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所谓“血浓于水”，亲人间的帮助和牵挂是世间最纯真、最美丽的情感。本期的倾诉者就是这样的三个姐弟：面对突如其来的疾病，他们之间体现出的关爱和无私，不禁令人感慨：人间自有真情在！

　　倾诉男主角：黄卫江，33岁，弟弟

    倾诉女主角一：黄卫兰，40岁，大姐

    倾诉女主角二：黄卫萍，36岁，二姐

　　听说了有两位姐姐抢着给弟弟捐肾的消息后，我立刻联系上了他们。2月27日10：30，当我轻轻推开病房的门，迎接我的是三张朴实的笑脸。一周前刚刚为弟弟捐献了自己一个肾的二姐黄卫萍，半躺半卧在床上；弟弟黄卫江坐在床边的椅子上输液；没有多余的椅子，大姐黄卫兰就站在床边陪我说话。

　　倾诉者：黄卫江
　　感觉死亡离我很近很近

　　我家在江苏淮北。因为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从小，两个姐姐就很让着我，尤其是大姐。记得上小学时，一下雨路就很泥泞，大姐就背着我上学、放学。大姐读书成绩最好，一直读到初三，但她心疼父母，为了省下学费让我和二姐读书，她不顾父亲反对，坚决放弃了学业。

　　2002年，我到上海打工。2007年1月，我忽然感觉人不舒服，体重下降，血压升高，眼前经常白茫茫的。到医院一检查，说是因为血压低引起的脑供血不足。我没当回事，春节前夕回家过年，因身体难过，我去县医院看病，医生诊断是慢性肾衰竭。

　　大姐、二姐当时都在南京打工，她们得知我生病的消息，都很着急，当即把工作辞掉，回了家乡。去年大年初五，向亲友们借了一些钱，大姐陪我到县医院治病。在医生的建议下，我又到上海中山医院就医。直到那时，我才知道自己患的是重病，已丧失劳动能力。

　　从去年4月到9月，我呆在家里养病，什么事都不能做。9月，我感觉身体好些了，就回到上海。公司对我特别照顾，在我养病期间，每月发600元最低生活补助。9月后，领导给我换了一个轻松的工作，每月工资1100元。主管、经理、工友都处处处照顾我，我很知足，每次打电话都说自己遇到了一个好公司。

　　今年1月底，我感觉血压有些高，就提前请假，回家后到县医院检查身体。一化验，医生说我已经得了尿毒症，要立即住院透析。我没带钱，身边也没人照顾，因此没住院。当我一个人拿着化验单走下楼梯时，心情特别沉重，感觉死亡仿佛离我很近很近……

　　两个姐姐几乎同时提醒卫江：“慢慢说，不要激动。”

【1】

　　倾诉者：黄卫兰
　　我感觉天都快塌了

　　1月29日，我和二妹还在南京打工。一接到弟弟打来的电话，还没听内容，我就知道他的病肯定不轻。我拿电话的手也在抖了，感觉天都快塌了。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辞职，腊月二十五回到老家，来不及放下行李，直接赶到父母家商量给弟弟治病的事。弟弟那时已经吐血了，我问他是否挺得住，挺不住就去县医院做透析。他很坚强，不想影响全家过年。

　　这个年过得很不是滋味。初三，我俩陪弟弟到县医院看病，医生说：“不用等了，要想救命，现在就起身，直接到上海大医院吧。”病情紧急，没时间商量，我和妹妹迅速做了决定：一边在家筹钱，一边陪弟弟去上海住院。于是，我们在大年初四就陪弟弟来了上海。开始买不到车票，我向客运站负责人说明情况，他听说我们要去治病，就帮我们安排上了车。

　　初四那天是星期天，医院没有门诊，本想将就一夜，但弟弟身体吃不消，我们只好找旅馆。找来找去，房间都要一两百元，我们负担不起。后来打听到附近一家友谊旅馆，服务员说一间房最低80元，我们只好住下。晚上登记时，经理回来了，问我们不好好过年，怎么初四就跑出来了。二妹讲明情况，经理立刻给我们减免了房费。第二天一早退房时，经理关心地问接下来我们怎么打算，我说如果弟弟做手术，我们就租个躺椅在病床边趴一趴。经理就让我们到时候来这家旅店免费住宿，随便住到什么时候。

　　说到这里，卫兰的眼里噙满泪花。

　　倾诉者：黄卫萍
　　我预感能配型成功

　　自从得知弟弟得了严重的肾病，我和大姐就暗暗商量，一旦他病情加重，需要换肾救命，我们就把自己的肾捐给他。大姐提出先让她来配型，不成功再让我来。我觉得大姐身体一直很单薄，人长得不如我结实，换肾后对她的健康影响太大，于是逼着她把配型单上的名字改成我的。大姐争不过我，就同意了。

　　检验结果出来了，医生说配型特别成功，换肾的风险小，术后的排异反应也相对较少。我早就预料到是这样的结果，非常欣慰，因为万一配型不成功，等待其他肾源的话，难免贻误病情。

　　2月20日，我早晨7点多被推进手术室，接受全身麻醉。11点多，听大姐在我耳边呼唤：“好了。”我一下子睁开眼。众人的目光告诉我，手术很成功。我躺在床上没法动弹，可心里很高兴。

　　倾诉者：黄卫兰
　　我在旁边为他加油

　　听到二妹和弟弟配型成功的消息，我连忙和家里通电话报喜，但心里总觉得对不起二妹，对不起她的婆家，毕竟是要把一只健康的肾捐献出去啊。我追着医生问，少了一只肾，会不会对二妹的身体造成很大的危害。医生安慰我说，以前她能挑100斤的担子，手术后她挑70斤好喽，是可以维持正常生活的。我这才有点放心。

　　手术当天，妹妹7点多就上了手术车，看着她被推走，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9点多，弟弟也被推进手术室，我没有哭，因为感觉他马上就要迎来新生了，所以趴在他耳边说：“加油！加油！”

　　手术室在15楼。我站也站不住，可又无法安心守在病房里，就去乘电梯。15楼不停，我只好回到3楼的病房。心里很担心，我就沿着楼梯走到15楼，但楼梯口也封得紧紧的。我只好守在3楼的手术室门口。一见到妹妹被推出来，我的眼泪又掉了下来。

　　手术成功了，我打电话给父母报喜。父母特地去二妹的婆家，郑重承诺，一定要把二妹的身体养得棒棒的，再送回他家。这也是我的心愿。不管怎么说，妹妹手术后不能做重体力活，对他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倾诉者：黄卫江
　　四面八方伸出援助之手

　　手术成功了，我就像重新活了一次，二姐对我的恩情太重太重。二姐和大姐都不让我道谢，说血浓于水，我们是手足同胞，就该倾全力相助。拥有这份珍贵的亲情，我感觉真的太幸运了。

　　像这样的手术，其实是需要很多钱的。来上海治病时，我心里很没底，因为知道家里已经负债累累，拿不出一分钱。后来，我村子里的乡亲们几乎家家伸出援手。最终，乡亲们一共捐助了近5万元！这笔钱，代表着沉甸甸、实实在在的爱，我真的终生难忘。

　　公司得知我这次要做捐肾手术的消息，也立即开展募捐。和我签合同的外包公司也来探望我，送来500元慰问金。这一切都让我非常感动。

手足情深 

　　拿到这个采访线索时，最打动我的，是两位姐姐居然争着要把自己的肾脏捐献给胞弟，毫不顾虑自己的身体和健康。

　　在几年的倾诉采访中，我时常会遇到和亲情有关的题材，其中当然不乏感人的温情故事，但我也一次次遗憾地“听”到：为了房子，为了动迁款，为了一点经济利益，同胞手足之间、父母子女之间、婆媳之间、翁婿之间，争争吵吵、对簿公堂；或者形同路人、“老死不相往来”；或者一方有难，多方避之不及……与这些不和谐、不温情的故事相比，两位姐姐萍的境界、行为实在太让人感佩了。虽然最终手术由身体较好的二姐承担了。

　　接受采访时，卫萍的身体还有些虚弱，因此她讲的话不多。我问她对于捐肾一事是否有顾虑，她豪爽地挥挥手：“管不了那么多了。”不扭捏、不做作，真的很可爱，很美丽。

　　当我起身告辞时，三姐弟同时表达了一个愿望：在稿子里尽可能地替他们谢谢那些亲朋好友、乡亲邻居、公司同事，尤其是医生护士、旅店经理、护工等那些原本素不相识的人们吧。我说记下了。

　　为了不影响他们休息，我匆忙离开了。其实我还很想告诉他们：“天助自助者。来自各方的无私关爱，当然要感谢。但我还想感谢你们，你们姐弟之间的真挚感情，让我，以及所有的读者，真切地感受到，我们生活在一个温暖的、充满爱的世界里。”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