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卖艺和“先富起来”的陈逸飞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东方的马可·波罗，1986年我拿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来到纽约，开始了我的“西游记”。
　　我对纽约的第一印象是从地铁开始。夏天天热，大家都穿着短裤，我看到一条条腿，有白色的、黑色的、黄色的、棕色的，五颜六色，很是壮观。那个时候，我拿到的奖学金只免了学费，不够吃饭、租房、买书，所以我和同学，比如胡咏言啊、徐惟聆啊就经常在地铁里拉三重奏挣零用钱。
　　有一次我和胡咏言决定换个地方碰碰运气，于是找到了一间名叫“One banana,two potatoes”的酒吧。我们摆好架势立刻开拉。这时远处走来了两个人，似乎对我俩的演奏还挺满意，于是一个人从裤兜里掏出20美元放在琴盒里，说：“你们拉，不要停。”接着这两人就开始在我们面前缠绵拥吻。我和胡咏言一边拉一边看，觉得也算开眼了，这时另一个人也从裤兜里掏出20美金……我们拉得越发带劲，他们俩也一边接吻，一边左20元右20元的，不一会儿我们就赚了一百多美元，这真是我一辈子赚得最开心的100美元。

　　“英语神经病”发作

　　我一直跟初到美国的朋友说第一桩重要的事就是学好英语，我刚去的时候英语就特差。后来我就跟英语铆上劲了，一定要学好。但是又没有人那么有空天天陪我说话，我就天天对着墙练。我想象力特丰富，能够对着墙设定各种情景，墙如果是男的，我就是女的，变着法子跟它对话。我还记得第一次去见导师之前，我对着墙练了一个星期，把所有导师可能问我的问题以及我的回答都练习了一遍，我还想着怎么把他往我熟悉的话题上引，比如中国音乐啊，湖南乡下啊。后来他果真中了我的圈套，听我说得头头是道，以为我英语好得不得了，居然还免了我的英语口试！
　　我当“英语神经病”那阵儿，没人敢跟我说话，大家远远看到我就都绕道溜走了，因为我一抓到人就说得没完没了，他们都怕跟我说英文。
　　当然，我也闹过笑话。有一次朋友开派对，让我去买蜡烛，我问他们蜡烛怎么说，他们告诉我叫“candle”，于是我一路走一路背candle,candle,candle……等走到小店里，就变成了“condom”（避孕套）。
　　我对小店老板说：“我要condom。”
　　老板看看我：“要几个？”
　　我算了算：“很多，十盒。”
　　老板来劲了：“要这么多干嘛啊？”
　　“我们要开派对。”于是老板睁大眼睛一脸诚恳地问：“请问我可以参加么？”

　　怀揣“巨款”夜遇黑人

　　当时在纽约的还有陈逸飞、顾长卫、艾未未、金星几个好朋友。陈逸飞是老大哥，也是我们中间“先富起来”的一位。每次他卖出一幅画，总是在第一时间传到我们耳朵里，大家奔走相告：“逸飞赚钱啦，大家快去等他下班！”于是，当晚就会有一群人候在画廊门口，眼巴巴地盼他下班，等着他用卖画的钱请大家打牙祭。逸飞是个老好人，总是乐呵呵地请大家吃饭。
　　在纽约生活，有时需要急智。一次我刚领到一笔稿费，兴冲冲往家走。走进一条无人小巷时，突然看到不远处站着一个高头大马的黑人伙计。平时碰到黑人讨钱，大不了翻出两个空空的口袋，作出无奈表情；可是那天怀里揣着现金，我的心立刻开始怦怦乱跳，被抢了可怎么办？
　　在他准备朝我走来的当口，我心生一计，主动凑上去对他说：“朋友，能借我一元钱吗？”他厌恶地看看我，咒骂了几句，就走开了。我如释重负的同时，也不禁要得意一回。

　　大街上“偶遇”一位老婆

　　纽约是我最爱的城市之一，不光因为它给了我音乐的灵感，也因为在那里我找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我之前从来没想过要结婚，总是怕万一那姑娘管得太多，限制了我的自由；但有时候，我也是个很喜欢异想天开的人。有一天我穿了件褪色的中山装和棉布鞋，准备跟朋友去看戏，在路上看到一个在等红绿灯的、很奇妙的女孩子，我心里就暗暗想：“这个女人可以做我的老婆。”于是我就上前搭讪，问她是哪里人、在纽约做什么。本来我以为她是个超级模特或者舞蹈艺术家什么的，结果她说：“我是学生，MBA刚毕业。”反差这么大，我这下子更来劲了。
　　本来胡说八道的自我玩耍，但是结果却越来越有意思！接着我请她去看戏，跟她胡侃。看完戏她突然胃疼了，要喝热牛奶，我就跑出去很远，才找到一间叫“电话亭”的酒吧买到了热牛奶。我回来时，其他朋友都走了，只有她一个人还等着。喝完热牛奶感觉好点了，我就跟她说：“Will you go to Tibet with me？”（你愿意跟我去西藏吗？）因为我3天后要去西藏采风。
　　但是她突然很生气地摔了杯子。我后来才意识到当时环境很吵，她听成了：“Will you go to bed with me？（你愿意跟我上床吗？）”当时我特不好意思，赶紧解释说是去西藏，她也不好意思了，又很感动，就跟我去了西藏，再后来就成了我太太。
　　她是上海人，所以现在上海也成了我最爱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