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孔同    《新闻晚报》记者

　　评论员：
    李光一  《解放日报》记者
    刘芳    《解放日报》观点版主编
　　支玲琳  《解放日报》观点版记者

　　孔同：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这期的解放网《内容工场》，我是孔同，坐我身边的三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李光一老师，支玲琳小姐和刘芳小姐。今天我们仍将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看看最近一周发生的时事。

　　首先第一条新闻是有关温总理的，最近温总理成为美国知名社交网站FACEBOOK上最受欢迎的政治名人之一。关于这点，三位嘉宾在节目开始之前已经有过先期的交流了，赶紧跟我们的网民说说吧？

　　支玲琳：我在网上看到很多网友非常支持温总理，粉丝们甚至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做“八宝饭”，胡锦涛和温总理两个合一起叫“什锦八宝饭”。为什么他们得到老百姓这么多的支持，不仅在中国，而且是在世界也得到网民的力捧，主要是他们的亲民形象。

　　有网友就在说，温总理一件夹克穿了十几年，他这次去灾区穿的鞋子也是十几年前穿的，温总理去四川的时候不要后面任何工作人员为他提供任何帮助，就自己戴着安全帽冒着雨在废墟下面做现场指挥，为废墟下面的孩子鼓劲。对比一些照片，省级领导、市级领导后面还有人给他撑着伞，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这种形象传播出去得到大家的支持和欢迎是理所当然的。

　　刘芳：拿温总理和我们国家其他级别的领导比，他的形象深入人们的心中。我觉得这个一点也不奇怪，奇怪的是他这次在美国的社交网站上被评为最受欢迎的名人之一，跟他比的是查韦斯和里根总统这些著名领导人，依然是温总理取得非常大得民心的支持。

　　我想有几方面原因，一个是上网的大多数是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数多，对温总理的支持自然形成很大的洪流。另一方面，我想问一个问题，一个政治人物他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也许有些人会说一个政治人物最重要的素质是他对于全天下的一种把握，对于局势的一种了解，还有他深刻的理论素养，或者说是交际能力等等。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有一点是非常恒定的，这个人也许很有智慧，这个人也许很亲民，但是最重要是他内心是否怀有对百姓的认同。温总理之所以获得跟周总理相提并论的高度，在中国很少有官员达到这样高的高度，关键的问题，我的观察来看，他的眼睛里面怀有的是百姓，我不觉得这部仅仅是一种亲民形象，或者他穿什么衣服，用什么东西，说什么话，关键是他的眼神，他的眼神怀有我们的百姓。其他的东西可能都没有这个来得重要。这个领导人是不是显得特别有智慧，特别会发展经济，对中国来说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能否代表中国13亿人民的利益和共同的心声。

　　孔同：李老师怎么看？

　　李光一：温总理有这么多的粉丝，说明我们大国总理的形象得到各个阶层的认可。

　　这次汶川大地震以后，温总理几次在央视的画面上出现，这使我想到1964年的大地震，当时我比较小，《人民日报》和《解放日报》都刊登了周总理去灾区的照片。

　　刚才两位说得很好，作为大国的总理反应出来应该是方方面面，特别是目前的情况下面，他的亲民、和谐的形象，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理，这是可以打很高分的。

　　支玲琳：而且有外电的评价说“中国式的总理不可复制”。就说在中国这样的大国，事情如此之多，还有谁能够做的比温家宝更好？这可能也是非常难的。

　　刘芳：我们国家面临很多的政策决议，每出一个政策决议的时候总能听到不同的声音，我们知道即使中央高层也有不同的声音，有些人的声音是非常精英派的，所谓精英派他可能想到这个事情做下去效果怎么样？还有一些人认为这个时候不能仅仅考虑效果，或者看它对于国家的发展是否有利，更多要考虑老百姓的切身感受。

　　有些人经常说我们这届政府的经济学素质不是很高，但是温总理带着老百姓的普通情怀面对这些公共政策的时候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们这届政府在民心当中获得了高度的评价。这次地震当中反应尤为突出。

　　温总理曾经打一个电话，他把电话摔掉，说的大概意思是这是命令，你们看着办。他的心中就是人民，这个时候不需要讲太多什么理论，什么策略，这东西都不重要，关键是你能否代表老百姓普通蝼蚁的性命，这是最重要的。

　　孔同：温总理不仅仅表现出来个人的魅力，而且也表现出了中国领导人的魅力，但是也希望今后在网站上大家捧的不仅有温总理，有胡锦涛，我觉得应该有更多领导人让更多人喜欢让更多人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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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同：我们看下面一条新闻《个税政策不是随意发放的奖品》，最近广东省表示，将对服务业高端紧缺人才，可能实行年收入30万到50万元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度的优惠。很多人觉得个税政策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要看是否符合社会的趋势和政策规定？

　　支玲琳：大家应该返回来想想，为什么要有个税政策的出现？个税政策本身就是为了调节人与人之间，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日渐拉大的收入差距，它是基于这样的政策意图出来的，但广东现在却把个税优惠作为吸引人才的手段，对此我表示质疑。这跟前一阶段深圳为金融高管人才的子女入学打开方便之门的事件很类似，还比如，上海的房价非常的贵，租房也非常贵，上海为了打造金融中心，为这些金融人才特地提供配套的住宅。以上这些新闻我的质疑是一样的。

　　刘芳：刚才支玲琳提到一系列案例，都反映了中国在全局经济当中呈现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一个地方主义的情结。

　　大家为了建设自己的所谓国际金融中心，所以都想积聚最优惠的政策把这些人请过来，所以广东会有这样的政策。不难想象，一旦广东出了这样的政策，上海会跟进，天津、北京马上也会有同样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出来，我觉得都是有一点自私的，有地方的利益情结在里面。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什么城市最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应该是这个城市既有的利益条件已达到国际金融条件的水准。在这样一个自然的条件下面，人才自然会向这个地方积聚，我觉得应该有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我们一旦去设立了这样的政策，本身就排斥了这样的自然过程，本来在没有这些政策的引导下，一个国家的金融中心的形成过程可能是非常清晰的，也是非常自然的过程，但是现在它就被扰乱了。

　　再回到刚才支玲琳讲的那个层面上，我们税收政策的本意是“公平”二字，但是现在我们为了树立地方的利益格局之后就大大的破除了政策公平的起点，在当前政府体制下面，可能很难杜绝这样的政策不会出现，但是无论谁，我们的高层、知识分子、媒体对这些现象都是要见一个批一个。

　　李光一：广东出台这个政策，我觉得它多少有违法之嫌，因我们国家的个调税是国家统一征收的，没有地方可以做调整，“个人所得税法”是全国人大修改的。

　　我仔细看了这条新闻，这个建议是广东省政协座谈会上面提出来的专题。有了这个新闻以后，我们全国政协、全国人大，包括国家税务总局你们看到这个消息以后马上要表态。国家每个地方都要发展，都开出了很多的优惠政策，许诺很多的东西，这里面一定有一个大前提，需要有国家观念。现在我们的省区还没有自治到这个程度，广东省不是自治省。每个地方现要站在全国、全世界角度来看怎么达到和谐发展。如果每个地方都造金融中心、汽车中心啊、制造业中心、人才中心，那就没有中心可言。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各级政府领导太要做事情，这次汶川大地震以后，怎么就没有地方出来表示要做成福利中心。怎么就没有政府明确鼓励农民不要荒地，将来国务院、党中央就要多查查这种事情。

　　孔同：广东省想出这个个税政策的这部分人，我觉得可能他们最初觉得并没有损害别人的利益，好像为了有更好的发展发展。但是实际上，它可能损害另一批公民的其他部分的利益。这一笔个人所得税也会改善公民很多其他的利益和福利，但是这个优惠一来，就剥夺了其他很多人享受这部分福利带来的好处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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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同：我们来看下面一条新闻，《信息公开不等于透明政府》。

　　这次汶川大地震当中，我们国家的快速全面信息公开赢得了各界的广泛赞誉，但是很多人说，这个信息公开是在非常态的环境下面，常态的环境下面是否还能做到透明的政府呢？

　　刘芳：这个提法来得非常必要和及时。我观察到，我们的政府部门对于信息公开有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那些公开了的很多都是对政府有好处的信息。但一旦出现对政府可能不是很有利的消息的时候，他们马上就会作为机密保存起来。

　　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个小政府的心态了，它一种私我、自我的心态流露比较充分的，这在汶川地震当中也表现出来。我知道一开始有关部门其实是很担心的，这次地震如果过多的渲染会对公众有不好的引导，他们想到本能的是信息是否不要那么公开，当后来发现公开以后给中国社会带来那么好的正面形象，马上就会推出信息公开。但是眼下，抗震救灾进行到一个新的阶段，不断有一些负面新闻暴露出来，有关部门是否还有这样的胆量和睿智，打着政府透明和公开的伟大口号继续让我们的信息进行公开呢？我对此带着殷切的希望，但是也带着一点点怀疑。

　　支玲琳：对，我希望我们的信息公开不仅仅是向外界发布信息，这个地方还缺帐篷、药品，需要外部支援，也不仅仅说说现在这里死伤失踪了多少人。我觉得信息公开和政府透明更需要的是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我看了很多场关于汶川地震的新闻发布会，发现面对中外记者关于一些问题的追问的时候，有关方面还存在打太极的态度。比如，问到我们在这次地震当中善款的拨付使用当中有没有被挪用或者帐篷发到不该发的地方去的时候，有政府官员说对于有关情况我们会及时查处的。人家问的是现在有没有存在这种情况。

　　我希望信息公开能够更加直面问题，能够给公众更加明确的骄泰。

　　刘芳：政府要有这样的信念，任何一届政府再完美都一定会面临问题，我们不要害怕这些问题，不要害怕把这些问题摆在桌面上，应该让公众和媒体参与讨论，只有充分讨论之后我们才能找到最有效的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如果把问题藏着掖着，这些问题最后是滞胀，而且积重难返，公众对它的接受能力本身是逐渐接受的过程，藏着掖着哪天突然爆出来公众很难接受。我们政府是否有这样的自信和勇气敢于面对这样一个过程？

　　支玲琳：我看到有一条评论，觉得很有价值。我们在救灾的最前期的时候，让媒体第一时间进入对整个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报道，让大家知道了，现在灾情有多么的严重，它建议在灾区重建过程当中，电视台也要进行直播。

　　孔同：李老师怎么看？

　　李光一：5月1号开始，我国发布了一个信息公开条例。我们政府有功利性，对我有利的信息拼命公开，怕你不知道，对他稍稍不利的他就以保密为借口，不让这个信息公开。现在已经有很多人提出，有了这个信息公开条例发布之后，应该制定实施细则，什么东西可以公开，什么东西不可以公开。不可以公开的，一定要由当地的保密局出来解释，这是保密的，应该公开一定要公开。我们既不希望有突发事件来推动信息公开，也不寄希望于有好领导来公开信息，我们寄希望有好的制度。

　　我和她们两位看法一致。现在纪委和监委已经明确表态，汶川大地震以后很多流程都要跟踪，我觉得全国范围当中，信息是否公开将来要成为考核各级领导干部各个部门重要的方式，应该公开没有公开的话就要追究他的责任，或者考核不及格，甚至降职降工资，或者不发年终奖。

　　孔同：其实我想三位可能和我一样，之前也注意到有这样一条新闻，四川某地出现了一个官员打了一个志愿者耳光的事件。这个事情出来以后，有记者采访了四川省卫生厅的厅长，他首先说这件事情是谣言，称这个人当时正在某地，并没有出现在现场。但到了当天晚上，很多网友发现四川省卫生厅的网站上出现了一条新闻，说的就是这个打人事件，说这件事情和原先很多人所了解基本信息是符合的，只是可能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把这个人的名字弄错了。这个事情也是信息透明不透明的一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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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同：我们看下面一条新闻《慈善的成本到底有多高》。三亚的红十字会会长说的一段话最近在网上流传地很广，他称红十字会对所捐善款要收取5%的管理费，你们觉得这个5%的管理费合理吗？

　　支玲琳：首先我想解释一下，关于三亚红十字会副会长他说要对所捐善款收取5%的管理费的话是来自一段视频的，不是发生在汶川地震期间，是在今年年初雪灾的时候，而且当时在视频上，他不仅跟前来捐款的民众说要收5%的管理费，而且态度非常恶劣，所以引发大家对于红十字会的质疑。

　　本身是大家竭尽所能帮助灾区人民，以管理之名收取5%的管理费是不是在渔利？所以引发大家的质疑。

　　后来我也查了相关的资料，中国红十字会也是国际红十字会和国际红新月会的会员，它是严格遵照上面两个会的章程，按照国际一般的操作规则应该是收据不多于6.5%的管理费，程序上它是有合理性的。但是我是觉得大家的质疑不是放在管理费的收取上面，更应该是除去管理费之外，我们的善款流向是否正常。

　　孔同：剩下的95%？

　　支玲琳：对，不过我很欣慰的看到，红十字会最近有发言人出来说，他们现在已经请审计部门进入，对于他们善款的流向、使用都有一个监管。去年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去年国家审计部门已经就红十字会出了相关的审计报告。对这个事情，大家不用太过担心。

　　刘芳：这其实也反应了中国社会在诚信制度上面、诚信社会的建设上面，实际还有很大的距离，从老百姓对于相关部门的不信任感上可以看出来。其实，照理来说，它收取一定管理费都是有道理的，因为总要有人维持这段工作，这些人的开支、为慈善进行的宣传、把善款运输到各地，这些都是需要成本的。

　　孔同：而且他们还是不盈利的。

　　刘芳：对，他们是非盈利组织，但非盈利组织不意味着他们就要坐吃山空。为什么在我们国家，老百姓对慈善机构有这么多的不信任？这是值得我们三思的。

　　首先我们不具备民间慈善组织的传统。即便是红十字会是跟国际接轨的NGO，但是它跟我们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知道慈善总会也确实有些不好的传闻和新闻，比如这些慈善工作理念不对、做事的态度上面、对善款的态度上的负面新闻，这些新闻又跟官方结合在一起。慈善机构的很多会长领导，很多都是退休官员的太太或者一些相关人士来担任的，对于这些，民间有着很多的议论。韩寒、黄健翔他们也表示过对于这种组织的不信任。

　　这次汶川地震，有个福建商人拎着20多万的现金挨家挨户发钱，但是不是所有人可以拎着几十万到当地去，这样对个人是有效率，但是对于社会慈善来说没有效率，还是要借助非营利组织，红十字会、慈善会这样的形式。关键是这些组织如何建立自己的公信力，这是需要我们好好思考的问题，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解决的问题，但确实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支玲琳：几十年前，美国曾经发生过红十字会的领导挪用善款，自己到国外旅行、包养情人的事情。当时哄动一时，也是引发公众对于慈善的信任危机。这之后，美国有关慈善组织以此为鉴，对制度上面进行了健全，每年向社会公众，以一定方式公布，其中七位收入最高的人士他们的收入来源是怎样的，同时请相关的审计组织进来，每年向社会有一笔公开帐，这种疑虑自然而然打消了。

　　刘芳：我曾经在美国拜访过一家慈善类的机构。它是个非盈利组织，组织各地的爱心捐款以后，去帮助特定的人群。他们每年有两次董事会的时间，我们参加过他们的董事会，各方董事踊跃发言，每个人都提出中肯的意见，这又放到媒体上去公开，整个过程非常透明，这是值得关注的，一定要让慈善的过程公开阳光之下，让它接受全民的监督这样就会建立起它的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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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同：我们看下面的新闻，这个新闻发生在广东东莞。东莞最近说准备提高出租房屋的租住和经营成本的经济手段，推动新莞人可以回乡创业，转移低素质劳动力、优化人口结构。很多人问类，这“转移低素质的人口”是不是属于卸磨杀驴？

　　支玲琳：大家知道东莞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就是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东莞从一个小镇发展成为现在的地位，是离不开他们口中的“低素质人口”的奉献。现在东莞经济发展起来了，他们也要往高端走了，现在是采取提高房租甚至收税等等手段拒绝低素质人口进入了，这是很悲哀的。

　　上面说卸磨杀驴，其实应该是过河拆桥。这个政策其实可以做的更加漂亮一点，可以是组织培训，提高所有低素质人口的劳动技能，因为我觉得东莞也要考虑，如果他不搞劳动密集型企业，现在的服务业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发展起来的。

　　刘芳：这个事情不仅仅是卸磨杀驴、过河拆桥的，也有可能是自我拆台的行为。我们看到它的这个想法是在《东莞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分析报告》上提出来的，我觉得它的提法特别有意思。现在很多领导，很多级政府都会借着“科学发展观”的口号来反思自己发展路线的问题，比如东莞过去是依靠劳动密集型发家的，现在他们觉得他们发展到一定层次了，要落实科学发展观了，不能像过去依附在很低附加值的产品上面，他们希望做一些高新科技或者现代服务业。问题是，你这个市场是否给了你这样的条件，如果市场上大量积聚的还是他们眼中的低素质人口，你又从哪找来高素质的人口支撑他们的科学发展观呢？这里面有政府的主观臆测在里面，你凭什么认为你达到了那样的条件，你把这些人赶走了，你们又能依靠谁？广州市用了那么多的税后优惠政策吸收高素质人才，难道东莞出台同样的措施吗？这个事情跟那个事情同样体现的政府部门太想当然了，这是不遵守市场规律和经济规律一个很好的案例。

　　李光一：很多地方产业的形成有很多规律的。我非常同意两位说的，我想到了香港，无论怎样讲，香港的条件远远超过东莞，广州可能都不如香港。香港在早年硅谷比较热的时候，想搞电子类的东西，后来又准备搞生物谷、药谷，搞到今天为止这两个谷都没有搞成功，香港今天依然还是转口贸易港，还是房地产热闹。

　　所以我非常同意两位说的，东莞发展到今天，这也不是当时的几位领导拍脑门出来的，这也是趁着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东风发展起来的。

　　支玲琳：因为它临近香港。

　　李光一：假如小平同志当时不提出南方先发展，而是先发展东西部地区，东莞的人很多人都有可能现在西部打工。

　　所以我觉得不要割断自己的历史，产业要升级的话，可以提出很多吸引这些人才的方式过来，但不要把人赶着走，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人讲究人情味，我把青春都献给了这个土地，最后你要把我赶走，这是挺悲哀的。

　　孔同：李老师，我有点不同意你的看法，你说这主要是邓小平提出这个政策，这个地方就发展起来了。我更多觉得这是经济规律，市场规则最后形成了这个结果。

　　刘芳：不矛盾吧，邓小平也是遵照这个市场规律，让这个市场规律得以运行。

　　支玲琳：东莞是临近香港的，当时香港有大量制造业转移到内地来，所以这是很自然符合市场规律的。

　　李光一：我觉得东莞也是无奈之举，现在我们人民币升值以后，低级加工业碰到很多的问题，很多台湾的企业都转移到内地去了，东莞出现了空厂房的现象，所以它提出这个想法。作为东莞来讲怎么发展？还是我们刚才说的，一定要在国家大的战略、广东大的战略下面寻找自己的发展思路。现在我们各级的地方官员最大的问题，还是以前我们经常犯过的错误，一个是好大喜功，一个是拿着最高领导喊出的口号，然后做一些和最高口号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这是我们很多官员最大的毛病。

　　孔同：我就觉得现在真的嫌别人素质比较低的话，应该想方设法把他们的素质提高上去，而不是说先把他赶回家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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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同：我们看看下面一条新闻，中国6月份要开始降低进口食品的关税，此举是想要把中国全面的CPI控制在4.8%的目标。

　　刘芳：为什么出这样一条新闻，截至4月末中国外汇储备增加到1.76万亿美元，相当于七国集团（七大工业国的集团）的总和，相当于亚洲其他地区的一些总和。所以我觉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面，现在应该大力地让这个税率降低下来，而不仅仅是在6月份。在抗击汶川地震，食品、原油涨价的大背景下，而且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不仅是对进口食品降低关税，还要对其他过去税率比较高的商品解除税率，只有这样，中国外汇储备的收支平衡才可能达到，现在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孔同：食品关税下来以后，对老百姓来说，是不是可以买更多的进口食品了？

　　李光一：应该是这样，现在我们人民币升值扩充过程当中，人民币出现对外升值，对内贬值，买东西大家觉得比较贵，4月份的CPI是百分之八点多，5月份还没有出来，大家在预估可能是8%，可能7.5%，和去年环比是有点下降，同比是一个高位。我们银行的定期存款一年期才4%左右。理论上讲，去年一百块钱在今天用我们都亏了4块钱，购买力在缩减。

　　刚才我们刘小姐说了，既然我们有这么多的外汇，又缺东西的话，我们应该大规模拿出钱来把全世界资源买回来，现在美元还在贬，如果长时间不买东西是贬的，买了东西可以回避通胀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政府应该大规模的去做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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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同：我们来看看下面一条新闻，，“个人破产制度是一秉双刃剑”，它和很多都有关系。汶川大地震导致大量私人房屋倒塌，很多人陷入经济危机，通过个人破产制度是不是有可能会解决一些问题呢？

　　支玲琳：是啊，这次汶川地震当中，很多人贷款买了房子，但是一方面只能买一个房贷险，不能为这个房子不可抗力买房产险。现在他又无力偿还按揭贷款。以前为房子还的那些钱现在都化为泡影了，自己为了逃难出来的时候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带，甚至连存折什么都找不到了，对于这样一些人，引入个人破产制度是非常有意义的。个人破产制度的讨论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经验，香港明星钟镇涛当年就是因为投资失败不得已向香港法院申请了个人破产，完了以后他的操作式就是他的劳动所得在保证他必要生存的情况下面其他的是用来偿还他的债务，大概是给他五年期，剩下的他的债务就可以免掉。这个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相对也比较人性化一些。

　　刘芳：这个理念应该是大家比较认同的，尤其这次汶川大地震制造那样一些家庭破碎，很多人家破人亡，这个现象成为集体现象，汶川大地震受灾的灾民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也不是一百个，一千个，是几十万个，上百万个。

　　刘芳：但是，对于可能出现的集体申请破产，谁来买单？我们的金融链是否会断裂？

　　这个制度是一秉双刃剑，对于个人来说短期内是一根救命的稻草，毕竟他不用再还沉重的债务了、但是对于整个集体来说，对于一个国家、银行来说，这个地区的金融链条来说就面临着巨大的风险。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要让这个制度能够成型出台，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国家在金融体系的设计上必须要有考虑。比如说，谁来为这些可能破产的银行提供担保，提供货币的支持。这个可能就是需要保险公司、需要国家再保险公司等等这一系列金融政策的配合。

　　但是现在眼下而言，我们国家的制度还不是很完善。对于这个事情如何解决，是提出了一个很好的理念，但是是否最后能够贯彻得比较好，让大家各方比较满意又没有让经济隐患凸显出来？

　　支玲琳：这次地震当中，不仅讲到个人破产制度问题，还有银行的损失问题。比如四川农行在这次地震当中损失重大，它的很多金库甚至被毁掉了，它的损失谁来承担？可能还需要我们国家再保险制度等等一系列的思考。

　　李光一：说到个人破产，正好这两天有一个条例出来了，“商业银行破产法”已经进入到讨论阶段。但是有一块我们不是很清楚，对个人来讲，我宣布破产了，我的债务就在银行里面，一个人破产对银行没有什么影响，但很多人多破产了，银行不是要破了吗？假设这次农业银行受灾情况比较严重而破产，很多其他地方的居民也有钱在农行，不能农行说我也破产了就让老百姓的钱白白消失了。所以一定有一个存款保险制度。一般世界通行的是，如果银行破产的话，个人存款是十万以下都是百分之百赔你，十万以上按照比例赔。

　　我们的改革有很多相对滞后，特别是金融方面。最近我一直在关注一些新闻，我看到美国《华尔街日报》就提出，这次汶川大地震留给中国政府的题目远远超过33年前唐山大地震。唐山大地震的时候个人没有更多的财产，国家安抚比较容易。而四川省的人民政府包括这些受灾的县政府将来三五年的工作可能就是在谈判，个人的财产状况多种多样。

　　这次银监会发一个通知下来，银行的房贷款可以打成呆帐由银行买单，但有几个先决条件，一个是法院要追你款银行要打官司，法院是依据，还有就是核销你的呆帐要有凭据的，不是说没有钱就没有钱了。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房子刚刚买下就被毁了，而房子的使用权是五十年，现在我只用了五年，还有45年怎么办？接下来这个财务问题特别复杂。

　　刘芳：也会引发特别严重的社会矛盾，虽然数字不是特别大。

　　李光一：总的金额不是很大，但是对个人讲是最大的金额了。大家想想，如果我自己碰到灭顶之灾的时候，接下来在和有关部门谈判的时候一定是力争的。我觉得个人破产制度的推出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有很多东西配套的。财产问题会成为这次地震当中后遗症的最大问题，远远超过对孤儿、孤老的关怀，因为这个涉及人家太多了。

　　孔同：而且每家每户都有不同的情况，针对不同的情况怎么用一个同样的政策核对他们，这还需要我们政府有更多的思考，今后的几年当中也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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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同：下面一条新闻也和这次汶川大地震有关，四川将1/5的高考招生指标留给地震灾区的高考生，对于此举我们三位嘉宾有什么看法呢？

　　刘芳：昨天看到上海地区新增了30个考生名额，是专门针对受灾地区的。这个事情做得非常有价值。地震发生了，当地的经济有些倒退十年，有些倒退二十年，一砖一瓦再慢慢建起来的，肯定需要时间。现在我们全国人民都在支援灾区的重建问题，什么才是最大的支援？我们古人一句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与其把欠款直接给灾区，不如在为他们后来的生产力上、人才的培养上，给他们留下更多的支柱。这样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方式。可能有些人会说是否太不公平了？因为你剥夺了其他人的权利。这里我引用一个美国的例子，美国也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平等问题，黑人和白人问题。一般在美国高考当中，对于黑人来说，他们的录取分数线明显比白人的孩子低很多。对此很多白人非常不满意，他们说我们是讲公平的国家，怎么这个问题上面在面对黑人问题好像气短了一块，似乎没法公平。其实，我们不仅要讲起点公平，还要讲事实公平，如果起点公平大家一样分数线，无论灾区还是发达地区都是一个原则，就显得起点上不公平了，他们遭遇天灾以后，没办法和我们拥有同样的学习能力和水平，这个时候政策适当倾斜式对他们最大的支持，这个问题上面我们要想开一点，想清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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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同：我们看下面的新闻，标题是《敬礼娃娃的心理障碍是不是让舆论脸红》。最近有让无数中国人非常动容的照片，一个娃娃从废墟当中被救出来的时候向救援人员敬了个礼，孩子艰难地举起自己的右手，敬了一个标准少先队员的礼，这个场面被记者拍到了。这个敬礼娃娃让很多人为之感动。但是这个孩子最近出现了一些心理障碍，他看到媒体就非常害怕，也非常不愿意和别人交流。

　　刘芳：我看了这照片有种热泪盈眶的冲动，他确实是很了不起，那种场面上，这么小的孩子，敬了这么一个伟大的礼。

　　接下来我们又想到我们情绪是不是过度了，这个小孩年龄才三岁多，跟我儿子一样大。我很了解这个年龄孩子做的举动，他们可能不是像我们大家猜测的那样是为了感恩，他可能是一种非常简单的、看见警察叔叔就敬礼了。这个年龄的孩子他懂得感谢，他也会说谢谢，但是他应该不会用敬礼来表达非常沉重的感情。这个是我们网友过度解读了，虽然那张照片确实很感动人，但就不应该有这么多人骚扰这个小孩子。不要说这个孩子经历过地震，就是一般的孩子也受不起聚光灯对他的笼罩，这他对不是一个好事。小孩子在家庭中的成长有时候都需要大人对他漠视一点，不需要把所有眼光聚集在他身上，哪怕是正常的小孩也不要这样，更何况他是从地震废墟当中抬出来的小孩。

　　支玲琳：这次汶川大地震发生以后，媒体第一时间向我们传回了灾区的报道，的确是非常感动。但是我觉得确实有一个不太好的现象，镜头过多对准一些灾难童星，包括哭泣女孩刘小桦，包括敬礼娃娃郎铮，我看到报道刘小桦一天面对二十多家媒体，这对孩子的心理成长很不利，上次刘小桦来解放“文化讲坛”做客的时候和大家一起吃食堂、住招待所，这倒是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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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同：我们看下面一条新闻，最近“禁塑令”出台，塑料袋开始有偿使用，但是有人发现有肯德基餐厅的塑料袋还是照发不误。

　　刘芳：所有限塑令、禁塑令，不是说从此塑料袋一禁了之了。法规没有决定肯德基、麦当劳这样的餐厅以后不准用塑料袋。法规只是对超市等一些场所起作用，因为超市是大量塑料袋积聚的地方。

　　即便是对超市这样的地方进行塑料袋的限制，也必须思考一些问题，中国人现在还没有养成不用塑料袋的习惯，还没有破除这个依赖性。大家到超市的时候没有办法找到替代品，自己也没有养成一个带替代品的习惯，这种规定无形当中就给超市提供了一块巨额的利润，虽然不要小看一个塑料袋三毛钱，每个人每天要用多少塑料袋，积聚起来对超市是多么大的利润。我们的限塑令没有规定，以前是免费的东西现在收费了之后，这笔利润应该归到的头上去。如果归到超市的头上去，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我非常不满意，这笔钱应该进行具体的规定，要把它用在环保事业上，这可能才是比较明智的选择。

　　支玲琳：以前的塑料袋真的是免费的吗？超市卖场作为营业成本已经摊到老百姓身上来了。我看到新闻说家乐福以前每天发出一万多个塑料袋，现在只发八百个，可能每个人觉得我得买个塑料袋三毛钱我真的考虑一下，但是要让老百姓气顺到一个角度的话，家乐福卖出一个塑料袋这个钱不是归超市所有，而是应该花在你所说的环保商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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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同：好，我们看看下面一条新闻，上海的一些地方最近正在悄悄涌动一股温泉，据说很多地方都已经开始进行一些温泉的开发、建设、利用，我们到底能否用好这种地热的资源呢？

　　刘芳：看到这条新闻，我本能的反应是觉得太奇怪了，上海这个地方居然有温泉，这个新闻扭转了我过去的思维定势，看来很多地方都可以挖温泉，只是过去没有这样做。

　　由这个新闻我就想起了这次地震，虽然上海这个地方不处于一个活跃的地震圈范围内，但是它也能挖到温泉，可见人类科学的力量是可以改变很多的东西，虽然它可能对于人类会产生影响，我们是不是可以产生一个联想？在未来，当地震它不再成为如此恐怖的事件，人类不但可以预测它，甚至可以利用它，就像现在人们可以利用地热资源用温泉一样，未来的地震是不是可以转化成为一种能量，转变我们现在对于石油资源的过渡消耗呢？我觉得这个新闻给我最大的联想是这个东西，不知道其他几位什么感觉？

　　李光一：听了你的想法我受到很大的启发，因为我们知道冰岛地热丰富，它通过地热发电。在上海是得打个深井打到2000米以下才有温泉。现在有媒体质疑上海，上海本来整个城市有下降的可能，现在过渡开发是否加速出现这样的情况？上个世纪70年代，上海有很多纺织厂，纺织厂打地下水做循环水，现在很多制造业转移出去以后，到底上海的沉降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媒体没有更多公布，看了这个新闻我们开始关心了，我们希望有关部门出来说一说，上海的沉降到底达到什么程度？我记得七八十年代《解放日报》专门报道过，上海发明一种技术水灌下去控制它的沉降。

　　刘芳：这条新闻给我们想到的是，这些水是不是当年灌下去的水？

　　李光一：到底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当然这是对我们同行的苛求，这个新闻不是《解放日报》报的，我希望将来报这种新闻的时候，把相关新闻做一个链接。

　　支玲琳：冰岛也是世界上地震最活跃的国家之一，这也某种程度支持了你的假想。

　　刘芳：我想说一个耸人听闻的新闻，昨天听到有个新的消息，大家不要认为上海不处于地震带不会发生地震，有一位地震专家说，上海其实也处于地震带，它属于黄海地震带，今天这条上海可以挖到温泉的新闻，是不是确证了昨天那个地震专家所说的事实，所以我们上海人也要建立起灾难意识，防止灾难的发生，非常重要。

　　孔同：不管上海是否处于地震带上，要有一个灾难意识，无论何时、何地、何种人都应该时时放在心理的。

　　关于挖地热的问题，我知道上海最近在做地下水普遍的调研工作，但是具体调研到什么程度，最近会采取什么措施，暂时还没有一个公布。我们也希望即便是能够挖出温泉时候，千万不要使地面有更多的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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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同：我们来看下面的新闻，山西要出台一个法规，将小费纳入导游的合理报酬，大家觉得这样合理吗？

　　刘芳：我觉得非常合理，每一个跟团旅游过的人都非常有印象，我们旅行团当中“骗”是最大的主题词。广告上天花乱坠非常好，但是去了之后几乎每个人都会失望。因为过程当中有太多不厚道、骗你消费的等等很多现象发生。我们一旦跟旅行社签了合同付钱以后，消费者或者游客对于旅游公司就没有适中的监督权或者制衡权。关键问题在我们所有的钱都体现在旅游合同当中，而没有在事后给小费的过程当中，所以那些导游就会在过程当中把你领向各地消费，真正的景区不让你玩，把大量时间耗费在这上面，如果他以后收到一定的小费这在一定程度弥补他在这方面得到的收入，如果他提供不太好的服务质量的时候，他很显然就会收不到小费，这将是一笔损失，我觉得应该这样一个制度，不要认为小费好像是资本主义的惯例，有必要引入到中国的旅游事业当中来。

　　孔同：现在我们没有付小费的意识，最后导游弄了半天服务得很好还是没有收到多少小费怎么办呢？

　　刘芳：这有一个起步的过程，慢慢来的过程，在国外很多华人旅游的时候都会在小费问题上面非常的纠缠，他们没有这个习惯，慢慢也都适应了，也会根据自己的喜好给出他最后小费的数额。而且我发现在国外华人导游他们会非常在意，会千方百计的去哄游客的开心，从头到尾，虽然他也不能完全撇出他有带你到旅游地购物的现象，但是他的服务意识比国内要好，意识和习惯是可以慢慢培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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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同：我们看下面一条新闻，是和奥运有关的，邓亚萍在近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对“好运北京”中国田径公开赛上的观众的表现表示不满。她说，对即将举行的北京奥运会，比起比赛成绩我更关心中国人的精神面貌。

　　支玲琳：在中国田径公开赛上，中国观众表现了非常强烈的追星倾向，刘翔出来的时候全场欢呼，刘翔夺冠的时候大家知道结果都退场了，大家都没等结果正式出来。邓亚萍是中国体育界的官员，肯定觉得面上无光。如果到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我们的观众只顾给我们的运动员鼓掌喝彩，北京奥运会怎样呈现一个人文奥运的形象，这真的是要大打疑问的。

　　刘芳：北京奥运会两个月以后就要开始了，发生上面这样的事情我们是非常难过，觉得很没有面子了。不仅是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视频节目在大力宣导中国人要有大国心态，要有国民应有的素质，我希望更大的媒体一定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广泛的提醒和教育。我相信，我们老百姓不是真的那么小气，只是他们没有养成那样一个习惯，需要我们媒体大力的宣传教育。这太重要了。

　　李光一：中国人有一个习惯，在镜头下面他的表现比较好，我在这里发出呼吁，凡是观看奥运比赛的国内观众，你就把自己定性为演员，你从头到底一直坐在那边保持友好状态，要拍手，一定要这样，因为说不定哪个国家哪个镜头就在对着你，千万不要出现邓亚萍女士感到非常失望的事情，她参加过很多国际比赛，她的感受基本上可以代表全世界运动员和人民的感受。大家想想，我们中国的运动员在外面比赛，人家全体退场，只剩下我们一个刘翔在跨栏的话，我们是什么感觉，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想法。

　　支玲琳：对，哪怕刘翔夺冠又怎样。

　　李光一：就成了全世界无人为你喝彩，我们也觉得脸上无光，北京奥运会是搭建了一个向全人类展示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最好的时机。我觉得到你去现场看，做不到这样的话，我劝你把票子让出来给能够做得到的人去，到现场去一定把自己定义为五千年文明集于你一身的文明人，要让全世界看中国人的文明就是这样的文明。

　　孔同：最近我参加一个培训，在这个培训当中拿到一本书，上面就是奥运当中的一些礼仪知识，包括什么时候鼓掌，什么时候不鼓掌，什么时候用闪光灯，什么时候不可以拍照片。我自己看这个书的时候也很惊讶，原来参加比赛在下面看的人也有这么多的礼仪知识，有这么多需要懂得的东西。但是这东西可能我们大众老百姓都不太知道，不知道这本书能否给所有去看奥运的人都发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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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同：我们看下面一条新闻和残疾人有关，公众觉得残奥会只是残疾人的奥运会，很多公众都对残奥会不太了解，专家也呼吁，社会各界应该普及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刘芳：奥运的本质是什么？在昨天美国纽约举行的2008纽约田径大奖赛上，男子百米赛中爆出一个新闻，博尔特以9秒72的成绩获得了冠军，打破了世界纪录，就是他的同胞鲍威尔保持的9秒74的纪录。普通的观众或者绝大多数人都会把目光聚焦像这样一个有突破意义的事件上，我们一直在考虑百米的极限在哪？似乎有人认为有一个极限，这个极限一次次的突破是对奥运更高更快更强很好的一个诠释。但奥运还有另一个意思，就是让全天下老百姓都能分享奥运的喜悦，在赛场上享受天下一家融洽的氛围，所以我们更应该关注不仅是人类杰出代表，还有普罗大众，残障人士，如果对于残奥会有足够的关心，才能体现出奥运精神真正的本意，恰恰在这方面我们过去关注的不够，千万不要忘记了，奥运除了有更高更快更强之外，还有最底层人对奥运全部的参与。

　　孔同：去年在上海的特奥会就做得很好，很多人原来不知道特奥会针对什么人，什么人叫智障认识，通过一到两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宣传，增强公众意识，关注这样一个人群，这也是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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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同：下面一条新闻跟残障人士也有一点关系，南非有一个选手，他是依靠现代高科技装了假肢，现在跑得很快，他想争取名额到北京奥运会参加比赛。现在有很多的争议，认为他是不是利用了高科技让自己跑得更快，您觉得他应该参加吗？

　　刘芳：我非常赞同这个残障人士有着人类高科技产品的帮助走上奥运会最高巅峰舞台上，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这个人虽然使用了高科技产品，但是他是残疾人士，这样的残疾人士如果能够站在奥运的比武台上，跟最优秀的人比武，这对于人类本身是实现了一个突破，也就是说人类他真正的平等就是残疾人和普通人的一个真正的平等，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哪怕有着一个高科技的帮助，那也是人类的一个产品，人类的一个创造。

　　这个时候，我觉得对于公平与否的问题不一定显得那么重要，他夺冠与否也不是太重要，重要的是他站上了这样一个舞台，他作为一个残疾人使用高科技的产品站上了正常人的舞台。

　　支玲琳：如果做到一点，这是人文奥运和科技奥运的完美结合。

　　孔同：我不太同意两位的观点，首先应该承认让这些残障人士走上奥运是非常好的展现的舞台，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只要是展现人类的科技就可以，吃兴奋剂怎么说呢？

　　刘芳：不好这么讲，首先，他的第一特征是残疾人士，为什么我们分成残奥会和普通奥运会的分别，因为大多数的残疾人士没有办法跟正常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但是这样一个残疾人可以跟正常人站在一个起跑线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这个高科技也有限制，不是加上一个飞轮发动机，只是在个结构上做了改造，比如更加有韧劲，这种限制是完全不必要强调他跟正常人或者高科技的特质，这跟兴奋剂和其他类型的高科技完全两码事。

　　孔同：假如他的义肢能够让他跑得更快，比正常人跑得更快的话，我特别担心会不会有很多人不惜损害自己健康去吃兴奋剂，或者把腿装个义肢。

　　刘芳：这是奥运的本质，一个真正理解奥运会本质的人不会这样做，更何况装上义肢只是站在一个起跑线上，他能否得冠军是很大的悬念，我相信他夺不了冠军，一个义肢超过真肢的水准，我还是怀着质疑的。如果真的有那一天，我觉得我们残奥人士是很大一个福音。

　　孔同：不管今天我们讨论怎么样，我们更多关注奥运的精神，要让更多人融合到这个奥运中来，也希望更多人融合到我们的《内容工场》，每次都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的《内容工场》到这里和大家说再会了，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周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