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支玲琳《解放日报》观点版记者

　　评论员：

　　李光一《解放日报》记者
　　刘芳《解放日报》观点版主编
　　

　　支玲琳：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新一期的解放网《内容工场》，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是李光一老师和刘芳老师。

　　今天是汶川地震过后的第16天，相信很多人也和我们一样一直在关注着汶川，关注着地震以后的灾区。当震后已经进入第16天，我们关注的目光更多从救人开始转向了灾后重建。这次灾难当中，有很多的家庭支离破碎，甚至还有很多的家庭全家都不在了。所以我们今天关注的第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灾区的“无主存款”问题。

　　银监会5月19号的时候下发通知，要求银行确保受灾群众要方便提取存款。我们看到现在在灾区有很多流动的银行，但是更关键的是，我们很多的“无主存款”，他们的钱该如何处置？交给银行，还是上交给国家呢？现在有没有怎样的一个说法，不知道两位对此怎么看？

　　刘芳：“无主存款”的提法出来以后，确实引发了很多人的关切，抗震救灾往深度发展以后一个个问题逐渐的体现出来，这个记者很有发现力。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当前关注的重点恐怕不是目前的问题，“无主存款”目前无法鉴定，要等事态进一步延续下去，等确定的死亡人数和支离破碎具体的数字统计出来才可以确定谁是“无主存款”。换句话说，“无主存款”已经能够确定下来，我认为银行在短期内十年、八年之内都不应该对这个存款有任何的动作，它既不属于国家也不属于个人，它就存那里，等事态过去以后，自然有很多的权益人站出来认领这个“无主存款。比如他可能的继承人、相关的亲属，但这不是当前我们救灾情况最迫切的事情，我的意见是让帐户就放在那里，对银行并不是负担。

　　支玲琳：我们需要梳理一下，等灾后重建到一定阶段以后做一个公示，这个保存期限甚至不止十年、八年，要让他可能的继承人或者亲属站出来能够认领。

　　刘芳：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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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玲琳：我们看下面一条新闻。这两天很多人都关注到有一个新闻标题叫“别了，北川”。北川县城可能会选址其他的地方进行重建，按照中央的部署，北川县城可能将建立一个地震纪念馆。对此，我不知道两位是怎么看的？我注意到首都师范大学的知名学者陶东风教授对此举非常推崇，他认为这是中国社会很大的进步，这是灾难反思制度和对死亡者的纪念，认为这是一次突破和尝试。

　　刘芳：这次灾难当中，我们的人文学者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他们对社会涌现出来精神层面的进步和变化有着非常敏锐的感觉，我们国家首次为普通民众设立了哀悼日，这由上海的葛剑雄教授提出来的，冯骥才也提出建立地震博物馆，整个中国民族的精神在这次地震当中得到了升华。

　　我们救灾工作进入到持续期的时候，我们开始有所担心，灾难当中涌现出来的宝贵精神它究竟能够持续多久？我是很担心的，当我们的电视、报纸都把重心逐渐回归到常态的时候，是不是人的健忘会让我们忘记最不应该忘记的，经过这次灾难洗礼把心灵深处最宝贵的东西呈现出来的精神，但是怎样把这些很好的精神留存下来，这个地震博物馆是非常好的载体，它会让我们永远回忆地震当中出现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也让我们常记住汶川这个美丽的地方，它曾经经历过这些，它的震前、震后、震中所有这些，应该成为我们民族的记忆。

　　支玲琳：它保存的不是人和自然斗争的那段历史，更是灾难激发我们的精神遗产和财富，李老师怎么看？

　　李光一：地震博物馆没有更大的争议，无非怎么把它做的更好，除了破坏的东西要保留下来，更多要把这次抗震救灾当中可歌可泣的事情用雕塑啊，或者用其他形式能够再现。这次汶川大地震引起的全球的关注，全人类的关注，实际上这是为我们的生灵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提供了这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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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玲琳：对，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万科的王石，现在如果大家上百度的话，可以看到下面相关搜索链接已经有了王石捐款，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王石捐款在这次地震当中非常受关注。他从之前的200万后来又追加到1亿元建设用款，但是网友们对他还是不依不饶，直到王石站出来向灾区人民道歉，他说我只是在不适当的时候说了不恰当的话。最近有最新消息出来，王石亲自到灾区去了，在废墟上面他表示要重建这个灾区，还打了一个胜利的手势，但是网友们紧接着给他配了一个图，说王石穿着红衣服在废墟前面打着一个V字，认为是对死者的大不敬，大家从之前的讨伐王石，到现在大家还在对他不依不饶，这当中是否有值得我们反思？

　　刘芳：上一次节目我已经明确表达我的观点，其实我们丝毫不怀疑王石是一个怀有爱心的人，从我们对他这么多年公众形象的关注来说，他一定不会缺乏那种爱心，他也不会是个吝啬鬼，我相信他后面拿出一亿不是出于压力，他是有这个能力和爱心。

　　支玲琳：王石比任志强捐的都不少，为什么大家对准王石？

　　刘芳：我们这个民族有些弱点，喜欢纠住不放，缺少一些宽容之心，王石事后作出解释我是认同的，他是在一个不恰当时机说出了一个有悖人情的话，我们小老百姓不会说出那些话。捐款不分大小，小老百姓可能就会关心你捐了多少就体现你多大的社会责任。王石那段理性的话跟百姓的诉求不是在一个平台上的。王石还是很聪明的人，他第一时间认识到那番道理，我们很多报纸、杂志也在写这个文章，认为不可以以非常功利的眼光看大家捐多少，但王石在后来依然为他先前的言论做了道歉，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知道怎样顺应民间的意思，作出非常真诚的表态。

　　我也呼吁广大的网友是否能够多一点善心，或者多一点宽容之心对待这些人，无论他们是富豪，或者是曾经作出一些不当言论的明星，因为对于他们的宽容可以激发他们更大的关心，这样对我们社会是产生一个非常好的影响。

　　李光一：王石这个事件应从两方面讲，一方面，我们的社会，怎么献爱心，怎么看待做慈善事业？我们还没有养成比较良好的习惯。刚才刘小姐已经说了，一方面，任何一个人，你捐一块钱不算少，捐一个亿也不算多，这么大的灾难面前每个人都应该献爱心，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倒过来讲，我们要对献爱心的人、慈善的人进行排行，谁出钱多就是最大的善人，这未免太功利了，也背离了慈善的意思。所有的公众应该要有宽容心，对慈善和爱心要有更深的理解。

　　另外，王石钱捐这么多，为什么大家议论这么多，实际是对房地产商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每年排富人榜，房地产商赚钱比例非常高，这是全世界很少的。房地产商对整个国家经济建设的贡献远远比制造业弱得多，大家对王石提出疑义，也是情有可原的。我要呼吁所有的房地产商，我们国家有一个紧急法律的，现在很多灾民没有住的地方，我觉得凡是在灾区没有卖出去的空置房子，房地产商国家应该以紧急状态法律的名义先予征用，安置这些人。倒过来讲，我们房地产商真的要行大善心的话，把你们没有卖掉的楼盘，在灾区附近的，免费向灾民开放。

　　刘芳：在震中地区已经没有什么好房子了。

　　李光一：我是说成都很多卖不出去的房子应该向灾民开放。

　　支玲琳：建议李老师到成都做个实地调查看有多少空置房子可以让灾民居住。我们发出一个倡议，希望大家对王石的追讨可以休矣。

　　刘芳：我不太同意李老师的观点，你说出来的是对房地产商的要求与其说是号召，实际比网友对王石的不依不饶来得更加厉害。

　　有一个新闻说，中组部警告重建要防政绩工程。中组部副部长欧阳淞26日新闻发布会指出，灾后重建要防止出现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就说现在我们在各个单位捐款的时候，已经感觉到，第一波的时候是出于一腔热血，出于爱心；第二波捐款的时候，我们觉得形势严重，出于继续的献爱心。现在我们有宣传系统的捐款，党委的捐款，党支部的捐款，已经没有谁能够在这个灾难面前显示出自己在筹款能力上面的不足，就出现了捐款政绩的说法，以至于有一些公众型的企业，比如浙江的正泰集团的老总南存辉，我听到我们一个记者曾经对他进行过采访，他说不是不想捐款，实在太难了，因为他这里捐了其他地方不能不捐。

　　支玲琳：就说他是工商联的某一个职务，又是政协的，又可能是某一个商会的什么职务，某一个组织，你在这捐了，在那也要捐。

　　刘芳：对，这种压力下面，我们怀疑我们的良好慈善文化如何能够建立起来，这次是个好机会，大家好的善心都被激发出来了，但是作为一个攀比政绩的秀场，这不是政府部门某个领导人承担的，而是更多的老百姓。刚才李老师说号召那些房地产商把房子捐出来。

　　李光一：我是说暂时使用

　　刘芳：你会给他带来很大的压力，这种慈善压力千万不能给的，一旦给了，对我们良好的纯粹的慈善文化的建立是非常大的伤害。

　　支玲琳：慈善不应该以压力的方式贯彻下去。

　　刘芳：我不能想象，未来我们还有什么良好的慈善文化，想到捐款，现在我们想到这个捐款是否用到老百姓身上去了，再想到捐款是不是大家互相攀比，想到的是一些不好的字眼。当慈善非常伟大的两个字跟我们的这些不太美好的字眼挂钩的时候，我不知道慈善两个字还有什么美好的想象。

　　有一个作者说，互相攀比就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很显然，攀比了之后大家的情绪激发出来，钱也越捐越多，对于灾区的重建非常友好处。但是长远来看我们需要一个良好的慈善文化，我呼吁大家在这个事情一定要冷静、理性的看待，不要为目前捐来的蝇头小利沾沾自喜。

　　支玲琳：有两句话评价非常精辟：“勿以金钱称爱心，莫比地位量慈善。”不要让我们爱心在攀比中变味。

　　刘芳：行善不要以善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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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玲琳：对，我们刚刚讲到，对于我们灾后重建可以说是千头万绪，需要庞大的资金，其实要比起灾后重建这么巨大的资金要求我们的捐款只能是涓涓细流，谁来负责灾后庞大的重建资金？

　　美国发生卡特里娜飓风以后，国家的巨灾保险制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美国的保险公司是赔付了60%，但在中国，今年年初雪灾的时候，一共损失了1111亿，我们的赔付是10.6亿，根据目前四川灾区的理赔水平相比较，一千多亿的损失现在仅仅理赔了5%。如何看我们建立一个巨灾保险体系是当务之急？

　　刘芳：有人说中国的保险市场是美国的十分之一都不到，面对灾难的时候，别的国家受伤不是很重，而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倒退。但是别忘记了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教育，人不是被教育出来的，我们遇到这场灾难之前，人们告诉我们你们要保险，可能没有太多人相信，或者会想到我们要面临那么大的灭顶之灾，但是教训是非常深刻的教育。经历了这个教训以后，保险的理念才会逐渐深入人心，我们国家改革开放迄今三十年，金融发展是更慢的过程，这个时候跟发达国家几百年的金融发展史来说，我们的保险到今天是人家的1/10甚至百分之一都不足为怪，我们经历这个灾难以后这个事情不要再放下了，有了这个保险体系面对为来更深重的灾难以后都不要害怕，至少你的家园是表面上，物质上好象一笔勾销，但是在银行的户头上，或者保险公司的户头上面的数值还在，所以重建家园不会来得那么的困难。

　　支玲琳：对，其实今年年初的雪灾之后，保监会已经做过表示，他们表示建立巨灾保险体系已经被摆上他们的议事日程，我们希望这个脚步再快一些，接下来，中国要进入传统的汛期，中国是一个灾难多发的国家，建立一个巨灾保险体系非常有必要，我想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即便在美国，巨灾保险制度也不是由商业保险公司完全承担的，这个责任太重大了，由政府牵头，包括商业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和资本市场发一个巨灾保险的债券，让整个社会来承担，其实这样的经验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吧？

　　李光一：我们国家保险制度不完备有两方面，

　　一方面，我们保险市场发展年纪比较轻，改革开放以前确实是有，但在边远地区普及得更低了，我们的民众保险意识比较弱。我仔细看了一下，上次雪灾我们理赔的比例较低，实际绝大多数企业没有参加保险，按照保险要求，大雪灾可以理赔，但这次大地震很多东西是有免除条例的。我看这次的理赔仁寿险赔得比较多，很多是学生的平安保险，金额不是很高。我看了一个材料，说明我们的保险只保在学校里面，而且学校里面的金额也不是很高，才几万块钱。我们也要呼吁，能不能把这次拿出来的善款为在地震中幸存下来的人再可以买一些保险，保证受到灾难的人的家庭以后出现情况以后他可以得到补偿。

　　另外一个，从国家角度讲建立一个巨额的保险制度，现在大家生活当中一定会体会到，捐款一而再再而三会有一个衰竭的效应，以后钱会比较少，这次重建要花很多钱，建议国家马上能否发行一个为汶川大地震赈灾的彩票。利用这个方式再可以来募捐相对建设的资金，因为现在我们没有这个体系，当然亡羊补牢未晚矣，我们一年当中已经碰到雪灾、地震两个灾害了，巨灾保险体系国务院应该要放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

　　支玲琳：李老师提了一个很有益的建议，中国的体彩事业进行这么多年，为中国的体育事业发展贡献了很大的力量，是否相关的经验也可以引入这次赈灾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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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玲琳：下面我们再看一条新闻，现在很多专家学者已经开始来评估四川地震可能会对整个中国经济造成多大的影响。我们看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巴曙松说，地震不会改变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商务部也表示，四川地震不会造成大的物价的上涨，我也查了相关的数据，四川省虽然是一个人口大省，但是它的GDP占中国GDP的总量不过是3.9%，如果它将来会对物价造成影响的话，可能是在大米和猪肉方面，因为它是中国最大的产猪大省，它大米的产出占全国的量也要达到9%左右

　　刘芳：虽然政府部门的官员已经表明四川地震不会对于宏观经济面有产生过大的影响，但是我认为，现在说这些话都为时过早，没有谁有这个胆量现在作出这样一个预测。他们说这番话更多意义上是处于风向标的意义，扭转大家的预期，让大家不要对经济形势发生不好的预期，因为预期也很重要。实际的影响，

　　就像支小姐所说，四川是我们中国一个农业大省，全国11%左右的生猪都从四川来的。在前两年，这次灾难也许对中国基本面不会产生特别大的影响，但在这次，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通货膨胀、且很难遏制的时期，而且还有势头继续往上走的环境下面，我就觉得它可能会是一个影响，甚至可能会是一颗致命的稻草。怎么说呢？当前的通货膨胀形势目前好像找不到特别好的方法能把它遏制下来，一旦四川赈灾之后，很显然，农业大省对于农产品投放量必然会减少，农业在物价当中的基础作用无须质疑，它产生的乘数效应是很大的。当灾后重建大幅度的开展之后，我们觉得恐怕也不仅仅是北川，青川这些镇灾难地区发生了一些房屋倒塌，甚至99%的房屋都需要重建的形式，我们也看到，那种校舍、医院公共设施要加强重建，以使它能够达到抗灾效果的呼吁也甚嚣尘上。可以想像，接下来几个月在四川这个大省大兴土木将会成为非常壮观的景象，这些大兴土木对于原材料、基础资源的需求量是很大的，本来已经是通货膨胀的背景下面，这个需求量加大之后，很显然会造成更多的货币追逐更少的商品，会加剧通货膨胀的影响。

　　通货膨胀在这个力量继续推动之下会使宏观经济基本面产生怎样的影响，还有待局势的变化，我们需要进一步观察，它的影响必然会发生的。是否说这完全是一件坏事？也不尽然，有时候坏事也有好事，利弊总有正反两方面。我们看到四川这次地震之后造成大量四川地区对于我们中国经济的需求，这是一种内需，对于这种需求的产生非常大的，这种内需之下，以至于我们前不久提到的外贸出口形势出现了不太好的迹象可以得到弥补，通过四川重建产生的内需作用可能会弥补宏观经济过去一直不太平衡的投资和出口国于持重的局面，它又有正面的作用。整个宏观经济来看，它的正面和负面作用谁更占上风，有待局势的观察，我们会密切的关注。

　　支玲琳：毕竟将来有一千多亿资金的投放量，对于整个宏观经济面的影响现在做判断为时过早。

　　刘芳：国际上面的捐款正在源源不断进入，现在已经先期报出了一批，很可能还有第二批，因为缅甸风暴过去以后有一个国际的认捐会捐了很多钱，是不是中国也有这样的形式，它捐过来的都是美元，美元在中国必须换成人民币，对于人民币又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跟过去的资本不断的流向中国这是一个同样的作用，会加剧我们通货膨胀的压力，这个事情还是需要密切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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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玲琳：在下面这条新闻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汶川地震发生以后也牵动了很多文艺界人士的心，在香港、内地有很多的赈灾晚会都在举行。央视《爱的奉献》赈灾晚会上面我们也看到中影集团的韩三平董事长，他表示要就汶川地震赶拍一部电影以作纪念。其实根据最新的报道，可能有十部这样的电影正在紧张的抢拍或者筹拍当中，对此，有两派观点，有人认为这是纪念灾难最好的方式；还有人认为，灾难过后人们的心灵还没有平复，电影人急着拍这个电影合适吗？是不是在大家的心灵上撒把盐？

　　李光一：唐山大地震以后我们拍过一部有关地震的电影，他不是完全按照唐山为背景，就是一部地震电影。世界上发生大的灾难，马上拍电影的好像不是很多见。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纪实性的东西，纪录片比较多，我比较赞赏上海电影集团派出相关人员拍纪录片，拿这个珍贵的镜头，这个我比较赞赏。有位电影老前辈说过“故事片离这个世界有一段距离”。他说有了一短距离再审视这个世界会拍得更好，现在我觉得文艺工作者急于表现对灾区的关注，这个精神应该得到赞赏。但是不是一定可以拍出一部非常好的故事片，一定会再次打动人的心，我觉得这是可以迟疑的。

　　刘芳：现在这么快的时间就确定要拍一部汶川的电影，可以想象是出于一个宣传的理念。包括文艺工作者，包括宣传系统它都有这样一个惯性思维，我们怎样把一些好的东西宣传出去。正如李老师所说，一个电影创作是需要时间沉淀，我们如果仅仅为了把灾难中一些情景复原的话，纪录片就足够了，而且越来越多的纪录片正在涌现出来，电视上面已经放出了很多真实的镜头，已经很感人了，电影要做什么，电影需要创作、思考、反思，这一系列的发生它来源于什么？在911发生的时候，当时我看着电视的画面就在想这是一部多么逼真的恐怖片的电影图片，然后我想，肯定不久之后，马上911就有类似的纪实的电影放出来，但是911过去这么多年了，美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这样一部电影，他们当然是不要希望以这样的电影刺痛纽约人的心，更多时候我觉得他们的反思还没有结束，这样的灾难怎样发生的，电影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这场地震是怎样发生的，恐怕不仅仅是老天爷跟大家开了一个生命层面上面的玩笑，可能还需要我们继续反思，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是怎么来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生命和自然的对抗，生命的渺小和人的情感的伟大等等我想到伟大的词汇足够电影花一段时间甚至是几十年的时间好好的沉思、反思。然后把它提炼出来，那才会成为一部伟大的电影。

　　支玲琳：其实既要安抚心灵又能够警示后人，这部电影它承载的功能，或者它承载的一个使命是非常沉重的，我们电影人拍这样一部部电影的时候要想他有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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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玲琳：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条新闻，最近网上有一位在四川中学教书的老师受到了网友的炮轰，因为在地震发生之后，他自己逃了，他在网上还辩解，说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有可能去考虑牺牲我自己，其他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也不会管的，很多人认为称他为“先跑教师”，认为这个人缺失的不仅是羞耻感，两位怎么看？

　　刘芳：我想再补充另外一条新闻，北川县政法委书记张同凯被埋76小时之后，救援队来的时候，他说，救救我，我是张书记。这个喊声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牛官腔”，你在这个时候还称自己是张书记，求助的时候不忘记自己是一个官。张同凯说任何人在这种时候都会这样喊，这两种人我们网友都给予了无情的批判，我恰恰觉得他们才是我们众生态当中最真实的一面。虽然这次灾难当中涌现出了很多潸然泪下的伟大的壮举，特别特别多的人在灾难到来的时候舍弃了自己的生命保护一些弱小的生命，看到那些东西，人们忍不住要流泪，因为太伟大了。但是我们要想到伟大是属于少数人的，更多的是平庸的人。我恰恰认为上面这两位很诚实的，至少他没有标榜自己，他还是说出自己的怯懦，我觉得恰恰是非常真实的人性的提醒，也是普通百姓众生态当中最真实的。

　　伟大永远属于少部分人，英雄只是个体的，大多数人是被英雄挽救的。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应该持怎样的观感？我觉得不应该是太多的批判，应该是同情他们，理解他们。换句话说，我觉得我们中华民族是有很高的道德感，放在美国不会有人批判，美国人肯定说逃生是最重要的，我的生命是最需要挽救的，他会振振有辞发表这样的观点，在中国就会造成被批判，中华民族的道德感是很强的，这既是一个压力，对所有人，包括这两位是一个压力，这个时候遭到大家炮轰，他又为中华民族传统的教化体现出来的标准，但是另一方面又是一件好事，他促进了一个道德感的形成，以至于在另一次灾难发生的时候，假设我也存在同样的想偷跑的心情，但是我想到曾经有人这么批判过，也许我就会对自己的道德放得更高一点，生死抉择关头我会做出有违正常人逃生的心理，而会做出另外一种伟大的壮举，这些事情该不该另当别论，那时候是保护自己的生命，还是做伟大的壮举，这两件事情更大程度描述了我们这个民族它的道德如何形成的白描。

　　李光一：这两位今天能够在大灾以后活下来，非常值得庆幸。刚才刘小姐也说，网友可以用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但是你不要用自己最高的标准看人家，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发现，包括我本人也会这样，看人家基本是最高的标准，看自己基本是没有什么标准。这两个人反应出来的，他只要没有触犯什么法律，也没有违反一般公众认为的道德观念，他们是余生者，都应该得到他们活的权利，至于网友也要学会宽容，这两个人是不是家庭、亲人、家庭财产受到伤害，我们都不知道。对于这位“最牛的张书记”，今天有新闻报道他自从被挖出来以后一直到今天没有回过家，一直在指挥，他说我是张书记，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含义，我是当地的领导，我可以出来指挥了，是否有这个含义所在。当然网友用最高标准是可以的，我希望自己和网友一样，今后都用最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对人家要更宽容一点。

　　支玲琳：其实人性是多面的，人性的高贵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但是人性的本能，我们也应该理解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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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玲琳：下面我们看一条新闻，同样是发生在灾区，我们看到在灾难发生以后，很多在灾区的人民他们自发组织起来进行自救和互救，现在大家有一个形象的描述，因为很多灾民住在帐篷里面嘛，他们形象的称“帐篷社会”，这些灾区的人民自发的组织起来维持秩序巡逻，有社会学家认为这是灾难焕发出来的良知和责任，他说我们要用制度保护这种由灾难激发出来的可贵的精神遗产，他是不是为公民自治等等机制创新提供了一种试验的可能性呢？

　　刘芳：灾难发生的一瞬间以及紧迫的时间当中我们发现激发人的最大动力来自人的良心和情感，但当激情退去以后我们依靠什么重建家园？很大程度依靠我们好的制度。我们国家过去一直缺少这种意识，就是通过用机制用组织化的运作把人组织起来，投入到一个大建设当中，我们看到四川灾区的现场发生一些现象，就说受灾的人群会坐那里等着救灾，哪怕他身上没有受任何的伤害，他此刻身份是灾民，灾民就等着别人来救护他，来自于四面八方甚至没有经验的志愿者跑到哪里想帮助当地的灾民，但是自己又没有得到很好的组织，以至于他带过去的水不知道送到哪去。

　　支玲琳：不知道该找哪级组织？

　　刘芳：也不知道什么地方最需要这些东西，灾难往后面越来越多我们会发现这时候需要的已经不是激情不是爱心，而是脑子，理性，有组织化的运作。我们这场灾难最后肯定要进入到重建的过程，但在重建过程当中，谁是第一主角，现在涌现出来的是各个地方，各个省市的英雄，我们已经看出来各地都有挂帅带领各地的救灾人群去前线抗灾。中央政府层面上有很多这样的英雄人物出现，但是我觉得最大的英雄还必须是那些受灾的人群，他们经历过这场灾难，但是最后重建家园的责任得落在他们的身上，这时候需要的是对于灾民本身组织化的运作，经过这场大地震之后，当地的家园已经夷为平地，当地的社会关系也已经全部打乱，他们没有了自己的工厂，没有了自己的组织，因为大楼全部倒塌了，这时候所有的人都是失业人群，所有的失业人群如何组织起来进行灾后重建，这是相当考验智商的，也是考验我们组织化管理的一个经验和水准，这时候呼唤这种组织化的制度和机制是相当及时和必要的。

　　支玲琳：对，这次四川地震发生以后有很多的志愿者也过来了，开始大家讴歌这种热情，后来大家也反思，我们的志愿者没有经验、没有组织，其实我觉得把板子打志愿者身上也不合适，大家都没有经验，包括灾民没有伤坐着等救援，也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没有自我管理的经验，我们希望汶川地震通过这次灾后重建，能够把好的经验和机制能够发觉和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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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玲琳：在地震过后，我们的生活还要继续，我们现在来看一组其他方面的新闻，最近陕西省宝鸡市做了一个决定，他在全市要推行一把手末位表态制度，这是不是对于我们大家一直在批评的一言堂是一种改进，什么叫一言堂，一言堂不是一种声音，而是领导先发声音以后，下面都是一个声音，两位怎么看？

　　李光一：一把手末位表态生活当中经常可以看见，一把手说话了，其他人很难说话，以前毛泽东也讲，党委书记是班长，班长说了其他人怎么说呢？为了强化民族，班长最后说，这也是在目前情况下面，只能朝这个方向发扬民主。

　　刘芳：对，这是在目前情况下面非常好的办法，但是更好的办法希望以后一把手第一个说，后面二把手、三把手、四把手可以站出来反对他，那才是真正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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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玲琳：我们看今天最后一条新闻，其实也和地震有关系的，距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还有短短的几十天，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对奥运会的开闭幕式做一个调整，是不是应该把抗震的元素融入到奥运会开幕式当中去，现在网友呼吁最多的是，希望向救援人员敬礼的朗铮小朋友能够成为点燃火炬的人，对此，大家看法有两个，有人认为这是对受灾群众最好的安慰，国家没有忘记你们，世界人民也没有忘记你们；但有人认为这是不好的，小朋友心灵没有平复，现在让他举火炬，两位怎么看？

　　刘芳：我认为让朗铮小朋友举火炬不合适，因为他才三岁，比我儿子还小，三岁的孩子举不起火炬，他会跑着跑着丢掉了，不堪此重任。无论大家多么热爱这个小孩，不要给这个小孩这么大的压力。

　　另一方面，我坚决支持让奥运的整个赛事融入我们的抗灾元素，这次灾难涌现出来中华民族的精神，可能是我们过去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上下思索求之不得的精神，他一直在想怎么体现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奥运的仪式里面怎么找也找不着，但是在抗灾里面找着了。这个开幕式如果能够把在过抗灾程当中体现出来的可歌可泣的精神事迹展现出来，相信是令世界动容的画面，但是怎么把这个工作策划好，毕竟抗灾工作重建家园在继续，奥运会一天拖不得。有一点，如果把灾区人抗震救灾的元素融进我们的奥运会开幕式当中，一定不会是对灾区人民的困扰，一定是对他们心灵的抚慰。我们也知道，人的情绪管理，很大程度上面，沉浸在悲哀当中的时候，转移他的注意力，让他转移到更有意义的事情上对他是一个很好的疗伤作用。

　　李光一：以前我们一直讲展示中华民族精神有一个物质的万里长城，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这次汶川大地震，在抗震当中出现的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向世界展示了一个精神的万里长城，现在怎么把展示两个万里长城的任务交到张艺谋手里，怎么通过奥运会开幕式把这个展示这个出来，通过开幕式展示出汶川大地震救灾的过程，一定给人传递的信息不是悲伤的，它是中华民族作为全人类人口最多的民族碰到自然灾害体现的这种战胜自然，赢得新的生命走向明天这种精神，这确实是任何一个奥运会开幕式上都难以展现的元素。

　　支玲琳：对，之前奥运好象是我们生活当中关注最多的事情，但是因为汶川地震，我们再看奥运的视角可能不一样了。

　　刘芳：我还补充两句，关于奥运，地震发生之后的奥运和我们地震发生之前的奥运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我们整个看奥运的心态，眼光都需要扭转，在这里，我有一个呼吁，我们经历过灾难之后的中国人再看奥运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种升华，就是要把奥运看成人类精神的一个集中体现，而不仅仅是金牌榜的一次聚焦，我们是不是可以把金牌看得轻一点。现在的中国已经是一个体育大国，我们得金牌似乎不是很难的事情，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受到国外人士的一些帮助，竞争体育场上一定要重申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不要把所有得金牌全部揽怀里，让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中国奥运会的金牌，这才是一个最可庆祝的事情。

　　支玲琳：对，我记得国际奥委会有一位代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他相信北京奥运会不会因为汶川地震而失色，反而会因为这场地震而更加散发出光芒，事实上我在这里想最后举一个例子。在日本的某一届奥运会上面，它就是让当年在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时候出生的一位婴儿点燃火炬的，这可能对张艺谋先生有所启示。

　　最后感谢各位网友收看我们本期的解放网《内容工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