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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科委主任寿子琪做客本报“民生访谈”
4G手机正试验 带宽百兆可看高清电视
由本报联合新华社长三角新闻采编中心、东方广播电台、东方网推出的跨媒体大型采访活动——“2008上海民生访谈”进入到第四场。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寿子琪前来做客。4G手机、电子标签、超级电容车……在访谈中出现的这些高科技名词，着实让人开了眼界。事实上，这些科研成果或已出现在我们的城市，或正在紧锣密鼓的研发过程中，有望在不久的将来进入市民的生活。
【健康科技】心血管介入支架已可自主研发
记者：科技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现在人们越来越关注健康和重大疾病的防治。面对各种疾病的挑战，市科委能做一些什么工作呢？
寿子琪：上海现在颁布了一个中长期的发展纲要，其中有一项就是“健康上海”，有很多关于健康方面科技的内容。我想概括起来有这几个方面，一块是公共卫生的安全和防御，一块是新药创制，还有一块是治疗手段的创新。比如说公共健康和防御的问题。要预防流行性的肝炎，就需要疫苗，这些疫苗都是研发出来的。这几年，我们立项研发的甲肝疫苗、乙肝疫苗都已投入了临床应用。
我们在药的研发方面也取得了比较大的进步。有许多新药已经上市了，比如说治疗心血管病的“丹参多酚酸盐”、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的“益赛普”。治疗老年痴呆的新药“希普林”已在欧洲开始三期临床，预计两年后可以批准上市。
记者：您刚才提到的治疗手段的革新，能为我们举些例子吗？
寿子琪：比如说现在心血管病、心脏病有介入治疗，要植入支架，以前这种支架都是进口的，很贵，现在我们可以自主研发了，为病人节省了很多费用。
新药研发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和时间。为此我们做了几方面的工作，一是搭建一些公共研发的平台，让科研院所和企业能够在平台上联手研发新药，实现优势互补。另一方面，研制新药有很大的风险，可能投入了很多钱最后失败了，需要政府的资金投入。但最后的产业化还需要企业来做，要有一定的商业模式来推动这个事情。
【通讯科技】带宽100兆的4G手机有望问世
记者：我想起以前小的时候，大家感觉如果有人拿一个“大哥大”就特别风光，但是现在手机已经普及，最近3G手机也上市了。
寿子琪：以前的“大哥大”像一块大转头，那个时候带手机还得带包。后来发展到第二代手机，我们称之为2G手机。这种手机用数字信号，但是由于它的带宽有限，现在主要还是音频，就是听声音可以，视频就比较困难了。
现在发展到3G手机，3G的带宽更宽一点，音频和视频都有，但是目前的带宽不足，在浏览的过程中视频不太畅通。下一代发展的手机也正积极研究，是4G手机，也就是第四代的移动通讯，这也是现在国家的重大专项之一，它的带宽就可能要达到100兆。当然，手机这毕竟是一个商品，研发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到它的性价比。
从2G、3G到4G，这是标识的变化，也是带宽的变化。它使用的宽带网不是移动的，而是固定的宽带网，现在经过攻关，我们新一代的宽带网技术已攻克了。它就可以提供比现在宽带网更宽的带宽，原来是2兆，现在是40兆左右，就提高20倍了。这样收视节目的套数就很多了，几千套都行，包括点播。还有我们现在讲的高清电视，以及远程医疗和教育，用这个设施看是很清晰的，真实度很强。
目前，4G手机正在试验过程中，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那个画面感觉确实不一样，非常清晰。
但因为高科技必须要有很好的性价比，我们现在正在不断研究，降低它的成本。当然整个用户量扩大以后，成本也会降下来。
【信息科技】电子标签可助智障人士“定位”
记者：我记得以前有一个科幻概念，人在这个房间里面走，走到哪里，这个房间的电话就会响起来。我们现在能做到这一点吗？
寿子琪：对，但这不是幻想，而且已经成为了现实。最近我们在做射频电子标签（RFID），现在整体上我们跟国际上的水平差别不是太大，这是一种新的形式，过去我们看到的是条形码，而这是一种新的标识。
这个标签出现以后，对人的生活影响更大了。上海特奥会去年就用到了这个技术，它可以对人员的身份进行识别，它有一个接收器，因为特奥会运动员的智商是不一样的，我们通过这个接收器就可以知道你这个人是谁，是哪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我们叫识别器。它有一个接收器，如果是5米间距的话，你走到哪里都可以接收你的信号，接收以后就知道你是谁。我们在特奥会曾大量使用，不但识别你的身份，还可以储存你的信息。如果你这个人发生了什么事，进行医疗救治时，就可以知道你什么药不可以用，还可以进行定位。
我们最近在市政管理上使用了电子标签，采用电子标签（RFID）射频技术进行危险化学品气瓶监管，就是采用电子标签给每个气瓶一个唯一身份号码，通过电子标签具有的自动识别功能，对气瓶检验、充装、配送等信息实行计算机管理，以此遏制伪劣气瓶流入市场，保证危险化学气体生产、物流配送和使用安全。
另外，我们将在世博会上运用电子标签，进场时可以根据电子标签登记人流数量，根据这个数据，在园区里面我们可以掌握人流分布情况。
除了管理以外，对使用者本身也可以提供方便，比如说参观一些景点，或者看一些场馆时可能需要排很长的队，但可以通过电子标签预约，因为可以识别。还可以跟你的信用卡联用，捆绑小额消费。这些实际上具有对应的关系，使用者本身也得到了很多方便。
电子标签还具有定位功能。无论是小孩、智障人士，或者一些老人走失了，他都通过电子标签就可以找到自己的家人在哪里。不过，现在电子标签目前的价格相对来说是比较大一点，如果成本降低的话，使用量更多。
【环保科技】新能源汽车将亮相世博会
记者：前一段时间我们一直说超级电容车，是通过充电运行的，这个方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寿子琪：我们把它称之为新能源汽车。电容车是零排放，应该是最环保的，从超级电容到整车制造都是我们自主知识产权。车进站以后，一般是30秒基本上可以充满了，在上下客的时候就可以充电。
超级电容车整个运营的过程当中要感谢各界，最感谢的就是市民。很多市民热心地提出了很多好建议。
在提高它的可靠性和运能的情况下，我们打算在世博会上使用这种车，除此之外，燃料电池我们在车上已经用了，另外，在小轿车以及大客车上现在都用了自己国产的燃料电池，这也是国家十一五的攻关项目。
记者：科技除了带给我们出行方式的改变，在住房节能方面是不是有一些创举呢？
寿子琪：建筑节能方面，我们开展了一系列研发工作。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是莘庄的全国首幢生态建筑示范楼。走进这幢楼之前，你会看到它的屋顶上面，有5个千瓦级太阳能板。在这个建筑旁边的两栋住宅建筑顶上，则有两个小型风力发电机。
进门以后，如果二氧化碳达到一定的比例，窗子这就会自动打开，给住户通气。另外，这幢楼的不少节能科技是看不到的。比如说它的墙壁里有一个保温层，还有，里面用的很多砖石都来自废弃物，实现了“废物利用”。
很多节能技术已开始在居民住宅里使用了。
【生态科技】为苏州河做CT摸清污染种类
记者：我们现在越来越享受高速和高效生活成本的同时，有很多不可预测的变化和压力。如何来看生态文明呢？
寿子琪：我们讲生态文明，根据环境容量和资源的可提供量来设计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比如说刚才讲到的交通问题，道路的畅通实际上也是一种节能减排很好的方式。开过车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现在上海高速上有很多交通指示牌，这里面有很多科技含量在里面，这也经过了七八年的努力，这里面比如说如何采集车子的流量，哪里堵，哪里不堵，这有很多技术，有雷达技术等等。
我举个例子，就是苏州河的治理，现在进入了三期治理，一开始科技就介入了。首先初期治理的时候我们做CT，为苏州河做CT，你要治理它要摸清污染的种类是什么。就像看病一样，你需要先诊断。经过分析以后，对治理才能形成决策系统。
第二期进行一些修复，这里面哪些地方我们可以进行修复，就是充氧。哪些地方可以用放生物的办法进行处理、哪里地方可以用植物的方法处理，这都要研究的。
第三期就是如何处理底泥，现在治理完了以后比较多的问题是有一些富营养化的物质，因为底泥也是有污染的，在修复的过程中，大量的底泥挖掘以后，原来是一个平衡状态，整个河道围墙，我们叫河道的防汛墙跟底泥是一个平衡，你挖了以后会不会影响它的安全？这些都要研究。这边挖多深，那边要做多大的加固。这是一个例子，苏州河三期过程中始终有科技创新在里面支撑和发挥作用的。
【嘉宾档案】
寿子琪，男，1963年6月出生，汉族，农工党员，浙江诸暨人，现任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科技委副主任、上海市委副主委。1985年7月毕业于华东化工学院高分子材料系。毕业后在上海材料研究所工作，先后任见习生、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研究室副主任、科技处处长、所常务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兼任高分子事业部主任。1998年在英国诺丁汉大学从事合作研究。2000年起任上海材料研究所副所长2004年2月起任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是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2008年3月起任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晚报视点】站得高，才能看得远
□骆新（上海市政协常委、东方卫视评论员）
一座城市的创新能力如何，很大程度是通过她的“科技成果”来展示的。素来重视科教的上海，无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试看荣获“2007年度国家科技奖励”的名单中，上海所占的比例就高达15.4%，这个成绩不但在全国各省市中名列前茅，也创造了历年来上海获奖比例最高的纪录。
当然，科技的目标绝不是为了“获奖”。那么，上海科学技术实力得以迅猛增强的“原动力”又何在呢？
大概是命运的巧合，身为记者的我，这几年所采访过的许多人物，恰是上海这些重大科技成就的“关键角色”——
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国家科技最高奖的获得者；化学家蒋熙夔，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获得者；桥梁专家林元培，由他主持设计的东海大桥“工程关键技术与应用”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上海创新药物产业化的领军人物郭亚军，他也是2007年同时荣获两项国家科技大奖的科学家；“燃料电池汽车”项目领导人万钢；带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条集装箱电子标签的“著名劳模”包起帆；在张江园区制造出3G手机“中国芯”、并已向4G发起冲锋的科技企业负责人武平；打造“崇明生态岛”示范基地的前卫村党支部书记徐卫国……
这些名字串在一起，就能很清晰地勾勒出上海近些年来科技攻关的“价值取向”：为了人类的健康、为了信息化的提速、为了现代物流的成型、为了节能减排、为了生态环境……说到底，皆遵循了“以人为本”的原则、以“解决现实中具体问题”为基本出发点。
上海，作为中国最早的工业发祥之地，这个城市的创造力中，本能地具有“为生产第一线、生活第一线服务”意识。今天，随着人口迅速增长、产业竞争加剧，对人类健康、信息交流、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等的科技要求也愈加强烈，这恰好也为上海科技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机会。
正像科技部部长万钢前不久所提出的：国家的科技政策要适度调整——在政府投入方面，工业科技与民生科技的经费比例从“十五”期间的7∶3调整到“十一五”期间的5∶5。从重基础、轻应用，逐渐转变为既重基础、也重应用。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百名科技精英中，平均年龄只有48岁、而31％的科技奖获得者年龄都在35岁以下。这一方面说明，上海的人才优势、教育优势十分明显，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这些人物之所以能比较早地创造出重大科技成就，与上海这片土壤上所蕴含的机会、以及政府在科技上主动引导的机制分不开的。
而政府鼓励科技创新、需要厘清的思路又是什么呢？
第一，必须找准目前社会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上海科技主管部门，无疑将解决“民生问题”摆在了比较突出的位置。
第二、需要明确树立“企业是社会科技创新的主体”的理念，将科技目标通过政策支持、制度传导的方式分解到全社会，广泛利用社会资源、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将科技创新成果真正的产业化。上海不仅拥有全国相对集中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还有许多重量级的国有大型企业、外资、合资以及非公经济企业，这些企业的迅速发展，也给科技创新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舞台。
第三、在涉及大的公共利益范畴的环境、资源方面（例如“苏州河治污”工程），由于企业或科研机构会基于眼界的局限和利益诉求、缺乏相应的驱动力，所以政府更要利用自身“非功利”的特殊地位，高瞻远瞩。同时，为科技成果的孕育和孵化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长期的物质支持（例如“张江高科技园区”）。应该说，政府在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无人可以取代的！
第二军医大学教授、上海抗体中心主任郭亚军明确告诉我：这些成果的产生，要归功于上海政府部门的远见。政府将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发资源、医疗临床试验资源和企业进行充分整合，并在资金与土地方面都给予了极重要的支持。否则，国内的实验室技术条件无法与国际接轨、将给研发造成困难，药物大批量生产前、最“费力不讨好”的“中试过程”无人愿意完成，将会直接影响药品研发的积极性。
最后还要强调一句：科技上的重应用，不代表不重基础研究；重实际效果，不代表急功近利。只有一个城市的政府在科技“世界观”上是正确的，才能决定社会科技创新的“方法论”是正确的！
“民生访谈”参与方式
1、本报短信参政（移动用户发送短信“CZ＋内容”至1062266622）2、登录东方网《百姓“议案”》栏目（www.eastday.com）3、登录解放网（www.jfdaily.com）
【健康科技】心血管介入支架已可自主研发
记者：科技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现在人们越来越关注健康和重大疾病的防治。面对各种疾病的挑战，市科委能做一些什么工作呢？
寿子琪：上海现在颁布了一个中长期的发展纲要，其中有一项就是“健康上海”，有很多关于健康方面科技的内容。我想概括起来有这几个方面，一块是公共卫生的安全和防御，一块是新药创制，还有一块是治疗手段的创新。比如说公共健康和防御的问题。要预防流行性的肝炎，就需要疫苗，这些疫苗都是研发出来的。这几年，我们立项研发的甲肝疫苗、乙肝疫苗都已投入了临床应用。
我们在药的研发方面也取得了比较大的进步。有许多新药已经上市了，比如说治疗心血管病的“丹参多酚酸盐”、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的“益赛普”。治疗老年痴呆的新药“希普林”已在欧洲开始三期临床，预计两年后可以批准上市。
记者：您刚才提到的治疗手段的革新，能为我们举些例子吗？
寿子琪：比如说现在心血管病、心脏病有介入治疗，要植入支架，以前这种支架都是进口的，很贵，现在我们可以自主研发了，为病人节省了很多费用。
新药研发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和时间。为此我们做了几方面的工作，一是搭建一些公共研发的平台，让科研院所和企业能够在平台上联手研发新药，实现优势互补。另一方面，研制新药有很大的风险，可能投入了很多钱最后失败了，需要政府的资金投入。但最后的产业化还需要企业来做，要有一定的商业模式来推动这个事情。
【通讯科技】带宽100兆的4G手机有望问世
记者：我想起以前小的时候，大家感觉如果有人拿一个“大哥大”就特别风光，但是现在手机已经普及，最近3G手机也上市了。
寿子琪：以前的“大哥大”像一块大转头，那个时候带手机还得带包。后来发展到第二代手机，我们称之为2G手机。这种手机用数字信号，但是由于它的带宽有限，现在主要还是音频，就是听声音可以，视频就比较困难了。
现在发展到3G手机，3G的带宽更宽一点，音频和视频都有，但是目前的带宽不足，在浏览的过程中视频不太畅通。下一代发展的手机也正积极研究，是4G手机，也就是第四代的移动通讯，这也是现在国家的重大专项之一，它的带宽就可能要达到100兆。当然，手机这毕竟是一个商品，研发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到它的性价比。
从2G、3G到4G，这是标识的变化，也是带宽的变化。它使用的宽带网不是移动的，而是固定的宽带网，现在经过攻关，我们新一代的宽带网技术已攻克了。它就可以提供比现在宽带网更宽的带宽，原来是2兆，现在是40兆左右，就提高20倍了。这样收视节目的套数就很多了，几千套都行，包括点播。还有我们现在讲的高清电视，以及远程医疗和教育，用这个设施看是很清晰的，真实度很强。
目前，4G手机正在试验过程中，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那个画面感觉确实不一样，非常清晰。
但因为高科技必须要有很好的性价比，我们现在正在不断研究，降低它的成本。当然整个用户量扩大以后，成本也会降下来。
【信息科技】电子标签可助智障人士“定位”
记者：我记得以前有一个科幻概念，人在这个房间里面走，走到哪里，这个房间的电话就会响起来。我们现在能做到这一点吗？
寿子琪：对，但这不是幻想，而且已经成为了现实。最近我们在做射频电子标签（RFID），现在整体上我们跟国际上的水平差别不是太大，这是一种新的形式，过去我们看到的是条形码，而这是一种新的标识。
这个标签出现以后，对人的生活影响更大了。上海特奥会去年就用到了这个技术，它可以对人员的身份进行识别，它有一个接收器，因为特奥会运动员的智商是不一样的，我们通过这个接收器就可以知道你这个人是谁，是哪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我们叫识别器。它有一个接收器，如果是5米间距的话，你走到哪里都可以接收你的信号，接收以后就知道你是谁。我们在特奥会曾大量使用，不但识别你的身份，还可以储存你的信息。如果你这个人发生了什么事，进行医疗救治时，就可以知道你什么药不可以用，还可以进行定位。
我们最近在市政管理上使用了电子标签，采用电子标签（RFID）射频技术进行危险化学品气瓶监管，就是采用电子标签给每个气瓶一个唯一身份号码，通过电子标签具有的自动识别功能，对气瓶检验、充装、配送等信息实行计算机管理，以此遏制伪劣气瓶流入市场，保证危险化学气体生产、物流配送和使用安全。
另外，我们将在世博会上运用电子标签，进场时可以根据电子标签登记人流数量，根据这个数据，在园区里面我们可以掌握人流分布情况。
除了管理以外，对使用者本身也可以提供方便，比如说参观一些景点，或者看一些场馆时可能需要排很长的队，但可以通过电子标签预约，因为可以识别。还可以跟你的信用卡联用，捆绑小额消费。这些实际上具有对应的关系，使用者本身也得到了很多方便。
电子标签还具有定位功能。无论是小孩、智障人士，或者一些老人走失了，他都通过电子标签就可以找到自己的家人在哪里。不过，现在电子标签目前的价格相对来说是比较大一点，如果成本降低的话，使用量更多。
【环保科技】新能源汽车将亮相世博会
记者：前一段时间我们一直说超级电容车，是通过充电运行的，这个方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寿子琪：我们把它称之为新能源汽车。电容车是零排放，应该是最环保的，从超级电容到整车制造都是我们自主知识产权。车进站以后，一般是30秒基本上可以充满了，在上下客的时候就可以充电。
超级电容车整个运营的过程当中要感谢各界，最感谢的就是市民。很多市民热心地提出了很多好建议。
在提高它的可靠性和运能的情况下，我们打算在世博会上使用这种车，除此之外，燃料电池我们在车上已经用了，另外，在小轿车以及大客车上现在都用了自己国产的燃料电池，这也是国家十一五的攻关项目。
记者：科技除了带给我们出行方式的改变，在住房节能方面是不是有一些创举呢？
寿子琪：建筑节能方面，我们开展了一系列研发工作。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是莘庄的全国首幢生态建筑示范楼。走进这幢楼之前，你会看到它的屋顶上面，有5个千瓦级太阳能板。在这个建筑旁边的两栋住宅建筑顶上，则有两个小型风力发电机。
进门以后，如果二氧化碳达到一定的比例，窗子这就会自动打开，给住户通气。另外，这幢楼的不少节能科技是看不到的。比如说它的墙壁里有一个保温层，还有，里面用的很多砖石都来自废弃物，实现了“废物利用”。
很多节能技术已开始在居民住宅里使用了。
【生态科技】为苏州河做CT摸清污染种类
记者：我们现在越来越享受高速和高效生活成本的同时，有很多不可预测的变化和压力。如何来看生态文明呢？
寿子琪：我们讲生态文明，根据环境容量和资源的可提供量来设计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比如说刚才讲到的交通问题，道路的畅通实际上也是一种节能减排很好的方式。开过车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现在上海高速上有很多交通指示牌，这里面有很多科技含量在里面，这也经过了七八年的努力，这里面比如说如何采集车子的流量，哪里堵，哪里不堵，这有很多技术，有雷达技术等等。
我举个例子，就是苏州河的治理，现在进入了三期治理，一开始科技就介入了。首先初期治理的时候我们做CT，为苏州河做CT，你要治理它要摸清污染的种类是什么。就像看病一样，你需要先诊断。经过分析以后，对治理才能形成决策系统。
第二期进行一些修复，这里面哪些地方我们可以进行修复，就是充氧。哪些地方可以用放生物的办法进行处理、哪里地方可以用植物的方法处理，这都要研究的。
第三期就是如何处理底泥，现在治理完了以后比较多的问题是有一些富营养化的物质，因为底泥也是有污染的，在修复的过程中，大量的底泥挖掘以后，原来是一个平衡状态，整个河道围墙，我们叫河道的防汛墙跟底泥是一个平衡，你挖了以后会不会影响它的安全？这些都要研究。这边挖多深，那边要做多大的加固。这是一个例子，苏州河三期过程中始终有科技创新在里面支撑和发挥作用的。
【嘉宾档案】
寿子琪，男，1963年6月出生，汉族，农工党员，浙江诸暨人，现任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科技委副主任、上海市委副主委。1985年7月毕业于华东化工学院高分子材料系。毕业后在上海材料研究所工作，先后任见习生、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研究室副主任、科技处处长、所常务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兼任高分子事业部主任。1998年在英国诺丁汉大学从事合作研究。2000年起任上海材料研究所副所长2004年2月起任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是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2008年3月起任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晚报视点】站得高，才能看得远
□骆新（上海市政协常委、东方卫视评论员）
一座城市的创新能力如何，很大程度是通过她的“科技成果”来展示的。素来重视科教的上海，无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试看荣获“2007年度国家科技奖励”的名单中，上海所占的比例就高达15.4%，这个成绩不但在全国各省市中名列前茅，也创造了历年来上海获奖比例最高的纪录。
当然，科技的目标绝不是为了“获奖”。那么，上海科学技术实力得以迅猛增强的“原动力”又何在呢？
大概是命运的巧合，身为记者的我，这几年所采访过的许多人物，恰是上海这些重大科技成就的“关键角色”——
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国家科技最高奖的获得者；化学家蒋熙夔，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获得者；桥梁专家林元培，由他主持设计的东海大桥“工程关键技术与应用”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上海创新药物产业化的领军人物郭亚军，他也是2007年同时荣获两项国家科技大奖的科学家；“燃料电池汽车”项目领导人万钢；带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条集装箱电子标签的“著名劳模”包起帆；在张江园区制造出3G手机“中国芯”、并已向4G发起冲锋的科技企业负责人武平；打造“崇明生态岛”示范基地的前卫村党支部书记徐卫国……
这些名字串在一起，就能很清晰地勾勒出上海近些年来科技攻关的“价值取向”：为了人类的健康、为了信息化的提速、为了现代物流的成型、为了节能减排、为了生态环境……说到底，皆遵循了“以人为本”的原则、以“解决现实中具体问题”为基本出发点。
上海，作为中国最早的工业发祥之地，这个城市的创造力中，本能地具有“为生产第一线、生活第一线服务”意识。今天，随着人口迅速增长、产业竞争加剧，对人类健康、信息交流、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等的科技要求也愈加强烈，这恰好也为上海科技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机会。
正像科技部部长万钢前不久所提出的：国家的科技政策要适度调整——在政府投入方面，工业科技与民生科技的经费比例从“十五”期间的7∶3调整到“十一五”期间的5∶5。从重基础、轻应用，逐渐转变为既重基础、也重应用。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百名科技精英中，平均年龄只有48岁、而31％的科技奖获得者年龄都在35岁以下。这一方面说明，上海的人才优势、教育优势十分明显，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这些人物之所以能比较早地创造出重大科技成就，与上海这片土壤上所蕴含的机会、以及政府在科技上主动引导的机制分不开的。
而政府鼓励科技创新、需要厘清的思路又是什么呢？
第一，必须找准目前社会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上海科技主管部门，无疑将解决“民生问题”摆在了比较突出的位置。
第二、需要明确树立“企业是社会科技创新的主体”的理念，将科技目标通过政策支持、制度传导的方式分解到全社会，广泛利用社会资源、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将科技创新成果真正的产业化。上海不仅拥有全国相对集中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还有许多重量级的国有大型企业、外资、合资以及非公经济企业，这些企业的迅速发展，也给科技创新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舞台。
第三、在涉及大的公共利益范畴的环境、资源方面（例如“苏州河治污”工程），由于企业或科研机构会基于眼界的局限和利益诉求、缺乏相应的驱动力，所以政府更要利用自身“非功利”的特殊地位，高瞻远瞩。同时，为科技成果的孕育和孵化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长期的物质支持（例如“张江高科技园区”）。应该说，政府在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无人可以取代的！
第二军医大学教授、上海抗体中心主任郭亚军明确告诉我：这些成果的产生，要归功于上海政府部门的远见。政府将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发资源、医疗临床试验资源和企业进行充分整合，并在资金与土地方面都给予了极重要的支持。否则，国内的实验室技术条件无法与国际接轨、将给研发造成困难，药物大批量生产前、最“费力不讨好”的“中试过程”无人愿意完成，将会直接影响药品研发的积极性。
最后还要强调一句：科技上的重应用，不代表不重基础研究；重实际效果，不代表急功近利。只有一个城市的政府在科技“世界观”上是正确的，才能决定社会科技创新的“方法论”是正确的！
“民生访谈”参与方式
1、本报短信参政（移动用户发送短信“CZ＋内容”至1062266622）2、登录东方网《百姓“议案”》栏目（www.eastday.com）3、登录解放网（www.jfdai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