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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孔同
评论员：刘芳《解放日报》观点版主编
支玲琳《解放日报》记者
话题一：每人每年至少读6本书 上海规定机关干部读书量
孔同：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这一期的解放网《内容工场》，我是孔同，坐在我身边的两位是支玲琳和刘芳小姐，今天将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本周时事。
首先我们来看的一条新闻是和上海有关的，去年上海曾经推出了一个有关于“学习型机关”的评价标准，就在这个指标当中推出了一个有关读书的标准，说是机关每个人每年要读6到12本书，每周的阅读时间是7到10.5个小时。最近有不少人出来说了，到底这个评价体系能不能真正的实现，到底这个标准能不能做得到。
支玲琳：官员要读书，要上网。好象现在是大家对于官员有各种各样素质的要求，就像很多老百姓担心质疑的，旁边又没有人跟着，每周要读7到10小时，可能吗？
孔同：可以让他们写读书笔记。
支玲琳：现在随便一本书上网一搜都有书评的。据我所知，有不少政府机关人员写思想小节从网上复制粘贴。所以写一个笔记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这么好的举措最后会不会导致只是多了一个买书的预算，多一个报销的途径。
刘芳：我是高度评价这样一个事情的。其实这不是上海一个城市的作为，在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上台之后的五六年里面，中央的学习风气是兴盛了很多。
学习现在好象是成了一个口头禅，但凡干部都会把学习放在口头上说，除了口头禅之外是不是还有更深的意义？我觉得这真的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说大一点，我们正处在全球化，知识经济年代，知识的更新真的是非常快，而一个政党要是能够持久的保持它的执政能力，持久的巩固执政党的地位的话要跟得上年代，肯定就是要大力去读书。
身在一个媒体里面，我们也是跟学习非常密切相关的。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我觉得读书不仅是要上升到一个干部每个星期读这么多的书，其实每个人都应该读，如果你不想成为一个落后的人的话。
举一个好玩的例子，我们曾经看到网上有人支招如何给白领女性魅力指数，一年要做这么几件事情，其中第一件事情就是每年要读4到6本人文类书籍。
孔同：你现在说的是读人文类书籍，这个上面没有规定要读什么样的书籍。
刘芳：它只是从白领女性这个角度来说的。其实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不只是读人文类书籍，还可能有一些非常实用的、功能型的书。
我自己有这样一个体会，就是在这两年我逐渐养成了一个读书的习惯，感觉我的生活质量有明显的提高。我在这里大力呼吁，读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现在我们对于政府执政能力有很多的质疑，甚至很多认为官员腐败这种现象非常的严重，有很大原因，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什么原因他们走向了道德的沦丧，其实这不仅仅是官员自己特有的现象，整个现代人都有这种精神层面有空虚的感觉，就是在一个消费社会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如果你想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你可以在书本当中寻到激发你心灵积极力量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如果每一个官员都能够根据这样的倡导，能够慢慢的进入所谓的学习型社会。我相信这个不管是是对于共产党的执政体系，还是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民族都是非常好的事情。
至于你们质疑的这个事情是不是有用，其实从政策层面来看大多数政策不是强制性的规定，也不是有法律效力的，是一个引导性的，倡导总比不倡导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是高度评价这个事。
支玲琳：一个政党要保持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充电，就像一个人一样要在职场当中立于不败的位置，肯定是活到老学到老。我曾经也有幸在党政机关部门做过一个近距离的观察。
女性要想增加自己的魅力指数就得读书，那么我听了这个话以后是立马要找书看了。但是关键问题是在于我们很多的党政干部为什么没有不读书，是没有感受到这种紧迫性？要让党政干部感受到这种紧迫性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我们党政领导干部一定要转换语言系统。我在那个部门的时候经常发现开会写材料经常很雷同的，不太允许有个性化的东西出来。这样一来，更新的这些知识又体现不出来，所以他们就觉得没有意思的，干吗要去读？所以这个事情既然从胡温开始自上而下推动了，就一定要做下去。基层也要考虑是不是应该首先转换我们的语言系统，来促进这样的事情。
刘芳：这个事情谈大了就谈得太深刻，甚至要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这都是相关的。如果仅仅从读书来说，怎么强调读书的意义都不为过。
孔同：最好是能够规定一下读哪一类的书，如果这些机关干部读了6到12本时装杂志或者跟他工作没什么关系的书呢？
刘芳：显然这个读书肯定不是指时装杂志。
话题二：上海政协委员呼吁：效仿澳门每人发千元应对通胀
孔同：我们看下面的一条新闻，在今年两会期间，曾经有一位上海市政协委员就说，政府应该给全国人民一人发一千元来抵制通货膨胀，而4月22日澳门还真的向永久居民发放5000元的澳门元红利。前两天，这位上海市政协委员再次呼吁说我们也应该向每人发放一千元的红利。
支玲琳：个人财富有一个坐标系，比如读书时如果老师给每个人都加了10分，等于大家都没加。因为那排名没变，我觉得大家发了等于都没发。
刘芳：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如果是在一个盘子里总共这么多钱的话，发和不发是完全不一样的。问题的关键这笔钱从哪里来。这笔钱如果是从印钞机里面印出来的，发给每个人没有意义，如果这笔钱是从政府预算里面拨出来的话非常有意义。通货膨胀的起因是非常严重的货币现象，就是印钞机印的速度太快了，或者人民币发放的速度太快了。有些人认为通货膨胀的起因是因为政府消费太厉害了，我们这个国家是政府主导型的社会，无论在经济起飞阶段大的基础项目的建设还是到后期的一些创新利国重要基地的建设，这些都是政府大量的消费，而这大量的消费引发了产能的迅速跟上，通货膨胀就由此产生。但是有其他一派的观点是，因为这段时间加工资太厉害了。
支玲琳曾经采访过不止一个教授都这样说，由工资上涨之后引发一波的通货膨胀，这好象在全世界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孔同：可是觉得很奇怪，很多人都认为工资没有涨过。
刘芳：统计数据表明工资是涨了。
他们恰恰是把因果关系弄反了，是因为通货膨胀现象出现了，所以物价飞涨了，所以生活成本高上去了，所以不得不要去加工资。澳门这个事情恰恰是对通货膨胀的应对，如果这个钱是从政府预算拨出来的，那政府能不能拨出这笔预算。
支玲琳：就是政府转移支付到老百姓手里，而不是这个钱从印钞机里面额外再加出来的。
刘芳：对，我们现在老百姓的消费并不是很充分，特别是在贫困地区的消费是非常有限的。我们有说中国经济起飞老是投资型的，外贸型的，而不是内需型的。如果给每人都增加一千块，政府相应减低这些钱的话，确实可以抵消通货膨胀带来的影响。所以这个事情挺复杂的，要分几个层次去看。
孔同：最主要是要看这一千块钱从哪里来的。
话题三：农业部呼吁企业海外租地种粮缓供需矛盾
孔同：我们来看下面的一条新闻。
最近有经济问题引起关注，不仅是通货膨胀，粮食问题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心。全球性的粮食短缺也让中国去打造海外农场的热情日益高涨。最近农业部的相关人士最近就表示，中国企业应该到海外开发一个战略性的短缺性的农业资源，到海外租地种粮来缓解我们的供需矛盾。
刘芳：我觉得我们的思维是，但凡是资源性的，不可再生的能源我们一向倡导要用国外的，然后储备国内的，就是把自己的能力不要一下子用光以应对我们以后的发展。最近关于粮食的讨论也是同样的思路。以前说中国要到国外去用石油，现在中国要到国外去种粮食，这就是这样的体现。
但是，不久前我刚刚看到中央电视台的一期节目，它还是挺震动我的。全世界都在粮荒，但是在东北却还存在谷贱伤农的现象。全世界的粮价都上涨了，东北一些地方那个的粮食却卖不出去，这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基础设施跟不上。首先农民的地位弱，在卖粮食的过程中谈判能力很差，中间商会刻意的压低你的粮价，所以对于农民来说并没有从这波粮食上涨当中得到任何好处。第二就是交通能力，有粮运不出去，捂在自己手上，有一部分人粮食买不到，现在南方也是粮食全面告急，但还有一部分是卖不出去，而且卖不出去并且很穷。这时候提出要到海外种粮，这里面的矛盾非常清晰。
孔同：如果到国外种了粮食也就意味这东北的粮食更卖不出去了。
刘芳：我们有时候会下意识的寻找一些问题的答案，但是没有清晰的了解整个国家的现状，看看东北那还有一大堆的农民为了这个事情而伤脑筋，当务之急应该把那批农民的种粮能力鼓动起来。
当前中国很多农民是因为农产品卖不高价格所以不愿意种粮，另外收入水平很难以提升。如果把这些现象理一下，政府加强服务，对他们给予一些扶持，把交通设施跟上的话，我相信这个粮食现象会得到很大的缓解。
支玲琳：我之前也采访了相关的农业专家，其实我们自己本身粮食生产的潜力还远远没有开发出来。他给我讲了一个例子，现在中国的农产品比如说像粮食它的商品化率只有10%，等于农民90%的粮食都自己吃掉了，只有10%的粮食进入了粮食市场。由于我们的生产水平这个商品化还不够。另外，我们现在农业生产的商品化，产业化的程度还不够高，没法卖而且农民缺乏中间组织进入到市场。
农业部如果建议大家到海外去种地，是因为将来有一天中国的地都种完了无潜力可挖了，中国之前因为到非洲开发石油引发了中国威胁论，现在口粮到跑到国外去种了可能引发更多的担忧。毛主席讲过一句话叫）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这个粮还是应该在自己的手里，自家的田地里更加安全一些。
刘芳：倡导到国外种粮的政策绝对不是一个对于外交有利的事情，不仅是掠夺，我们其实掠夺不到别人反而会受制于别人。民以食为天，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如果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口粮问题，这个会很危险。
我们说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就出现所谓周边国家对我们形成了一种封锁之后，我们将会挨饿，这是中国这样的大国必然选择的道路。
孔同：这可能和其他的产物还不太一样。
话题四：上海对公务员“革薪” 人均年薪将由12万缩至10万
孔同：我们看下面一条新闻，上海最近对公务员进行了革薪，人均的年薪将会由12万缩至10万。
支玲琳：这件事在天涯论坛上也掀起了很多讨论。针对上海公务员降薪的风波，很多外地的公务员说，我也是公务员，我一个月只拿一千块，上海居然这么高。还有人说，在上海6、7万工资是中等水平，12万实在是太高了。还有人说公务员降薪不是最主要的，如果从12万降到10万，但是这个人干的还是同样的事，每天一杯清茶，干一些无聊的事情其实这样的意义也不大，关键还是提高政府的效能。
刘芳：有很多人对于公务员降薪都会从一个理念的层面上，特别一些时评作者本能就比较仇视官员高薪现象。但是我觉得，如果深入公务员当中无，会发现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那么苍白的道理就可以解决。首先上海的公务员是不是像网友们所说的一杯清茶，一支烟就这样过一天？我采访过的很多的公务员，他们都是相当的忙碌，做的事情是不少的。其次，他们已经在这样的相对高位的薪水上已经不止一年两年的时间了。
支玲琳：它形成了一种生活方式，12万元的生活方式，比如他们以12万元的预算买了一套房子。
刘芳：我们撇开个人利益来说，不管公务员本身的死活我们可以说的极而言之，像这样的改革势必会引起什么样的现象？
孔同：会引起公务员对社会的一种矛盾？
刘芳：比如有些公务员是很忙的，但是现在减薪之后会有一种怠工现象，他们会觉得心里很窝囊。
孔同：其实这个钱是只能加不能减的？
刘芳：对，无论在哪个层面，是公务员也好，是共产党员也好，还是普通群众，都是这样的道理。这个只是帐面上的，有些人收入水准会更高一点，比如20万砍掉很多剩下12万的样子，这样的损失就非常之大，像这样的一种改革最后是不是会有效，我们还要观后效。
但是从理论层面上来看，或者从过去的实践经验来看，类似这种的砍去福利的改革最后都会收到一个不太好的效果。关键是我们的行政体制改革要跟上。这个薪水只不过是现有行政体制的结果。比如政府可以介入市场，可以介入房地产市场，可以操控房地产市场的利润，有利润就进入自己的财政，如果当时这群公务员本身已经形成了既得利益阶层的既定事实，那么我挣到这些钱当然要照顾自己的公务员，而且我发多少钱有谁来监督我？是不是有这样的体制？
如果没有这样的体制发得再少也是不合理的，有这样的体制发得再高也是合理的。
孔同：可是我记得去年上海做过一个调查，上海人均的年薪是三万元不到，上海公务员现有的工资水平已经远远超出了上海人均年薪水平。
刘芳：对于你这个数据我不是很确信。因为去年上海的人均GDP已经不止三万元了，如果人均GDP超过三万元，很显然人均的薪水应该也是要有这样的水平。
支玲琳：网上有网友讨论，虽然大家对于上海公务员在调整前是否能拿到12万大家表示质疑，但是他们很多人都承认一点上海的行政效率还是比较高的，公务员相对廉洁度还是可以的，尽管之前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事情，他们担心如果经过这次降薪以后会不会因为自己的名义收入减少了，然后转为寻求一些灰色收入。
刘芳：我觉得应该这样看，上海行政效率无论是高和低都不能成为工资要比周边高的理由。首先这个原则要确立，然后在这个原则之下我同意你的观点，你的体制是完善的，以至于再低的薪水也不可能从外围去攫取自己的补充，这是非常的重要的。
支玲琳：只要体制是合理的，监督是到位的再高也是合理的。
刘芳：政府预算一定是透明的，这个单位究竟一年花了多少政府预算，在职工工资水准上是得到了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要有这样一种非常细致的机制才可能会服众，但是现在这样的改革我就觉得有几种心态，网上也说了上海的水准明显比周边的要高，这同样不能成为减薪的理由。
支玲琳：对，你得考虑一下这个城市的生活成本。
刘芳：关键是你已经成了既定事实之后，你怎样去修正它，这个修正过程是用拦腰切的方式还是通过一种体制的健全这种方式？除非让人信服，不然这个改革就会有很大的成本，会出现一些人非常的消极，对于这个事业没有什么可做。而现在我们处于所有发展的大机遇期，公务员系统出现消极怠工的现象，对于这个城市的发展也是非常不利的。
支玲琳：我有同学是海关的，他可能也是受这次降薪比较大的，几乎每次跟我打电话都在抱怨这个事情。
孔同：每一次的改革都会伴随着一些人的痛苦，比如下岗工人他们的既得利益也是如此的被破坏掉了。
刘芳：下岗工人曾经受过那么苦，以及农民也曾经受过这么苦，我们不应该以复仇的心态来对待公务员，这种心态是比较不够理性的心态。最重要当年工人和农民不应该受这样的苦，当年对他们不公正的待遇做得不够到位的，我们更应该避免吸取教训。所以在经济学上有一个理论，在改革上要达到一个帕累托最优，也就是说当你这个改革使得所有人的利益都不受损，而其中一部分利益能够提升，这个改革才是一个成功的改革。
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感觉公务员工资相对高了，而农民工人的收入相对低了，这种改革应该是从增加农民工人的工资开始，而不是削减公务员的工资开始，我们现在太多从道德层面上批判，而道德层面上批判往往会走向一个比较极端的状态。
孔同：我记得前一段时间，电力职工的高薪问题也是引发了很多网友的批判。最近国家电监会的副主席王野平就称，如果电力企业的利润都是合法的，那我们工资待遇高也是合法的，如果我们收入不规范，不合规，不合法再少的收入也需要严加追究。
刘芳：这个事情跟刚才的那一件事情是同一件事情，只要体制是健全的，有着严格的监督和规范的法制都是合理的。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还是不一样的，电力是一个垄断行业，现有的法律体系对大多数的垄断企业的规范是不够，他们不能完全让人们心服口服。他们拿着公共资源可以随意的给自己增发工资，本身这个程序就令人质疑，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要有更深层次的改革，垄断企业得在取得公平性上让所有的民众信服。改革达到这一步之后，电监会副主席才配说刚才这一句话。所以他说这句话表面上看是对的，却缺乏一个前提。
孔同：你觉得公务员所享受的资源公平吗？
刘芳：是一样的，我觉得也是不公平的，所以要同样接受一个改革，就是整个行政体制的改革，整个政府机能的改革。我认为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伤筋动骨”。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我记得我们曾经采访过一个专家，他说中国现在很多事情最后都归结到一点，你在悬崖边上再往前跳一步就是非常实质性的事情了，这都是同出一辙的。如果不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在体制监督上、在分权角度上来进行规范的话，现有的法律确实能支持这些公务员以及这些垄断企业的职工拿出高很多的薪水。
支玲琳：本身就不合规、本身就不合法、本身就不公平、本身就不规范的体制下，又何谈什么合规合法呢？
孔同：所以我们先要有一个好的基础，然后再来谈我们的生存问题。
刘芳：我还是想修正一下，本身是合规合法，关键是这些规矩和法律本身制定的过程缺少一个公平的前提。
话题五：社科院示警通胀加剧高层须防产能过剩
孔同：好，我们来看下面一条新闻，中国社科院最近在北京发布了一个中国经济前景分析2008年春季报告，在这个报告当中说到高层需要防产能过剩，大家有什么看法？
刘芳：中国经济现在想呼吁一个比较微妙的境地。在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历史上，在20世纪的上半叶，差不多20年代到30年代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遇到了一个滞胀的现象，就是指通货膨胀很高但是经济增长却很低。社科院发布这样的春季报告只是没有用这样的字眼而已，但是说的就是这样的事情，一方面我们产能过剩，经济发展一定会停滞，但另一方面通货膨胀非常高。这是生产领域里的现象和货币领域里的现象的集中体现。
当前中国经济确实是需要防范这样的现象发生，一旦这样的经济状况出现的时候就不是政府通过刺激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可以将经济印象这样的发展趋势当中，可能就会很难，所以凯恩斯的国家干预里面在滞胀面前是遭遇了失败，首先通货膨胀的现象一定要压下去，在此基础上把过剩问题正视它。
话题六：金晶事迹入选高校思想政治课
孔同：我们来看下面的一条文教新闻，最近轮椅天使金晶成为大众的榜样，她的事迹也入选了高校的思想政治课。
支玲琳：金晶为什么能够感动我们，因为她虽然身体残缺，但是却以顽强的意志在和藏独分子做斗争，所以她才能成为大家认为最美的女孩。我也注意到，金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很多记者想用一些高大全的东西去引导她，希望金晶说出一些很崇高的东西。但金晶很平实，她说，换了谁都会那么做的，那会儿她没想那么多。金晶感动了这么多人，其实是出于一种真善美，是人性的一种东西在感动我们。
金晶入选高校政治课能引起这么多人感情共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不要把金晶无限拔高，像当年宣传查文红的时候，最后甚至到高校做宣讲团，还编了戏曲来演唱。这样就会让大家腻味。
刘芳：金晶事迹入选高校思想政治课有两个点可以讲一讲，第一个是金晶本人，还有一个是思想政治课，这是两个新闻眼。
金晶这个人我看到过她，也来过报社做客，这个女孩不仅很美，而且她人格很健全，虽然她的身体是有残缺的但是人格很健全，以至于才会流露出那么美的一面。她的美不仅仅是在遇到藏独分子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勇敢顽强，更重要的是她在之后似乎已经红了之后表现出来的一种素质，她就是非常看淡这件事情，有记者曾经问她，你未来的生活会怎么样，她说我绝对不会因为这个事情作为我人生一笔的收入一样去经营它，我要过我平凡的日子。从这个例子来看，不仅仅是她人格比较高尚，她还是一个很成熟的女孩子，她对于人生，对于自己，对于整个社会，有自己的人生观，而且她的意志很坚强。在这种种因素的影响下，她成为这样美丽的一个金晶。
这样的金晶要入选思想政治教育课，我觉得就要谈谈思想政治教育课。好象新闻里说道说到思想政治教育课缺乏教材，把金晶这样一个人作为教材放在里面是不是合适。我觉得太合适了。我们过去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容易犯抽象的毛病，比如我们要树立崇高的、伟大的共同理想，我们要有共产主义志向，这些都是对的，但是对于小孩子来说，对他们来说无疑是有隔膜的。而号召向金晶学习，不仅仅是学她爱国，不仅仅学她勇敢，而重要的是学习她是如何变得顽强，如何变得完整，整个人格变得如何完整的。她对世界的看法已经超脱了一般小女孩的看法。我们也有些奥运明星好象，一旦成名之后对于一种名气就不太能正确处理，以至于出现非常不合适的说法。说到底我不认为从品德上质疑这些运动员，更多是他们还不成熟，还太幼稚，把名气、把很多和他没有关系的东西看得太重。而金晶不是这样的。
我想起了最近编辑过的一篇稿子，中国年轻人现在最缺乏的不是任何东西，不是道德层面的教育，而恰恰是我们的素养不够，我们对待这个世界，我们世界观的建成上，我们的人文素养不足，以至于心态比较浮躁。而我觉得，金晶确实是弥补了这样一个缺失，或者说给我们树立了一个这样的标杆，所以思想政治课上学习金晶是非常有意义的。
支玲琳：其实我觉得金晶与其入选思想政治课，倒不如入选德育或者美育课更为合适。
刘芳：我觉得不管这个课标以什么样的名字，关键是让年轻人从她身上学习什么。
孔同：但是我也很担心，有时候这个人物一旦进入这个课程，可能就和这个人物原先的形象有些脱节，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情况不要发生。
话题七：《三字经》重修引热议
孔同：我们来看下面的一条新闻是传承经典还是践踏古籍，《三字经》最近在宁波的鄞州区进行了一次重新修订，而这次重新修订调整的地方一共有49处，没有超过10%。但有强调封建色彩的部分被剔除，同时将叙史的部分延至辛亥革命，很快就要出版发行了，很多人质疑到底有没有必要进行这样的修订。
支玲琳：刘老师已经当妈妈了，你会不会给儿子看修订后的新《三字经》？
刘芳：幸亏这个新《三字经》只不过是宁波一个区的做法，还没有普及到我们这里。我的孩子很小，还没有让他念到《三字经》。但是关于《三字经》应该以怎样的形式跟我们未来的下一代见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引发思考的事情。过去我们总是说，对于历史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不久前，作家张贤亮曾经说过这样的一些话：历史其实没有什么精华和糟粕之分，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要接受历史的全部，历史就是这样的，精华在那儿，糟粕也在那儿，我们需要的是怎样看待它，然后去承认它。说到糟粕，比如《三字经》里有很多强烈封建色彩的东西被删掉，到底什么是糟粕呢？过去说我们妇女缠脚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是糟粕，但是张贤亮举例说，现在有很多的女性拼命减肥和隆胸，这也是糟粕。这是一个时代的现象，我们看当时那个年代觉得他们封建，但是它有它的历史性的，而我们今天的精华的东西放到百年之后，我们的后代可能也认为是一种糟粕或者不健康的东西。我们是不是要否认曾经存在过的文化？
孔同：这个历史总是要符合当下的时代潮流的，所以总是要根据这个时代的潮流判断过去是哪些东西对的，而哪些东西是不对的。
刘芳：这种心态就是不对的，其实历史已经发生过，我们可以去评判它，但是我们不可以否认它曾经存在。什么叫对，什么叫错的都是有时限性的。就像你今天认为是错的东西，也许在100年后是有价值的，比如裹小脚的女人就是糟粕文化的受害者，但是这种文化是不是就没有任何价值也未必，也许会产生另一种层面我们没有想象得到文化层面的出现，而那种东西又会演化成精华的东西。所以经常说这个是糟粕那个是精华，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更何况《三字经》已经流传了上千年的时间，对于它这样的东西我们如果是仅仅根据现人的心态割舍它无疑是不理智的，以现代的时代价值教育你的后代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去删掉它。
孔同：会不会有一些人担心，小孩子自己去读就不太理解当中的含义。
刘芳：我们从小就接受高大全理念的熏陶，但是我们小孩子是不是就应该把这些东西当成自己人格的一部分？小孩子朗诵这些东西都是父母的要求，父母觉得应该多一些传统文化。但读进去是不是理解，或者理解了之后是不是把这些作为自己人生的座右铭，这都是不一定的事情。既然有这么多的不一定，又何必有那么多的担忧。
支玲琳：应该把完完整整的《三字经》给小孩子读，而不是事先搞一个清洁版给小孩子看，就像我小时候在读《红楼梦》的时候我甚至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我甚至会觉得林黛玉不够可爱。当然有人就说，道家在里面看到淫，所以从道家的角度来看《红楼梦》是不健康的，小孩也是不能读的，应该把选择权交给孩子。
刘芳：换句话说，谁有这样的权利来界定清洁和不清洁之分，或者清洁到哪个程度。
孔同：父母到底有没有权利？
刘芳：父母往往没有这样的权利，父母往往认为孩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实际上孩子是每一个独立个体，应该尊重他去了解世界的权利。
孔同：但是总也会告诉他一些你可以去读这个或者不去读那个。
支玲琳：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很多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老师，一般到高中的时候会特别紧张男孩子，甚至我当年在学校的时候还被老师委派做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搜男同学的课桌，看看是不是有一些不健康的书，有些东西越不让他看，他越会看，通过一种正常的途径让他看会更好，他自己会取舍的。
刘芳：我觉得这刚好涉及到我们接下去想讲的这个新闻。广州一中学的学生在作文里写了爱情的主题，同学们认为他文笔优美，但是老师给的评语是“内容不健康，思想低速”。一篇爱情作文健康与否，如果放在中国或者放在过去，无疑是大逆不道的，放在现在就是非常人性的，美妙的文字描述情窦初开，这是多么宝贵阿。
孔同：老师的评语很引人深思。
刘芳：所以老师有没有这样的权利，如果看透了之后，你就明白了，《三字经》同样不应该被人这么随便的修改。
支玲琳：谁有权利说它不健康，这是在中国教学当中的范例。之前《报刊文摘》登了一篇文章，说有一名中国的高中生作为交流学生到美国读一年高中，他去那边上学没有几天就遇到了一件很尴尬的事情，有一节生理卫生课，老师给他们的布置任务，用一节课的时间要写一下你们有没有梦想过和你们的爱人在一起。他们这些同学很快就写了放在前面的盒子里，但中国学生觉得不好意思，他交了一个白卷。有男学生写了我梦想和我喜欢的女孩在一起谈恋爱是什么情景，然后女孩子也写了，后来老师还让男生读女生的文章，让女生读男生的文章，老师最后说，男孩子和女孩子对感情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这样就作为一个引导，我觉得这是一个多大的反差。
刘芳：而且我们必须要知道，他们做这些事情绝对没有任何玩笑的成分，他们是非常认真的在讨论人类的情感。
孔同：我很担心，如果有中学教师在我们中国学校里这么教的话，可能会有人说这个老师“诲淫诲盗”。
话题八：“撞伤不如撞死”，可怕的“潜规则的”背后
孔同：好我们来看下面的一条新闻。“撞伤不如撞死”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潜规则，最近在贵州省有个驾驶员开车撞伤路人之后，不但不采取措施及时的进行抢救，而是在犹豫了一下以后加大油门再次的对受害人进行一个碾压，最后造成了路人死亡。我听支玲琳说起过这种事挺多的。
支玲琳：对，这是挺残忍的，我也听说过周围有过这样的事情。
有驾驶员在撞人后不会立刻采取救援措施，反而加大油门把这个人撞死为止。这是因为有驾驶员觉得，如果这个人最后被撞成瘫痪或者植物人了，每天医药费再加上一笔不菲的赔偿费用，驾驶员整个人生就完了。但是如果把这个人撞死了，顶多告上法庭，赔一笔就了事了。所以是一了百了，会省了很多的事。这太没人性了，不仅是因为人性的沦丧，是不是还有制度上缺乏规范的地方。
刘芳：说到底制度上是不存在缺憾的，什么叫撞伤不如撞死？很显然把撞倒后的受害者再碾压一次，这不是意外事故，是谋杀。谋杀当然得判以谋杀犯的罪，所以对他来说撞伤和撞死哪个合算？只要证据确凿，再次碾压致死的话谋杀罪就会成立，这个人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关键还是这些人怎么会这样去想事情，怎么会这样去做。确实刚刚支玲琳说出了这样的道理。法律应该严惩这些人，司法机关要有足够的能力去查清真相。
话题九：逾半青年认为婚姻需要“门当户对”
孔同：好，我们接下来看最后一条新闻。最近有个流行语，叫做“凤凰男”，它是从《新结婚时代》和《双面胶》播出以后开始火起来的。这两部电视剧的主题都是富家女和穷小子的故事。有人就问了，门不当户不对，婚姻会幸福吗？
刘芳：我觉得这事情确实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社会学命题。“门当户对”这是个非常古老的话题，但是在现实当中确实折磨着很多的人。两个人生活背景不一样，他们结婚生活在一起，开始是爱情支持他们在一起，后来爱情没有了，靠的彼此是不是能合得来，什么东西能合得来，肯定是门当户对能合得来，共同的文化，共同的理念，一方水土一方人，他们相对之间的共同点会多一点。而门不当户不对的人恰恰就开始要面临这么多的折磨，我相信很多已婚人士都会有这方面深深的感悟，尤其在上海这样的移民城市，结婚双方来自于不同的地域。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感觉，我本人有这样的感觉。所以从婚姻双方来看，“门当户对”在结婚前不重要，结婚后是一个不小的障碍。但是一直有个说法，从生理学上来说或者从遗传学上来说，两个地域相差很远的人结合在一起之后，他们的子女可能会很优秀。
孔同：你说的门对指的是不同地域。
刘芳：我们说的门当户对一个是阶层，也指一个是地域。地域也很重要，其实地域它的影响性绝不比阶层来得小。所谓阶层，比如一个博士女跟一个初中男在一起八成会痛苦，但是地域也有很大的问题，一个东北人和一个上海人由于地域影响文化不一样结合在一起，婚后或许会发现有很多问题。
支玲琳：这就是《新结婚时代》里面说的，你不是嫁给一个人，而是嫁给一个家族。
刘芳：甚至是嫁给一个地域，你要和当地的文化进行一次结婚。
孔同：如果这么说的话，中国人和外国人没法结婚了。
刘芳：中国人和外国人确实有很多结婚了，最后也克服了门不当户不对这样的事情一直走下去，但是好象很多最后还是崩了，就是有这样的因素在作怪。当然对于孩子真的是蛮好的，一个孩子如果有一个东北的爸爸，有一个水乡的妈妈，这个小孩除了遗传学上可能会携两人之长处，而且对于这两地文化都会有了解，然后他就会成为融合这两者文化于一身优秀品质的小孩。所以门不当户不对对你带来烦恼，也许给你的下一代带来好处。
支玲琳：虽然有风险，但值得尝试。
刘芳：所以没有一件事情是有绝对的好和绝对的不好。
孔同：《中国青年报》做过一个调查，有超过半数的青年都认为婚姻需要门当户对，但是关于这个门当户对到底包含着什么样的意思，可能不同的时代也会有不同的见解和看法，那现在这个时代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门当户对？
刘芳：时代确实不一样，跟封建社会所说的门当户对确实不一样。
孔同：我知道，印度曾经有个时期贵族如果碰一下最低等的人，手都得砍了。
刘芳：现在的时代显然没有这样的阶级划分，但是客观上还是有区别人还是有阶层划分。我刚刚提到的地域方面的文化很难融合，其次的话就大家文化素质不一样也难融合，还有你的世界观也会不一样。因为你的父母给予了你很多，你的家族给予了你很多，所以这也是一种门户之间的来由。
孔同：好的，“门当户对”说完之后，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的《内容工场》，我们下期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