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贾植芳教授偕夫人来到上海定居，度过了风雨沉浮的后半生。在上世纪80年代，贾先生写作了一篇题为“上海是个海”的散文，（不知是否是为了回应他的挚友胡风在40年代所写的一篇同名散文。后者认为，“对于在上海创造天下的许多人，上海是一个梦：有的是英雄梦，有的是黄金梦，有的是佳人美酒梦，有的是安居乐业梦……当然也有的是光明梦。回到上海以后，宛如掉进一个海里。茫茫滔滔、一望无际。由深不可测的无数的洞窟，又各自长着特别爪牙的无数的水兽又此起彼伏的无数的风涛变幻。上海是一个海，但在污秽里面有不污秽的东西在潜伏，在腐烂里面有健康的生命在生长。在上海，有无数对文艺爱好的文艺青年，这是新文艺在此时此地的基本力量，可以宝贵的。”）记录了他在上海的生活史，我们节录了其中的一部分，以兹纪念。
上海是个海
选择上海定居，是因为上海这个城市独特的吸引力以及我的这种选择的必然性。我们这代知识分子，在“五四”精神培养下迈入人生道路，生存于内忧外患的动荡年代，一方面追求人格独立、社会进步、精神自由的“五四”思想；另一方面又继承了传统文化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精神，反对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封建专制主义历史传统，所以在红色的30年代，是当时被公认的左翼主流政治力量的“同路人”，这就造就了我们这代人独特的精神品格。抗战胜利后，中国社会很快就又将处于极度的动荡不安当中，我不愿意参加任何党派，只想做一个自由的知识分子，以写作为职业。
我觉得上海是个开放自由的现代城市，这里可以为我这样的一个人提供一个广阔的生活空间，是我的理想的去处。于是，1945年日本投降的第二天，我从徐州日伪警察局特高科监狱出来后，就和妻子辗转来到上海。从此，我们像一叶孤舟，飘浮在上海这个“海”中，此后半个世纪所经历的人生的风风雨雨，都与这个“海”的沧桑变幻息息相关。我不是一个站在岸边，观望潮起潮落，云起云飞、不让海洋的浪花浸湿自己的鞋子的旁观者。在风云突变之中，我坚守住了“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独立自由的人格理想与精神操守，不论是遇到了九级的风浪，还是遇到了巨大的漩涡，我从没有改变这些初衷。而我在社会生活中沉浮的后半生，与上海这个城市结下了某种不解之缘，在这个城市里，我既找到了心心相印、相濡以沫的文学上与人生上的知友，谱写了生命册上神采飞扬的一页，又被两个敌对的政党分别以“政治犯”的罪名两次投入狱中，度过了人生始终最为屈辱难堪的一段。一直到进入了老年，我才又返回自己的写作、研究、教学岗位，看着一批批学生从校园走入自己的人生岗位。有了自己的事业，在人生的暮年方得到了一种难得的幸福……我后半生的甘与苦，荣与辱、忧与乐，都与上海这个“海”难分难解。
对于我来说，最感兴趣的是这个城市的文化所具有的独特性格。“海派”文化是个移民文化，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兼容性和现代性。那时的上海与世界文化是同步的，真可谓“国际上刮什么风，上海就起什么浪”，东西文化交流异常活跃，西方社会流行的社会思潮、消费趣味也很快在上海兴盛起来。对于我们这些不愿依附任何政治组织、而想以写作为生的自由知识分子来说，上海发达的新闻出版业更具有莫大的吸引力。自本世纪初以来，现代的文化出版就成了上海滩相当活跃的行业，形形色色的文人都可以在这片广阔的文化市场施展身手———不论你是保守的、还是进步的，官方的还是民间的，民族的还是买办的……上海是一片无垠的“文化大海”她具有吞吐百川，融汇众流的恢宏气象，使中国知识分子大显身手的地方。在这里，传统的文人逐渐摆脱了对官方的由人身到人格依附的附庸地位，而成为自食其力、具有独立人格的社会个体，这是一种历史进步的现象。那些以卖文为生的职业作家这一阶层渐渐壮大起来，并在中国现代政治、文化、思想、文学的历史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抗战胜利后的我，已经有了时间不短的文字生涯，我想到上海这个“文化大海”中一试身手。
乡音未改
当年刚来上海时，我们穿西装、打领带，因为穷，被称为“洋服瘪三”，如今年纪老迈喜欢穿随便的中式衣服，朋友间或开玩笑，互相戏称“年轻时是洋务派，老了以后是义和团”。但我相信自己在精神上还是开放的，并不因为是上了年纪就顽固守旧僵化。年轻时我们经常在霞飞路的弄堂内白俄老太婆开的便宜西餐店里吃罗宋面包，喝罗宋汤，有时在这里碰到多年不见的朋友，还弄一瓶俄国伏特加酒（据说这是在上海的犹太人仿造的）喝喝，到了老了喜欢吃我们家乡山西的饭菜，少小离乡，但如今还是乡音未改，许多人说是像一种外国话……
我的后半生的各种遭遇都与上海这个城市密切相连，令我高兴的是，我又看到了我所生活的上海发生巨大的变化。8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又发生了重大转折，有一次由封闭走向开放，各地人又纷纷涌进上海，东西方的交流也日渐活跃，几乎每天在报上都能看到来上海投资和经商的各国外商以及港台和海外的华人，来旅游的客人，以及来文化交流的学者……上海又变成一个汹涌不已的大海，她终于复活了。日新月异的上海恢复了昔日的辉煌，上海如今又是一个海了。
亭子间老虎灶老板娘
我在青年时代，在北平读书时，看新文学作家写上海生活的小说，有三件物事，都让我茫然费解：“亭子间”、“老虎灶”和“老板娘”。我读过旧书，看过风景名胜，知道有亭台楼阁这些美轮美奂的中国古代建筑物，认为那一定是个阔气的场所，可是从小说书和电影上看，住在亭子间里的都是那些穷困劳碌的人，像卖文为生的青年知识分子之类，后来知道周立波先生为了纪念他在上海的生活，曾提名他的散文集为《亭子间集》。至于“老虎灶”，从文学作品的描写上看，这是一般市井细民泡开水的地方，但为什么要叫“老虎灶”呢？真要是老虎开的店子，保管没有顾客敢上门。“老板娘”，我认为一定是老板他妈。可这三样当时是我迷惑不解的上海事物，到我们跑来上海滩上生活时，却理所当然地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世界。我们解放前基本住在亭子间，甚至阁楼，由沪西到虹口，由所谓“上只角”住到“下只角”；我到上海后，又从书摊上买到一部敌伪时期出版的描写旧上海所谓“野鸡”（暗娼）的章回体长篇小说《亭子间嫂嫂》（他的作家是周天籁，我认为这是一位熟悉他所描写的生活世界的有才华的作家，我还看过他的另一部描写上海下等妓院妓女生活的作品《欢场儿女》，这些都是了解旧社会上海底层社会以至黑社会的人情风俗的写实派作品。）而弄堂口的老虎灶和烟杂店的老板娘，则成了我们日常打交道的上海人。
特别鸣谢贾植芳的学生宋炳辉、孙晶的帮助
匆匆一面
文／惠民
前几日，有朋友叹息一些当代的中国文人缺乏健旺的风骨，我冉冉答曰：在世的贾植芳先生可是有骨气的文人！不料，语音还未消散，便哀痛地在网上检索到了贾植芳先生去世的讣闻。扼腕之余，我回忆起了多年前的对他一次匆忙的拜访。
2000年的时候，我尚是很浮躁地在媒体里猎食。某日，有朋友要去采访贾植芳先生，我幸附骥尾，亦随同去了。在此之前，我已阅读过他的《狱内狱外》、《契诃夫手记》和一些早期的作品，且也浏览过胡风案的众多资料，对于贾植芳先生的行迹和文字形象略有了解。我迫切想知道的是一个人，一个文化人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思想精神上的宕荡和肉体折磨之后，会有怎样的形而上与形而下的蜕变？他会是怎样的一个老人呢？
贾植芳先生住在复旦教师宿舍9号楼，4层的楼房朴素到了毫无特色可言，惟四周的浓密的绿树给这里添了几分清秀与生气。进门，径直便到了他接待客人的屋子，屋子不大，10多个平方，中间是一张桌子，侧旁有供客人用的沙发和椅子，正面有张藤椅，这大概是他老人家的“宝座”了。环墙而立有几个书架，还有些杂物。整个布置略显杂沓、陈旧，却朴素、亲切，无富贵味，亦少市井气，独有一种绕室不去的清高的文化味。———老人从其他房间里走了过来。初看并不惊人，矮小、清癯，面貌亦毫不特别，走在街上是很容易被人忽略的，可他的目光里却有一种经历沧桑磨砥后的尖锐与透彻，惟因此，他确实有点不同凡响！
老人耳背，且又操着一口于我们上海人而言极为难懂的山西腔，所以，我们与他的言语交流极为曲折困难，虽有“翻译”在旁，也难通畅。可老人并不在乎这结，或许他已习惯于此，他很自在地落座，又很自在地点烟，随着烟雾弥漫飘散，他的话语亦越来越稠，几有滔滔之势，旁人难以插嘴。他并不是轻慢客人，我想他有一种极大的热忱，冀望着将自己的苦难与风流、经验与学问贡献于后辈，传播人生的体验与历史的智慧。
坦白地说，由于年月湮埋，我记忆力的不济，他老人家当时说了些什么，委实是相当模糊了，惟有他说话的神态仍历历在目，说到激愤时，他高声笑骂，而言及高兴事便爽朗而笑，其间还夹杂了不少幽默的小段子。当时我已想到：惟有笑对苦难者，才会如此豁达幽默，惟有风骨健旺者，才能敢怒敢笑，这便是贾植芳。
在采访中，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老人在谈话中突然起身，走进了他太太的房间。其时，他太太已是瘫痪在床，少有知觉，老人在兴奋畅谈之余，仍不能忘怀自己患病的太太。何等感人。
近些年来，每读贾植芳先生的文字，总想：我辈文人，有不甘猥琐与堕落者，能学得贾植芳先生一二，那是何等的荣耀和快活。
不忍思风雨白头六十年
◎文／宋炳辉
在贾植芳的晚年生活中，妻子任敏一直是他最大的精神支柱。这对苦命的夫妻终于在历经劫难之后得以平静相守，获得了普通人也许习以为常的家庭生活，尽管这种平静对于花甲之后的他们来说，实在来得晚了一些。但唯其如此，更显得特别珍贵。不论是外出开会还是讲学，不管是国内还是赴海外，任敏总是陪伴在丈夫身边。即使平时在家，这两位斑发老人每天总是一起出去散步，蹒跚着脚步，手挽着手，以致成为复旦校园里的一道风景。
但在1997年秋的一天，这样的平静被打破了。10月8日，任敏突患脑溢血，虽经抢救脱险，但已失语瘫痪。在任敏卧床不起的整整5年里，80多岁的贾植芳每天几次来到妻子的床边，关心她的病情、起居和饮食，亲手替她做腿脚活动。每次新书出版、文章发表或亲友来信，他定要拿给妻子看，并对这不能说话的老伴，大声告诉他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他多么希望老伴能够多活几年，继续陪伴他的人生旅程。5年间，死神好几次光顾病榻，都在他坚定的信念和虔诚的呼唤中将妻子拉转回来。
2002年11月20日，久病的任敏终于离开人世，享年84岁。贾植芳悲恸之至，老泪横流。当即用颤抖的手，写下了《在那个凄风苦雨的日子里———哭亡妻任敏》：“我们家的‘半边天’塌陷了！……我亲爱的妻子，敏，你慢慢走，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在另一个世界团聚，就像你活着的时候，我们到处流浪，在颠簸不平的羊肠小道上携手一脚高一脚底地前行，挺着胸脯前行。”
他为妻子所拟的挽联是：“缘识古都奔走黄河寻觅铁窗相濡病榻侧不忍思风雨白头六十年再相逢非此岸；
读梓东海育苗西漠农桑北地煮字刊南港休莫提艰难携手春寒路家中妇天地间。”
人生何处不相逢
我和邵洵美先生相识，纯然是偶然的机遇，虽然从上世纪30年代初以来，通过报刊等传播工具已对他相当熟悉了。与他开始相识的时间记得是1952年。
那一年，有人在南京路新雅酒家请客，宴请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的译者罗玉君教授。记得是在众人已入座举杯的时候，邵洵美才匆匆赶来。他身材高大，一张白润的脸上，一只长长的大鼻子尤其引人注目。他穿了一件古铜色又宽又大的中式丝绸旧棉袄，敞着领口，须发蓬乱，颇有些落拓不羁而又泰然自若的神气。这是我与他第一次相见时的印象。1954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们夫妇又应邀在韩家吃蟹，也是吃到中途，邵洵美撞进来了，匆匆入座就食。这两次相会，大家都是天南地北的闲聊，我们之间并没有多少对话。
1955年，我因胡风案被关押，一脚踏进监狱室的门，发现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个体弱的老人蜷缩在一个角落里。当管理人员在身后锁好门后，他抬头望向我，呆滞的目光突然发亮。他小声对我说：“我们不是一块在韩家吃过蟹吗？”我向他点点头，一边用下巴指着门口，叫他不要说下去。因为我从几年的监狱生活中摸到一个规律：凡是管理人员押进一个犯人后，他虽然把门锁上了，但都会在门外停留片刻，从门上的小监视孔里观察室内犯人的动静，如果发现异样情况会开了门马上冲进来进行盘问，甚至一个个地调出去审问“你们谈什么？”如果交待了原来互相认识，马上会被调离，并要求交待“关系史”。总之，要弄出一大堆麻烦来。因此，当我向他示意后，他马上就醒悟了，懂得了吃这号官司的“规矩”了。
一次他突然向门口走去吆喝“报告”，向管理员讨来墨水，说是要写交待材料。当拿到钢笔墨水后，他却从屁股下面的铺位上拿出几张草纸，放在膝盖上低头写着什么。过了不一会儿，我忽然被他撞醒，他把写好的草纸塞给我，我向门口警惕地看了一眼，才低头读他写的东西。原来是一首七言诗，题为《狱中遇甄兄有感》，其中有“有缘幸识韩荆州”一类的话，我含笑向他点点头，表示我看过了，谢谢他的盛情；同时告诉他，这东西马上要撕毁，丢在马桶里，要不给管理员“抄靶子”时发现了，我们都得吃手铐。说着，我动手把它撕毁，起身掼在屋角的马桶里，又端起旁边的脸盆，把留下准备擦地板的洗过脸的脏水冲了进去……
我说了半天，这里得交待一句：我在这个狱室里碰到的正是邵洵美先生。想不到从此我们竟在这里做了近4个月的“同监犯”，这真如俗话所说：“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