。再次进入屋内时因为看到了傅雷先生身上的紫色尸斑，又因为家中养花、备有敌敌畏的情况，误认为傅雷夫妇是服毒自杀。据上海公安部门证实，傅雷因属著名人物，所以在他自杀身亡后，曾送上海市公安局尸检———这事，当时连他的保姆都不知道，只说尸体送火葬场，而实际上是送往公安局法医处……通过查阅档案，叶先生纠正了有关傅雷死因一次重大的失误。

　　起初，傅雷的亲属不相信傅雷自缢———因为他们一直是听保姆说是服毒而死。经叶先生说明了档案所载的事实，出示死亡档案复印件，他们才最终信服。

　　戴口罩的姑娘

　　叶永烈先生不仅澄清了傅雷先生的死因，还帮助傅雷的子女找到并访问了为傅雷夫妇保存骨灰的那位“戴口罩的姑娘”。

　　当年，一位戴着大口罩的姑娘，自称是傅雷的“干女儿”，把傅雷夫妇的骨灰取走保存了起来。而傅聪傅敏都不知道父母曾有这样一个干女儿。傅聪托亲友打听，颇费周折，才知道了她的姓名。然而，她从不去见傅家的人，更不要傅家的感谢。她拒见任何记者。她说，她只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情。她只希望过平静的生活，不愿有任何人打扰她。

　　叶永烈先生从傅雷亲属那里得知她的地址，在上海市区一条狭窄的弄堂里，找到了她的家。这是一个穿着普通、举止文静40多岁的女子。当叶先生说明来意，她竟摇头，以为那是一件小事，不屑一提。叶先生再三诚恳地希望她谈一谈。她提出了条件：“如果你不对外透露我的姓名，而且不在上海的报纸上发表，我可以谈。”

　　原来，她跟傅家非亲非故，素不相识。她是在《约翰·克利斯朵夫》、《贝多芬传》这些译著中，认识傅雷的。她非常敬佩这位翻译家流畅而老辣的译笔和深厚的文学根底。不过，她从未见过傅雷。当听到傅雷夫妇自杀，还由于“是黑五类，死了不准留骨灰”这个消息，一种正义之感，一种对傅家厄运的不平之情，驱使她这个弱女子，勇敢地挺身而出，进行了一系列秘密行动———她戴上了大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出现在万国殡仪馆，自称是傅雷的“干女儿”，无论如何要求保存傅雷夫妇的骨灰，她说得那么恳切，终于打动了那儿工作人员的心。在傅聪舅舅的帮助下，她终于把傅雷夫妇的骨灰盒。放进一个大塑料口袋，转送到永安公墓寄存。为了避免意外，寄存时骨灰盒上写傅雷的号———傅怒安。

　　更令叶感动的是，她对于傅家的感谢之情，退避三舍，淡然处之。傅家不忘她当年的正义之举，总想找机会报答。她却说，“我与傅家毫无关系！”1997年10月，傅雷次子傅敏来到上海，希望会晤从未见过的她，她同意了。当傅敏刚要表示谢意时，被她马上制止了。那天叶先生带了照相机，想给她与傅敏夫妇一起拍一张合影，她也谢绝了。这些年，她唯一答应叶先生的要求，是允许公开她的姓名———江小燕。

　　江小燕后来又主动到过叶永烈先生的家，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仍旧戴着大口罩，一进门摘下口罩就急匆匆地问叶先生，当初明明说好不能在上海的报纸上刊登有关她和傅雷一家的文章，怎么看见上海的《报刊文摘》有关于她的报道。叶先生一再解释，上海《报刊文摘》转载其他报纸的文章是不需向作者本人征询的，他并不知道有此事发生。后来，身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江小燕还送给叶永烈先生一幅她亲笔书写的巨幅横幅；上面写着：得意淡然、失意泰然；自处超然、群处蔼然。叶先生说，这是江小燕一生的真实写照。

　　上海音乐学院找到“聪儿的来信”

　　叶永烈先生关于傅雷一家的作品一经发表，引起了社会上的不小轰动，叶先生本人也成了人们心中的傅雷专家。几年前，上海音乐学院在整理党委办公室楼下的一间小档案室时偶然发现一本黑皮面的本子，里面分为“聪儿谈读书”、“聪儿谈人生”等条目。当时音乐学院新上任的党委书记，不太了解以前的情况，但他知道傅雷、傅聪的事情，又因为叶永烈先生先前到过音乐学院采访，留有联系方式，就马上联系叶先生。叶先生接到电话闻讯赶来，鉴定那个本子中的内容为傅聪年轻时写给傅雷的信件，由傅雷夫人整理摘录而成。这本从傅雷家抄家抄来的小本子正好是跟赫赫有名的《傅雷家书》形成对话。《傅雷家书》中收录的是傅聪保存的父亲写来的信，而傅聪寄给家里的信就保存在这个本子中。这是一笔多么珍贵的史料！后来叶先生一再提议《傅雷家书》的再版中收入这些信的内容，但在海外的傅聪婉拒了此一建议，他谦虚地表示，父亲写的信是伟大的，而自己当年只是个20来岁的年轻人，他的观点不足以收录书中。

　　偶然找到黄敬的妹妹俞瑾

　　叶永烈先生向来重于采访，用心很深，经常在采访或者查阅文献资料的过程中偶然发现许多重要的历史线索。1988年，他在复旦大学的一次讲座结束后，忽然有一位热心听众前来对他说：我知道黄敬有个胞妹，住在北京某大院，在医院工作。叶先生表示非常感谢，立即将这笔偶然所得记到本子上。1988年11月，叶先生来到那个大院，找到了黄敬的胞妹俞瑾。

　　据俞瑾介绍，俞启威之父俞大纯，曾留学日本、德国，回国后任铁道部技正、陇海铁路局局长。俞大纯家中4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性格各异，人生道路也各走各的。老三便是俞启威，人称“三少爷”。在兄弟姐妹之中，唯独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政治活动。小妹便是俞瑾，一生从医，既不过问政治，也不爱好文艺。

　　据俞瑾回忆，她出生后，家里还很阔绰，俞宅在上海哈同路（今铜仁路），父亲出入总是坐小汽车，只消给霞飞汽车公司打一个电话，轿车马上便会应召而来。三哥黄敬（由于他后来以“黄敬”之名传世，下文均以“黄敬”相称）从小就与众不同。他没有“少爷”架子，跟佣人、轿夫们挺讲得来。黄敬受大姐俞珊影响，在上海加入了田汉创办的南国社，在南国社结识了地下党员宗晖，还在静安寺等处参加了散发革命传单等活动，思想逐渐左倾。1930年初冬，黄敬成为青岛大学物理系学生。“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各地掀起了反对日本侵略、反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浪潮。黄敬投入了学生运动，自此开始了革命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