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号《连环画报》刊登了陈宜明、刘宇廉、李斌编绘的改自卢新华同名小说的《伤痕》

　　1978年在二十世纪后四分之一的历史叙事中，是一个被人们反复谈论的年份，它的重要性，首先是作为开启又—时代的标示，而有了伟大的象征意义并深植于一个民族心灵深处。谈论起它就意味着体验共同的解放、拥抱共同的复活节，它仿佛传达了这个民族共同的情感与幻想，共同的精神向往与内心需求，它是人们激情奔涌的新的源头，往日的心灵创痛因它的涤荡抚慰而休止并且康复，因此，这也是又一个“结束或开始”的年代。文学作为这一时代的表意形式，最为有效和准确地表述了这一时段民族的精神形态和主流意识形态意图。

　　这一时代文学生产的主体主要是两代作家，一代是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中年作家，一代是成长于“文革”期间的知青作家。他们的阅历和观念作为两代人来说有很大的不同，但又是最为相近的两代人，他们都共同受到新中国理想主义的哺育，共同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同时都有“流放”的共同经历。有区别的是，五十年代那代人基本完成了受业过程，无论是知识性的还是观念性的，他们是国家规范化的精神流水线统一造就的产物。因此，观念蜕变于这代人来说相对困难些，在他们的作品中，无论以怎样激进的姿态出现都不能淹灭他们昔日接受的文化信念，对信仰的忠诚、对五十年代理想主义的恪守、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浪漫主义期待等等，往往以自我欣赏甚至自恋的方式予以表达；知青一代则提前了文化“断乳”，他们没有受到完整的国家规范化教育，他们观念的形成一是源于文化大革命狂热而盲目的冲动，一是源于文革后知青生涯的幻灭困顿。巨大的反差使这代人大多处于精神漂泊状态，与五十年代一代比较起来，他们更多的是怀疑、愤懑，寻找精神之根是他们在这一年代主要的思想活动。

　　这两代人作为1978年代文学生产的主体，他们的阅历和文化背景便大体决定了这一年代文学的品格。这是一个激情奔涌的时代，一个充满了青春气息和浪漫想象的时代，它具有传统与现代的双重意味，它又极大地影响或导引了时代的走向。毫不夸张地说，1978年是迄今为止我们民族新的精神故乡和文化资源，它培育的新的精神既同世纪之梦密切相关，承传了百年来优秀分子对历史挑战的回应，同时它又注入了新的文化血脉，即应运而生的精英文化。

　　10年文革，无数知识青年被卷入了上山下乡运动中。“伤痕文学”的出现直接起因于上山下乡，它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

　　较早在读者中引起反响的“伤痕文学”是北京作家刘心武刊发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有的认为该篇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与当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孩子的呼声遥相呼应，使小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启蒙精神。

　　然而“伤痕文学”的名称，则源自卢新华刊登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它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

　　《伤痕》的女主角叫王晓华，九年前对张春桥定她妈妈为“叛徒”的冤案、假案信以为真，痛苦而无奈地和她妈妈“决裂”、“断绝关系”，初中还没有毕业就上山下乡了。在农村生活和劳动中，她和男青年苏小林建立了亲密关系，又由于小王因家庭成分问题不能上大学，一对青年被迫中止往来。在漫长的九年里，王晓华一直在孤独、彷徨和痛苦中熬煎。粉碎“四人帮”后，被严重摧残而患了重病的妈妈平反了。她渴望着见上女儿一面，可当小王赶回家探望时，妈妈已离开了人间。王晓华在痛苦地回忆这些年的不幸遭遇后，默默地想：“亲爱的妈妈，女儿永远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痕是谁戳下的。”

　　卢新华的这篇习作，张贴在一九七八年四月上旬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同学办的《百花》墙报上，轰动了全校。《伤痕》发表之后，卢新华很快成为风云人物。这个复旦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一夜成名，成为“文革”后首批中国作协会员、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理事、上海市青联常委，并作为代表参加了第四届全国文代会。多年之后，卢新华在接受采访时坦承：“《伤痕》是当时那个时代的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影响的，所以才造成那样一种轰动，今天同样的作品，写得比它好很多的作品、很感人的作品也不一定有这样的轰动。整个时代不一样了，时空的关系都改变了。其实《伤痕》我也可以说不是我写的，《伤痕》是全中国人写的，我们全中国人在‘文革’那个时期演绎了那样一场悲喜剧，这个是提供了它一个最本源的素材。”

　　随后，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小说纷纷涌现，影响较大的有《神圣的使命》、《高洁的青松》、《灵魂的搏斗》、《献身》、《姻缘》等知青创作，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大墙文学，以及冯骥才早期在“伤痕文学”中艺术成就相对较高的《铺花的歧路》、《啊！》、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代表的农村“伤痕文学”等。

　　从艺术内容来说，早期的“伤痕小说”大多把上山下乡看作是一场不堪回首的恶梦，作品中充溢的是往昔岁月中苦难、悲惨的人生转折、丑恶、相互欺骗、倾轧、相互利用的对于人类美好情感的背叛和愚弄，其基调基本是一种愤懑不平心曲的渲泄，这一切都表现出对以往极左路线和政策强烈的否定和批判意识，在涉及个人经验、情感时，则有着比较浓重的伤感情绪，对当下和未来的迷惘，失落，苦闷和彷徨充斥在作品中。这种感伤情绪在后来的“反思文学”中得以深化，转为带着对个人对社会对人生对未来深刻思索的有意识追求和奋进，将一场神圣与荒谬杂糅的运动不只简单归咎于社会、政治，同时也开始探讨个人悲剧或命运与整个大社会大背景的联系。“伤痕文学”后来较成熟的作品如竹林《生活的路》、叶辛《蹉跎岁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及冯骥才的作品普遍表现出对于人性的关怀，对于人性深刻的探索和讨论，引发了1980年代前期规模最大的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文艺思想讨论和对于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的呼唤。

　　从某种意义上说，“伤痕文学”为文革后的文学创作赢得了最初的荣誉。在无数读者欢呼和支持的声浪中，可以说作家们缺乏应有的分析，甚至完全把读者的阅读期待作为价值取向和努力的目标，以此实现“代言人”的悲壮。在王蒙看来，“人民期待”的文学，就是“更强有力的文学，反映新时期的重大的与尖锐的社会矛盾、反映人民的愿望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具有鼓舞人心、发人深省乃至振聋发聩或者醍醐灌顶的精神力量的文学。”蒋子龙甚至说：“我们的文艺是属于人民的。人民的好恶是断定文艺好坏的标准”。冯骥才则诚恳地愿意“把自己交给读者”。把作家与读者的关系强调到了一种不适当的程度，那么来自读者的阅读期待必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作家的创作心态。但问题是来自读者的期待很少有深刻地涉及到艺术问题的，他们关心的是作家在多大程度上喊出了“他们的声音”，这一要求隐含的基本是社会性的问题，因此，许多处于文学边缘的作品而直接触及社会问题的作品恰恰是受到狂热欢迎的。《班主任》、《5·19长镜头》、《人到中年》、《乔厂长上任记》、《芙蓉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悠悠寸草心》、《说客盈门》、《西望茅草地》、《人妖之间》、《呼声》等等在八十年代初期引起强烈反响的作品，几乎无一不是因为涉及到了重大的社会问题而受到读者普遍关注的。有的著名作家声称自己“停在文学门外”其实并非是自谦之词。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是否像当年评论界评价的那样高，显然是个值得重新讨论的问题。文学的社会性取向为作家们带来了自信和荣誉，但它所蕴含的颠覆性因素业已为文学的发展所证实。

　　1979年或许是“伤痕文学”最为热闹的一年，这一年有几个短篇文本相继登场，如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陈国凯的《我该怎么办》、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和郑义的《枫》等，从而把已经走上强势的“伤痕文学”推向现在看来是最后的高潮（因为从那之后“反思文学”就抢去风头了）。《在小河那边》写穆兰和严凉姐弟俩在政治扭曲、生存无望的特殊情势下走向准“乱伦”。《我该怎么办》则是让一女面对二夫作痛苦选择，原因正在于“文革”政治迫害所造成的夫妻生离死别的命运。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写劳改局长被诬陷下狱，最后惨死。郑义的《枫》写恋人李红钢和卢丹枫因为“文革”派性斗争而分属“造反总兵团”和“井冈山”这两个对立的造反派阵营，双方为捍卫自以为是的“真理”而相互武斗，最终使得卢丹枫因为不愿做李红钢的俘虏和自己阵营的叛徒而坠楼身亡，李红钢本人后来也因此而被判死刑，他们内心留下的深重伤痕是无法弥合的。这些主人公无一例外地都没有受到惊羡型文本中特有的党内神圣帮手的幸运眷顾，显示出直面现实生活真相的务实姿态和穿透力。
　　同属感愤型文本的长篇小说，由于容量大、开拓面广阔，因而在揭露伤痕方面比之短篇具有独特的美学优势。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1979）和古华的《芙蓉镇》（1981）被一些学者划归为“反思文学”，这确有道理，因为它们都涉及对于社会、历史或政治等问题的痛切反省。《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描写四川贫穷山村葫芦坝农民许茂一家的遭遇，回顾了合作化以来农村生活的曲折，尤其是“文革”后期普通农民的生活状况。小说描写的几个主要“伤痕文学”的三种体验类型人物许茂、许秀云、金东水等都在内心烙下了深深的伤痕。许茂当年曾是土改积极分子、合作化时的作业组长，但长期“左”的政策使他变得孤僻、自私、麻木。连大女儿病逝，他也因大女婿金东水刚挨整而担心受牵连就索性不闻不问。他的四女儿许秀云性格温和但又意志坚定，是富有传统美德的农村妇女形象。

　　尽管受尽郑百如的欺凌折磨，但她仍然执着地追求生活理想，拒绝家人的安排，决心和她所同情和敬重的金东水生活在一起。金东水是小说重点刻画的一个品质优秀、屡遭打击而坚韧不拔的正面典型。在郑百如的不断陷害下，他中年丧妻，住房被焚，拖儿带女蛰居在小小的提水站里，但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丝毫不动摇。尽管小说为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设置了神圣帮手———工作组组长颜少春，这是由当年的政治形势决定的，但实际上，与人们内心所承受的创伤相比，这个帮手的作用是有些牵强的。小说中真正令人关注和震撼的，毕竟不是帮手的神圣作用，而是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精神创痛。

　　（引自孟繁华《1978与百年中国文学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