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开始写我那个学科的博士论文，我就不敢轻易发表专业立场观点。为什么呢？因为论文要求必须做实证研究，任何一个观点，都得经过一整套的实证研究之后，才能安全地说出口，否则，就不是观点，而只能是假说。
　　由于论文做得投入，“实证研究强迫症”也蔓延到了日常生活里。昨天看到一篇美女作家的散文里头说，给老公多煮饭的女人，离婚率比较低，我立马条件反射地做起了实证研究设计。
　　“给老公多煮饭的女人，离婚率比较低”？要证明这个假说，首先要找一些女性的样本；接着要建立一个模型，把她们的离婚率作为因变量，把她们的煮饭次数作为自变量；然后，要把她们的真实数据放进模型里，用电脑运行，run啊run啊run！run完了，会出来一些统计结果，然后要看，离婚率和煮饭次数的相关系数是不是高，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在统计上是不是显著，只有通过统计检验的要求，我们才能安全地说：给老公多煮饭的女人，离婚率确实比较低！
　　不过这背后还可以进一步深入挖掘：离婚率和煮饭次数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凑巧的“相关关系”而已呢，还是有着扎实的“因果关系”呢？这时，和“实证研究”相对应的“规范研究”就登场了。我们可以发展一套理论说，煮饭次数多，说明勤劳体贴爱老公爱孩子，而勤劳体贴爱老公爱孩子的女人，就被老公爱，被老公爱呢，就不容易离婚。———这样，一个理论就成了！
　　不过其实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理论：煮饭次数多，说明勤劳体贴爱老公爱孩子，而这样的女人，就容易变成黄脸婆，而成为黄脸婆的女人呢，容易被老公嫌弃，被老公嫌弃呢，就容易离婚。———如此，另一个冲突的理论也成了！
　　有冲突好，理论研究就怕没冲突！有了冲突，我们就可以继续深入研究、持续争论，大家就可以写论文、出书、做电视节目嘉宾、去山间别墅或者五星酒店参加学术研讨会，以及在各种各样的高峰论坛上，彼此隔着差不多等距离的法国依云矿泉水富有气质地开展对话。
　　其实上面这个假说，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这个实证研究的自变量和因变量比较直接。若遇到变量不直接的假说，比如说，“一个人在其专业领域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就越有机会受邀参加各种晚宴和其他社交场合”，我们在建立模型之前还需要做一步确定“代理变量”的工作，就是找到一个有着具体数字的变量来表征什么叫“在其专业领域的阶梯上爬得越高”。
　　真的，现如今我那学科的博士论文，非这么做不可，否则就无法毕业，哪怕你是鲁迅也不行。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中说，“我们通常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这种未经实证研究检验的话，搁我们的博士论文里，肯定毕不了业。
　　鲁迅先生若晓得了，肯定要发火的。不过这个论断我也不能安全地说出来，除非把先生从坟墓里拉出来问一下，或者，找到一个关于先生真实思想的代理变量，做一个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