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24日，晚上6点半左右，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赶到第一人民医院外宾病房。王校长俯身在贾植芳的耳边轻声呼唤，“贾先生，贾先生……”病房外，贾先生的四代弟子近一百多人都屏息凝神默默注视。
　　晚上6点45分，显示屏上显示贾先生的心跳停止。贾植芳逝世。
　　病房外哭声一片。
　　贾植芳，复旦大学教授、著名的七月派作家，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奠基者，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老一辈领军人物，因病导致脏器衰竭，享年92岁。
　　生前，他曾说：“我觉得既然生而为人，又是个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毕生的责任和追求，就是把‘人’这个字写得端正些。”这个端正的“人”字，饱满写完最后的一捺。
　　
　　贾植芳小传“七月”派作家，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专家和翻译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1916年9月29日出生于山西襄汾，曾赴日本东京大学学习，早年主要从事文艺创作和翻译，任《时事新报》、文艺周刊《青光》主编。著有《贾植芳小说选》、《外来思潮和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译有《俄国文研究》等。
　　
　　坎坷一生“值得安慰的是，我并没有失掉自我”
　　
　　“能生师侠盗，敢死学哀兵。懒测皇天阔，难疑厚土深。欣夸煤发火，耻赞水成冰。大笑嗤奸佞，高声论古今。”
　　——胡风《酒醉花赞——怀贾植芳》
　　1916年9月29日，农历丙辰年九月初三，一个男婴在山西襄汾县南侯村贾家呱呱坠地。他刚一出生就浑身抽搐，差点夭折，是一粒牛黄丸救了他的命，后遗症是微微嘴歪，这似乎预示着他日后多舛的命运。
　　贾植芳于1936年、1945年、1947年和1955年，4次因为政治原因入狱，坐过日本人、国民党的牢；解放后，因错案被捕入狱。
　　1936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的贾植芳首度进班房，当时的审判是“危害民国、就地正法”。在济南经商的伯父赶到北京，花钱将他保释出来，并让他到日本留学。在东京读书时，贾植芳结识了郁达夫、郭沫若、李春潮、覃子豪等人。因为投稿给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工人与学习丛刊》，他与丛刊主编胡风有了书信往来。
　　1945年，于抗战后期在徐州搞策反，被抓进日伪的牢房；
　　1947年为进步学生刊物写文章，被国民党政府关押了一年多；
　　1955年，一场风暴把胡风和他的朋友都一锅端到监狱中去。
　　当年5月15日，就在报纸发表“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一批材料的第三天，上海高教局领导以开会为名把贾植芳叫到了办公室，问贾植芳对《人民日报》上《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编者按语》有什么看法。
　　贾植芳说：“报纸看是看了，但是意思我不明白。”
　　领导直接问：“胡风搞的什么阴谋？”
　　贾植芳的脾气上来了：“胡风按正常组织手续向中央提意见，又不是在马路上撒传单，怎么是阴谋呀？”
　　领导质问：“你还为胡风辩护！你跟胡风是什么关系？”
　　“我跟胡风是写文章的朋友，在旧社会共过患难，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就是这么个关系！”
　　当晚，贾植芳就被带进了看守所。11年监禁，10年监督劳改，4年资料室工作，前后一共25年。
　　贾植芳没有丝毫怨恨，老人在他的《狱里狱外》一书中写道：“值得安慰的是，我并没有失掉自我，我还是我，苦难反而深化了我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认识与思考，净化了我的灵魂。”他在《狱中沉思：我与胡风》里这样为老朋友胡风说话：“在我的文学生涯和生活上，胡风都给与了热情的扶助和无私的帮助，这些，我都是永远感激和难忘的。我之所以成为这个人为认定的‘集团’的骨干，完全是由于我与胡风之间的、在患难中建立起来的深厚的友谊关系。我与胡风的情感，主要是出于友谊以及对朋友忠诚这一古老的中国人的为人道德。”
　　贾植芳的学生，现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胡风先生对于贾先生的提携，就像贾先生对我们的提携一样，是融入到生命中没办法分割的。很多年以后，两位老人重新在上海相逢，依然相濡以沫，充满友爱与珍惜。这是先生们的风骨。”

　写完“人”字的最后一捺

　　最后时光“敏，您慢慢走，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在另一个世界里团聚”
　　“1963年10月，我突然收到了一个包裹，包裹的布是家乡织的土布，里面只有一双黑面圆口的布鞋，鞋里放着4颗红枣，4只核桃，这是我们家乡求吉利的习俗。虽然一个字也没有，但我心里明白，任敏还活着，而且她已经回到了我的家乡了。这件事使我在监狱里激动了很久很久。”
　　——贾植芳《做知识分子的老婆》

　　贾植芳最得意他跟妻子任敏的结合。任敏常在《七月》上读到贾植芳的文章，倾慕他的才华，相识后，这个商贾人家的女儿自己跑到黄河边上的民房与他“同居”了。
　　2002年11月20日，任敏离开人世，之后贾先生的身体状况便急转直下。他们夫妻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好，夫人去世，贾植芳悲恸之极，老泪横流。家里人回忆，有时候贾植芳会带领着家里人在任敏的遗像前敬酒，说：“你累了，你先歇歇吧，我们去吃饭了……”听者不免唏嘘。他在《在那个凄风苦雨的日子里——哭亡妻任敏》中写道：“我们家的‘半边天’塌陷了……我亲爱的妻子，敏，您慢慢走，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在另一个世界里团聚，就像您活着的时候，我们到处流浪，在颠簸不平的羊肠小道上携手一脚高一脚低地前行，挺着胸脯前行。”
　　苦难的25年里，贾植芳一直辗转漂泊，跟妻子长期分离，1980年后，才重新团聚，过上平静的生活。
　　他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平静，抓紧时间研究学问，讲课写书，带出了一大批弟子，比如目前活跃在中国学术界的陈思和、李辉、王宏图、严锋、张新颖、宋炳辉等。
　　贾先生非常关心他的学生。陈思和回忆，就在22日去探病时，先生还非常清醒地手问，“你那张《文汇读书周报》带来了没有？”那篇文章是陈思和纪念去世的耿庸先生而写的。贾先生在病房里不知道耿先生已经去世，是读了报纸才知道的。他反复地读，后来报纸找不到了，他要陈思和再送一张来。他一辈子都在操心别人的事情，临终还在想着朋友。
　　其实，对于生老病死这种事情，贾植芳向来都看得很超脱，他说他常常到火葬场参加告别仪式，“每当这种时候，一种幽默感就会在我心里油然而生：火葬场里旧人换新人，唯独墙上那颗钉子一成不变，今天挂了这张像，我们在底下低头默哀，明天还不知道轮到谁在上面谁在下面。”

　　记者回忆：那一抹消瘦的背影

　　2004年，我还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念书。在陈思和老师的组织下，中文系搞了一个“走近大师”的活动，我们班正好有机会接近贾先生。
　　贾先生住在复旦大学第九宿舍，这个宿舍在复旦的规格比较高，住的都是一些著名学者。去的那天正是下午，天气很好。贾先生就端坐在藤椅里，见我们来了，他很高兴地跟我们挥挥手，挥了很久，他穿一件直领的灰布罩衫，戴一副眼镜。
　　坐定下来之后，贾先生就开始说话。他说话有很浓重的山西口音，我们都听不懂，就由边上跟他相熟的学生翻译给我们听。我们说什么，那个学生也凑到他的耳朵边上去喊给他听。贾先生的思路很清晰，他一直在笑，是那种和善的老人的样子。
　　走的时候，贾先生拉住我的手说了很多话，我没有听懂，后来他的学生就从书橱里拿了一套《贾植芳文集》出来给我，他说，“先生说，这套书送给你。”贾先生又很认真地在书上签了名字，当时他手抖得很厉害，写字很慢，字都写歪了，但是他坚持写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我很感动。
　　后来，中文系的老师们和这几位大师一起在五角场的一家饭店吃了顿饭。贾先生因为身体不好，很早就由人搀扶着退场了，他非常瘦，走路很慢，我们目送他走出去，在一边的潘旭澜大师说，“贾先生快90岁了，不容易啊。”当时所有的人都想到了贾先生坎坷的遭遇，大家都没有说话。
　　这以后，我经常在学校的南区附近看见他。他有时候坐在轮椅上晒太阳，有人陪着；有时候独自拄着拐杖，就坐在南区一条街中间的椅子上；还有好几次，在第五教学楼后面的学人书店碰到他，他经常去那里。有时候路上有人认出他跟他打招呼，边上的保姆给他介绍，这是谁谁谁，贾先生会大声地说，“我家就住在后面，经常来玩”，这和陈思和老师说的一样，贾先生是和善且好客的。

　　送别恩师“我们觉得一个时代过去了……”

　　宋炳辉，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比较文学编辑部副主任，贾植芳的学生。这两天，他一直帮着陈思和教授给贾先生治丧，几乎每天都忙到深夜。
　　全国各地的学生听说贾先生逝世，都赶往上海见先生最后一面。当时自己也已经住院的苏州大学教授、70多岁的范伯群老先生特地赶来上海见贾先生最后一面，却没能见着。
　　据宋炳辉回忆，先生的病情是突然恶化的，就在4月23日大家前去看望时，他还非常精神地将头转来转去，跟人说话。4月24日早晨，突然呼吸微弱。“我们几个站在外面看着先生的血压一点一点降下来，医生跟我们说可能不行了，要大家做好准备。”
　　到了下午两点多钟，先生的病房外已经站满了学生。专程从北京飞来的弟子李辉哽咽道：“我们觉得一个时代过去了……”
　　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4月29日举行。陈思和教授深情地说，先生更像自己的父亲，自己整个人生观都是在先生的帮助下改变的，是先生使自己成为今天的样子，这种感情是无法用一句话说清楚的。等平静下来，会好好写一些回忆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