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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孔同
评论员： 李光一 刘芳 支玲琳
孔同：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这一期的解放网《内容工场》。我是孔同，坐在我身边的三位是李光一老师，刘芳老师和支玲琳小姐，今天《内容工场》当中和大家回顾一下过去一周发生新闻。
最近有一条新闻，有关部门出来作了回应。因为在今年两会期间，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就说，我国现在很多粮库都是空的。但最近国家粮食局的研究员就声称，根据调查发现袁隆平说的情况并不属实，袁隆平说的那些可能只是个案。两方意见不一，对此我们三位嘉宾有什么样的看法？
支玲琳：我之前刚刚做了一篇关于粮价的调查。最近世界粮价普涨，很自然大家会联想到国内的粮食安全问题，为了回应读者的疑问。我们向有关专家了解了一下当天中国粮食储备是怎样的，他给我的答复是这样的，国家到底有储备粮这是国家机密，没有任何有关部门公开过这样的数字。
但是我在做之前采访准备的时候也看到，不仅仅是袁隆平说中央储备粮有问题，包括《21世纪经济报道》也采访到了相关人士，说最近到安徽当涂去发现很多粮库都是空仓。1998年5月份的时候，时任国家总理朱镕基曾经到安徽南岭视察，据说当地的粮食库存只有1700吨，但是为了瞒报连夜从其他粮库调了很多的粮过来，填充了1.5万吨的粮食。对堂堂的国家总理都敢瞒报。
这次国家粮食局的出来辟这个谣，他们是不是自己真的清楚我们有多少储备粮我有疑问。
刘芳：关于这个粮价问题，我没有做过调查，我也不知道各地的粮仓到底是满的还是空的，不知道各位在家是不是经常买米。如果你们不买米可能对市场上的情况就没有切身的感受，我也是不负责买米的。但是我最近听我们家老人谈起了对买米的经历，让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感性的认识。我先生老是让我公公去储备几袋粮，因为国际粮价到处都会涨，感觉粮荒会出现，但是我公公就坚持说不会涨，他在买米的时候小商贩告诉他，可能粮价会反应一点的情况，但基本还是会保持在这个价格上，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小商贩又说下个月你以这样的价钱就吃不到这样的米了，他说以这样的价钱就只能买到陈化粮了，小商贩说那样的粮要多少有多少，就是不好吃看你要不要。
从这个角度来看市场价格并没有反应出往上涨的意思，很大程度上就是粮仓里的粮食在抑制这个价格的上涨，未来情况很可能是价格不会上涨，但是老百姓吃的米的质量会大幅度的下降，我从这个角度来看，至少目前市场上的价格没有体现出中国有粮食危机。
孔同：听你这一番话的意思就是小商贩认为粮库里面还是有粮的？
刘芳：对的，是不是新鲜的粮能让每个人都吃饱就未必了。
李光一：袁隆平作为杂交水稻之父关心粮食也是非常正常的。
温总理在参加湄公河一个会议上讲了一段关于粮食的话，引用了毛泽东以前一句名言，叫做“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就是告诉大家中国粮食问题基本可以靠中国自己来解决，不会引起大的波动。
现在我比较诧异的是我们出来讲话的人不是一个新闻发言人，居然是一位研究人员，我认为他话语权不够。当然我觉得温总理作为中国最大的发言人，已经向全世界做了一次宣布，我觉得是非常放心的，但是以后碰到这种问题很多人就不要讲话，你的位置不够就不要讲话，因为这个是民生问题，民以食为天。
刘芳：这不是发言人本身的问题，是我们听众怎么解读的问题，他说这个话你说他不够份量，但是不代表就没有权利说这个话，因为他们做过这样的调研。
李光一：粮食问题对中国来讲不是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是涉及到国家稳定的问题。
支玲琳：有一个俗语叫“粮价涨，百价涨”，就是说粮价上涨可能会蔓延到各个经济领域，会由下游蔓延到上游，粮食从根本上说还是经济问题。
李光一：粮价问题对中国来讲绝对是一个政治安定问题，不然毛泽东不会这么说的。
孔同：李老师，我挺担心的现在可能会有一些记者会说，按您这个意思，以后凡是关于政治问题一般性的人都不要出来回答问题，记者就采访不到了。
刘芳：李老师这番言论标准就是不符合当代言论开放的思潮，作为记者我坚决抵制您的言论。
李光一：我本身也是记者，我就不愿意采访这种人。
孔同：看来李老师说我非得采访到最官方的人，其他一般人我是不采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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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同：我们来看下面一条新闻。下面一条新闻跟言论自由有很大的关系。最近在广东省邀请了很多的网友到省委去进行谈话，来问问这些网友对于广州有什么样的看法。对这样的一条新闻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有什么样的看法？
刘芳：我刚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觉得很奇怪。请了数十位网民？我想请问在座各位谁不是网民，很多人都是网民，网民这个字眼就是一个形式意义上的而已。
但是我后来又了解了它的内幕，广东是改革开放很前沿的地方，思想非常解放的地方。最近有了一波关于解放思想热潮的讨论，在这个过程当中媒体表现出相当开放的姿态，包括这十位网民其中有两位写出了“岭南十拍”这样一个网络言论，就是对于岭南这个地方政府的做法写出了十条的意见，以拍砖的形式来拍汪洋的砖，就是这样的形式受到了汪洋的圈阅而且倍受好评，这个姿态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以往，言论似乎都是一定层面的人才可以说的，网民能参与，无论多么热闹也许仅仅是自说自话并没有很多的高层能产生回应。但是恰恰在广州，在解放思想的大潮当中，“岭南十拍”这样的文章出现了，而汪洋又表现出非常积极的姿态对此进行回应，不仅如此在实后又把网民请到了坐上来进行对接，这个意义是非常之显著。上海不是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地方，可能属于一个中间地带的地方，我们看到那一块的风潮对我们来说是有很多启发意义的。
孔同：汪洋说了这样一段话也是很有意思的，“过去网上华山论剑，今天珠岛会面拍砖，欢迎大家”，这句话感觉就有一个挺开放的心态。
支玲琳：很多地方尤其是比较一线的所谓国际大都市都有一个每年惯例的市长咨询会，我们作为记者也有参加过。他们经常请一些精英人士和城市学家来，我们和市政府的发展研究中心也有过探讨，他们每次邀请专家时都很伤脑筋，每次邀请来的专家就几张熟面孔。这样开咨询会到底能得到多少好的意见？
事实上我觉得真正的智慧应该是蕴藏着民众之中的，不仅仅是刚刚刘老师写的写“岭南十拍”的作者。在广东敢于拍砖的这些网友这个做法无疑是值得肯定的，真正的大智慧蕴藏着民众之中。包括像深圳，其实在两三年前深圳发展到一定的时候面临发展的困惑，当时就有网友写了一篇有名的文章后来还出书了，《深圳，今夜谁将你遗忘？》。网友不仅仅是关注个人，也很关注这个城市发展的脉动。
孔同：其实也不是网友，应该是我们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会关心社会上的发展，李老师怎么看？
李光一：这个事情是一个指标性的意义，没有实体性的意义，现在广东正好汪书记作出这个举动以后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当然要吸收很多的言论。
我们从全世界发展来看，所有的重大举措都不会是个人来完成的，恐怕还是要有一个机构，有一拨人来完成的。所以现在西方比较讲究思想库、智库。汪书记这个动作无疑给我们体制内的人做了一次很大的展示，我们专门搞研究的、专门搞发展的，你们为什么没有拿出“岭南十拍”？
刚刚两位说到深圳。深圳最近打给中央的报告，这个是香港《文汇报》有报道，他们拿出一个河套地区，在香港和深圳附近有个河套地区，它们要拿出来做一个资本项目下的全流通的小特区，然后要把这个管辖权让给香港政府。这个已经引起深圳很大的争议。这个说明我们很多主事者在推动新一波发展的情况下很少从内身角度来思考，还是问中央要政策，汪书记给我们的信号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性的信号，但是整个社会的发展一定不是一两个人拍砖拍出来的，一定是要有一个智库和思想库，所以我觉得指标性意义大于实体性。
刘芳：其实在广东这一带解放思想的大潮当中确实引发了整个社会的解读，包括全中国的解读，其实我们一直在观察这样的现象，它意味着什么。刚刚李老师说一波改革绝不是由一两个人决定的，但我恰恰认为这一两个人是这一波暗流涌动中的突破口，从这两个人身上出来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在过去经济体制改革都很前卫，但是社会和政治领域的改革相对滞后，很多人在解读是不是要在广东这一块这方面改革的实验区在进行突破。汪洋这样的个性官员，在全中国省级干部表现出来了意气风发的姿态非常与众不同，而且敢于说要大家大胆的解放思想、特别是在思想领域禁区突破的话，则会是非常有一种实验区性格的。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去解读，刚才李老师说的是从经济领域里面，但是我觉得政治领域里面或者言路开放里面来进行一波解读也是很有意义的，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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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同：好的，接下来来看这样一条新闻，最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时候提出我国的经济形势要比我们预想的更好一些，对此我们三位嘉宾有什么样的看法？
支玲琳：我看到这个上面写到，温总理也列举了一些经济形势比预想要好的证据，比如外贸顺差过大、投资增长过快这些矛盾都有所缓解。外贸顺差过大这个和美元贬值应该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外汇储备有很大的贬值。这个上面还讲到要防止中国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已经觉得我们的生活用品、我们的房价什么都在涨，好象感觉到现在已经是一个明显通货膨胀，不知道这个中间的分界点在哪里。
刘芳：毫无疑问温家宝说出经济形势比预想的要好，着重点主要是在于此前一轮宏观调控政策确实在朝着他们想象的方向发展。很显然过去是过热了，现在投资增长下来了，货币投放控制住了，外贸顺差也下来了，这是符合宏观调控趋向的。
我们国家一贯会有一个问题，一收就紧，一放就松，就是说永远出现调控过头的现象，我现在深深担忧的是我们经济在朝着宏观调控方向发展会不会走到矫枉过正的地步，因为现在已经有证据在表明，比如现在的广交会出现交易冷清的状况，这恐怕是在中国近十几年，二十年外贸形势非常好的情况下出现极为稀罕的事情。
支玲琳：我也看到这条新闻，很多出口企业甚至一个单都没有拿到。
刘芳：这很显然我们国家的外贸顺差太大了，要回调一下，是不是人民币不断升值我们的外贸优势已经丧失了？这个丧失的程度究竟在哪里？有多少出口商为此会倒闭？这个情况还没有做过进一步的调研，但是从广交会上出现的信号感觉外贸这方面形势是非常严峻的，我们是一个外贸利国的国家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看到消费者信心的问题，好象最近有一个对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人的信心相对于其他的周边国家要远远高出很多，有超过94%的内地受访者相信明天会更好，而日本只有45%，新加坡只有66%。民众的信心和温总理似乎是一致。但是我有担忧，我们国家从改革开放30年来每年GDP增长速度都是两位数的，我今年30多岁，在我记忆当中中国经济从来没有不好的时候，哪怕97、9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也是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哪怕增长速度慢一点7%总是有的，而周边国家1%、2%，能有增长就很不错了。对于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我们国家从来没有经济不好的印象。
孔同：或许好几十年我们都不知道经济不好是什么样的概念。
刘芳：对，因为一直在发展，但是经济发展是有规律性的，你属于一个后发追赶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经济起飞高速增长的过程，但是并不是这个过程会无限制的蔓延下去，像日本、东南亚、四小龙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但是最后总是在一个结点上平缓下来。所以现在当前中国经济遇到的一些问题，无论是股市表现出来的拦腰一斩，还是楼市表现出来资金链断裂的消息，以及通货膨胀在高位运行我是有一点担心的，尤其重要的是外贸出口表现出来的几十年罕见的冷清，是不是预示着我们经济正在经历一个拐点，这个拐点就是宏观调控所希望达到的。如果一旦滑得很厉害的话消费者信心完全不能说明问题，说明的只是对经济下落情况的疏远，因为太多年没有碰到。
我想提醒大家的是经济发展并不是永远像中国前30年所经历这样一直涨下去，一旦出现下滑或者停滞的状态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我们应该要做好相当大的心理准备。
支玲琳：而且似乎是没有做好相当大的心理准备，而且现在客观上形势确实不是很好，我看到这一条新闻，说是有30%的中小企业在两年内要消失，有60%的中小企业在未来5年内要消失。这意味着在上海有很大程度的就业人口是由私营企业吸收掉的，如果我们的小企业要趋于消亡的话，意味着将来就业形式也不好，意味着很多人荷包里面没有钱，那么这个信心又何来。
李光一：一般老百姓的信心不是长远的，是当下的反应。大家可以从股市上看，我们《内容工场》开到今天也是伴随着中国股市从3、4千点到6124点，刘芳小姐曾经提出过预警的信号，当时提出来估计99%的股民是不会相信的，说这句话到今天没有半年的时间。今天中国股市3千点以后可能可以看到3万点，我现在这么说估计99%的人也不会相信的。所以我非常赞同刚才两位说的，中国经济是不是已经面临一个从两位数高增长会走向一个缓增长的拐点，是不是今年或者明年会出现？我觉得非常重要，这个拐点出现以后经济高速发展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现在也不知道，至少我们的股市是一个自由落体在着陆，从6千点到3千点一共才花了半年不到。
经济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没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是希望把经济搞坏的，所以经济是有内在运行的规律，我们可以背周期而运作，但不可能长期来背离这个规律的，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是改革开放30年来很少碰到的错综复杂经济的前景，这个要引起各位的关注。
刘芳：温总理说这番话之前不久曾经说过2008年是中国经济面临最大挑战的一年，我觉得他说这个话是非常清醒理智的。我们看美国，曾经有一段时间也美国经济也是一个奇迹，能经历过十年增长而没有衰弱的迹象，这在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确实是一个奇迹，好象突破了周期的理论。它也恰恰是在2007年当次贷危机迸发的时候2008年就进入了衰退，就是说这个时间过去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明在经济相当繁荣的国家是有可能被一些小细微末节上的问题所绑架的，这些小细微末节问题可以酝酿出大的灾难。美国的经济即便是知识经济时代完全是可以被房地产市场所绑架的。
而我们国家也深信房地产只涨不跌的命题，但是事实上由最近任志强所说出来的关于资金链断裂的时候肯定是“银行先死，房地产商后死”。作为一个非常乐观的人士认为房价只会涨不会跌，但今天说出死这个话，说明银行资金链也是在这里面被房地产所绑架的，更何况中国的出口也是中国经济非常重要的指标性的东西，中国可以被房地产绑架，也绝对可以被外贸出口绑架。恰恰这两个问题上是可以出现扭转乾坤的兆头，可能救市本身并不是什么好事情，但是扭转消费者的信心扭转很多人的预期是非常重要的。
孔同：假如说经济真的是有下滑的迹象，作为老百姓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刘芳：老百姓就是一个时代命运中非常微观的尘埃，基本是被动接受，这个在专业层面领域是对于大势的观察或者对于决策者提出一种预警，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创业阶层。现在很多人在网上会开一些小店，别以为这不是外贸，这也是外贸，会把国内的货源组织出去到国外，他们会因为币值的变化利润没有了，而导致破产，而中国家恰是非常微观的破产会导致中国经济出现下行的兆头。
支玲琳：感觉大家都没有准备好，最近在建设部很多的会议上，很多网友隐隐听出了悲观的论调，认为我们的政策层是不是已经放弃了房产调控了，而且历次对于希望达到的调控目标希望房价要降是不可能的，是要平稳的增长，如果降不下来的话我们能不能做好准备，包括政策层，包括老百姓，手里有房的都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刘芳：最近在博鳌论坛上经济学家樊纲说过一句话，意思是现在人们普遍的想法是政府能为经济做些什么，你没有想到在面对这样大的经济体你以为的政策实际上并不是以政策而能左右的市场，政府出台什么是否能够挽救这个市场其实是非常悲观的，我们政府也许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就刚刚你说的是不是政府放弃，很大程度上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李光一：市场经济到了一定的规模，到了一定的成熟度行政干预是很难的，行政干预可以稍稍改变一下，但是总体趋势改变不了，该发生的事情不能让它不发生，与其这么乱动作还不如不动作。
我也注意到最近的出口问题，广交会以前是中国出口的一个窗口，这次出现了有的纺织服装、玩具企业连一张单子都没有。作为一个媒体从业人员我觉得有一种担心，就站在老板的角度讲，今天没有一个单子工人还是要养的，不会轻易的把工人赶回去，厂房、设备都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有可能有五年的积累可能三个月，半年就吃完了，以后怎么办？而且这种东西会产生一种恶性的循环，第一单没有，就要把价格压低，然后人民币又在升值，现在就有人提出人民币升值从一月到四月是不是快了一点，面对外贸的情况下人民币是不是不要升值了，如果站在央行的角度来看每个月生产这么多总是要买回来，但是很多种小企业主连单子都没有，人民币太贵了，能不能退回到8，退回到9，我觉得政府假定为一个人的话，当面临这么多对冲的矛盾放在他面前，保住了右手，可能伤了左手，保住了左右手可能伤了脚。
刘芳：对于政府近期的做法我是非常支持的，对于最近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中国经济必然要面对的坎，我觉得中国跟日本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当年的日本是一个外贸利国的国家，同期内需是非常有限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完全到位了。经济学家用一个词叫市场出清，就是说所有的劳动力已经各就各位了，没有更多需要转移的过程。而中国不一样，中国很多的劳动力还没有进入到完全城市化过程当中，城市化的进程也相对的不完善，我们的机会在于我们要把原先的一个外贸利国政策转向到未来的内需利国。这也是早在十年前就在呼喊的政策，但是一直到都没有出现实质性的改变。而这次由于人民币大幅的升值，中国经济必然向这个方向发展，以后更多的是要把货卖给自己，而不是卖给外国人，这就指望我们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之后收入慢慢出现增长，中国这个级差经济现象已经出现了，上海可能是更高一点，中部省份低一点，完全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经济比较良性的循环。
关键问题是，我们的农村劳动力往城市转移的过程当中很多政策还是不支持的，也就造成了大批的农民工群体没有办法完全融入城市，所以经济发展内在的稳定性是不健全的，一旦我们的政策在这方面做出比较好的匹配，让这群人能够在城市化的过程当中真正实现由农村人向城市人转变，收入有稳定上涨预期的话中国完全可以摆脱一个外贸利国而走向内需利国的政策，所以从长期看我们只要过了这个坎我们的经济还是长期看好的，关键就是能不能过这个坎，这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孔同：很多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如果真正把所有的农村人口解放出来进入城市的话会不会也会影响到我们国家？
刘芳：这跟农业大国没有关系，像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农业大国，但是美国的农村人口是很低的，农业大国的意义就是你的农产量还是很高的，但是什么样的人去从事它，如果一个人可以管一个农场，应该是让更多的农民从乡土当中转移到城市来，让高科技的手段来经营田地，这样的亩产增值量也会很高。当局应该认识到这是一个趋势。
我们必然走向从过去的外贸利国到内需利国的方向，在这个当中要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来支持这样的转变，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保证我们的城市农民工有稳定的居所能够享有跟城市同样的待遇，使他们这波转移不会出现，来几年再回去几年的情况，这样城市化的进程实际上是伪城市化的进程。
孔同：今天我也看到有一条新闻说有人认为，北京户口可以值到十万块钱，可以拿它去抵十万年薪。
刘芳：对，可见户口还是很重要的。
李光一：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的保障，我们国家储蓄比美国人高很多，关键就是很多保障系统没有配套。很多事情都是由政府买单的话，我相信这个储蓄率会下降。你的钱可以用来消费，中国人多穿一件衬衣就是13亿件衬衣。刚才刘小姐提出我们一定要把经济增长的模式依靠外贸为主慢慢由消费为主。我们本身是一个很长的市场，这点外国人比我们看得还透彻，很多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就是看中这个大的市场，如果中国这个市场没有13亿人口，只有1.3亿或者只有像上海这样常驻户口只有1300万人口，很多外国人没有这么大的兴趣，说白了市场是第一位的。
孔同：我听说过一些国际大品牌原先来中国之前都挺没信心的，觉得中国人是不是挺穷的买不起我这个大品牌，结果来了以后才发现其实卖的可能比在很多国家都要好，因为这个市场是比较大的，哪怕这个市场当中有很少部分的人有钱的话，这部分人也是可以带动这个市场的。
支玲琳：这就是刚刚说的消费极差，就是说中国有极富阶层可以消费得起LV、PRADA这样的奢侈品牌。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08年对中国经济来说是非常微妙的一年，中国经济要实现转型这是大势所趋，我当然支持宏观调控，但是宏观调控政策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有缓冲期，我们现在对于大量出口企业的优惠政策都已经取消掉了，但现在又恰逢人民币升值速度相当之快，这样就导致很多的出口企业来不及应对，原先的优惠取消了，现在又面临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是不是有一些补贴或者其他的政策，如果这些小企业都死了的话，对整个中国经济来讲肯定是没有好处的。
李光一：市场经济的残酷性就是，通过每一波的调整要死一部分小企业，这些小企业本身就缺乏适应力。就拿上海来说，上海改革开放30年来两个行业调整是最惨烈的一个是纺织行业还有一个是仪表行业，非常惨烈，惨烈到今天上海已经拿不出自己的品牌了。
支玲琳：纺织行业和仪表行业都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是必然的，但是中小企业私营企业恰恰是整个中国经济的活力所在。
李光一：理论上来讲我是很赞成你这个意见的，中小企业是最有经济活力的企业，但是市场经济每一次调整确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方面呼吁政府要有所保护，但是政府能保护的也保护不了更多，只能通过每一次惨烈的变化来组合这个产业。
刘芳：其实经济这个词听起来非常的高深莫测，似乎能够左右中国经济的只是专家、经济学家和温总理这样的高层决策人物。但这是一个误区，经济和每个人、和整个民族都是相关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好不好是看于身在其中一粒粒尘埃自身的素质怎么样，能不能随机应变，根据经济的发展随时调整自己的发展趋向。中国国民素质好的话我相信可能会更快的适应。一方面在初期的时候我们似乎除了观望我们不知道什么，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要放弃希望，如果有创造力它发挥出来，根据大势及时作出调整。比如说卖给美国不好卖了，是不是可以卖给西部的农民，这个完全可以进行调整的。而如果政策一直是在外贸这方面进行保护的话再过几十年中国也会这样，而且事实已经看到，无论是国际形势还是中国的货币流通情况已经不允许我们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身为普通的民众观察大势的同时及时调整自己的经济策略也是很必要的。
孔同：好的，我在你们刚才说前面一段的时候我感觉大势不妙，也是觉得对未来没有信心，现在我还是觉得明天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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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同：我们来看下面一条新闻，最近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高菊兰在发布会上就透露，上海将会制定一个以房养老的新模式，有望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初推出这样的模式，对此很多人都认为以后的养老是不靠子女是靠房子了。
刘芳：我在美国曾经考察过美国的养老市场，我当时看了之后觉得这么好的模式怎么没有被中国引用过来，就是在美国一些比较好的地方，风景非常优美的地方有一个老人村，这个级别是相当高的，有点五星级宾馆的设施，当然是美国当地比较富有的，我了解了一下并不是需要你有很多钱，基本上你是一个蓝领工人就可以支付的，买它这里的房子就可以签一个合同到你死的时候这个房子是归养老村，在这个过程当中50岁的时候只要有生活能力享有公寓房，等你病了，剩下你一个人的时候这个房子就给你住，而当你丧失生活能力的时候就会给你医护，包括了医疗，住房，饮食，娱乐全部包括，但是死之后这个房子就归养老村，以这样的模式实现养老过程，但是上海似乎还不太一样，最后这个房子值多少钱还会退给你，美国那样的政策更有一点保险的性质，而在上海这一块是比较一致的。
支玲琳：真的能做到像您说的那么好的话，很多老人是很愿意接受这样的模式的，大家很多人对这个政策有质疑，中国老百姓很可怜，60岁前人养房，60岁后房养人，到最后房子是归政府的。
养老不仅仅是一个钱的问题，关键是各方面的医疗保障的问题。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上海5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出现负增长了，现在对于上海来说老龄化是要面临比较严峻的问题。
孔同：中国人的观念和想法可能和美国人有一点不一样，会不会很多的中国人在想这个房子还得留着给我的子女，还有多少遗产给子女。
李光一：这个方案推出来不会是一个个案？我们要改变中国人长期的养老思维，以前中国人是养儿防老，像我作为丁克家庭没有这样的问题，我到老了以后必然选择这样的问题，我买房以后到我60岁退休以后按揭完成就希望卖掉，来进行养老。
上海现在出现劳动力的负增长，19周岁以上50周岁以下的人都出现负增长，这是西欧最发达的社会才会出现的信号，上海老龄化城市最大的特点，上海的养老机构是不够的，有人统计全上海老年人要住养老院很多不愿意住，能住的是少数人，全上海养老院的病床只能安排65岁以上的5%，95%的人只能在家里，所以是提倡居家养老。第二我们很多老年人有房，很多房子还是要给子女的，子女可能收入弱一点的还会出现啃老族，这个政策是所有养老选项当中的一种，而不是唯一的一种，我们要学会多种思维，可以在家里养，也可以在养老院去养，也可以自己养，也可以请人养，这个对丁克家庭是首选方案。
支玲琳：像我们这种80后的一代作为国家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的一代人，子女是在大城市工作，定居的，但是父母还在老家，将来父母的养老问题也是很大的问题。如果说以房养老达到像美国这样的，可能很多的孩子在外地工作也放心了，刚刚李老师说的且不要说中国的养老院怎么样，住上养老院都是极少数，这是严重的供需失衡的市场。
刘芳：这个是有利润可赚的，不应该只有那么少的养老院，像美国这样的是非常赚钱的。
孔同：中国的老年人收入本来就不高。
刘芳：第一个情况你的房子情是不是够得上养老，是不是每个人都拥有几套房，第二个原因是一个观念问题，中国人是不舍得把这点房子作为养老的，而是要留给后代。
李光一：我们现在还没有出台遗产税，将来出台遗产税以后这个会蔚然成风的，按照全世界的经验所有遗产税主要是征收不动产，大概要达到55%，如果这个房子现在评估是500万的话，一旦老人去世要传给自己的儿女要交55%的税，300万就没有了。养老机制的变化不是单兵突进的概念，会涉及到很多财产分配的问题。
孔同：您刚才说的虽然是一个政策问题但是观念要改变，如果观念不改变突然出现这样的政策也会引起大家的矛盾。
李光一：观念是随着存在而转变的，像我们丁克家庭已经没有人帮我们养了，我们只能现在这个，还有有人没有选择丁克家庭但是会很不幸，因为你不能保证你的儿女一定会活得比你长，会碰到很多的突然事故。我也是一个客观的唯物主义者，一定会有人碰到这个情况，这个时候你怎么办？我们虽然是两个人组成一个家庭，但是最后我们要走向最后那一天要见马克思的话恐怕是一个人为主的，不会两个人同时去见，这个都不是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刚才刘小姐描述了美国的养老我是很憧憬的，上海作为全中国最早跨入老龄化的城市，养老也要有多元的概念，世界上有的方案都可以拿过来，如果不符合中国的特色让它自行消亡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去堵。
支玲琳：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愿意接受您这样的观点，可能是作为有中国特色的婆媳矛盾就有很大程度解决了。
李光一：没有，婆媳关系可能就更厉害了，因为连婆婆最后的东西都没有给我，这个老太太从认识她第一天就不理她了。
支玲琳：我们今天切实提出一个问题，养老里面的商业模式是有待开发的。
孔同：而且也是多种模式可以同时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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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同：我们来看下面一条新闻，中国证监会开出了基金“老鼠仓”处罚第一单。本月21日中国证监会宣布对基金管理公司人员唐建、王黎敏处理决定，在罚没了罚款50万元之后还对两人实行市场禁入，这也是开出“老鼠仓”处罚第一案。
支玲琳：这个“老鼠仓”也就是私募基金，其实之前在《内容工场》做的几期节目当中都对这个现象有谈到过。基金经理用公募机构的钱，就是我们这些基民的钱去拉高股指或者拉高某个股票的价位，拉到高位之后然后让私募资金的钱出仓让基民的钱受损，其实这也是很多观察家批评这一轮股市为什么会出现非理性上涨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很高兴看到证监会终于开出了这一个罚单，但是我们希望这不是最后一单。
刘芳：听你说来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也不是一个个案？
支玲琳：对，几乎我采访的所有的证券专家都讲到，一再呼吁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引起监管层的重视。
孔同：好的，我们来看下面一条新闻，《高校官满为患，出路何在》。现在很多的重点大学当中部门是越来越多，官也是设得越来越多，据说有一些大学2300多名的教职工当中专职的教师只有1200多人，但是一些处级以上的干部却是占到了300人左右，官怎么有那么多？
刘芳：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对于这个现象，作为一个在读研究生我是深恶痛绝的。
我们刚才谈了很多的中国经济，很忧国忧民，但是最值得忧虑恰恰不是经济现象，这个国家经济少涨一点甚至衰退两年都没有问题，但是在文化层面上的衰落是影响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事情。我们的高校官满为患，恰恰是当前恶俗文化现象最集中反应的最经典案例。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已经无处不在在渗透权利和金钱的臭味。无论是多么圣洁的地方，寺庙是这样的，高校象牙塔里面也是这样的，而这些地方恰恰是最应该净化人心灵的地方，处处都渗透着权利和金钱浓重的臭气。作为一个学生对这个事情也就只能深恶痛绝，我们跟很多高校老师有着直接的接触，能够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我们很难想象国家的知识分子是在想什么，他是在为国忧虑重重，忧国忧民，会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一种良心会说一些与这个国家、于这个民族、于教育下一代非常有意义的话，他们追求的是什么？在这样的体制下连知识分子都不能免俗会去追求权利和金钱，不要谈教育的问题，创新的问题，就连基本的社会风气都没办法保证，很显然学生是在这样老师的带领下走进社会的，他们对社会会有多么的悲观和失望，我自己就是一个受害者，所以这个现象真的是应该要治一治，怎么样让这个权利的触角能够止于高校的围墙之外，这个真的是太重要了。
孔同：我有注意到最近有一些历史学家受到很多人的抨击，说谈历史的时候谈的有一些不太对劲，在高校当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谈到这一块的历史将来升职称都很容易，如果谈出不一样的意见将来升职称、当官都很不容易，所以也引发了对于学术真真假的辩论。
刘芳：我们一直呼吁要建立一个创新型的社会，而创造力等于什么？在英语的情境下有一个谚语创造力就意味着自由，而在权利和金钱的渗透下我们的高校里面的老师，我们的研究人员已经完全没有思想上的自由可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创造力从何而来，我们所谓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样的展望何日才能实现，我觉得真的是应该反思，真的是到了改革的时候。
支玲琳：我觉得高校官满为患一点都不稀奇，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例子，在高校里面要甘心坐得十年冷板凳确实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曾经在第一届国际大专辩论赛里面得最佳辩手的蒋昌建先生，他是复旦的一位副教授。他的学生曾经跟我说过，他也在课堂里面哀叹一个月只能拿两千多块钱，还有我们一位同事的先生，因为他是作为一个讲师，但是是一个很专注于学术的讲师，可能不是那么精于事故的，一个月也只能拿三、四千块钱，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两条路，要么就拼命的写论文，就往教授这条路上挤，要么就想着去当官，所以中国当前高校的学术氛围是很让人忧虑的。
孔同：可能反应出在高校的学术氛围让人忧虑，整个社会的浮躁风气都很值得让人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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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同：我们来看下面一条新闻，央视最近又惹上麻烦了，一个女主播在早间新闻的时候打了一个哈欠，结果不小心这一段东西都被放出去了，之后也引起大家很多的关注。我说这话的时候我们三位都在露出笑容了。
刘芳：不知道这个女主播文静在网上又该遭到多少愤青的拍砖了。
支玲琳：恰恰相反很多人很同情文静，因为文静在博客里面写到她在每天晚上三点钟倒班，早上八点钟下班，应该向他们致敬。
刘芳：之前曾经爆出央视出错的一些事情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大家都在骂央视太不专业。这个事情文静确实是有失职的地方，作为一个庄严的女主播甚至代表的是国家形象，所以这时候打哈欠无疑是不应该的。但是这恰恰是挺有人性的一面，她也是一个人，也会打哈欠而且长达五秒，所以是不是可以轻松一点看，特别是在人家已经致歉了。我希望我们的网友不要再揪住不放了，是人都会有犯错误的时候，而我们国家最欠缺的就是宽容出错的氛围，我就觉得其实她本身这件事情不代表什么，关键是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见问题就拍就打，还是多一点宽容，这一点太需要了。
支玲琳：央视从之前的补妆门到这次文静打了一个哈欠，最近一段时间央视出了不少这样的纰漏，我觉得这事挺可爱的，跟这个形成对比的是朝鲜最近把国家电视台的女主播授予了国民英雄的称号，说她的声音能够让敌人肝胆剧裂，我们这样的主播更加可爱。
李光一：央视屡屡出错不能怪主播，是怪整个团队协调有问题，所有的人不在直播状态下一定会有非直播的动作，团队协调没有把信号暗示给她。
刘芳：据说是给她了但是她没听见。
李光一：那就是给得不太明确，主播确实是比较无辜，我参加过电视台很多的现场直播，电视台直播不是个人的问题，是一个团队的问题。从这两个事故上可以看出中央台整体的协调力在松懈。第二，刚才支小姐说，我也很少关注央视主播的生活作息制度，刚才说文静小姐很早就到了，这个是完全不必的，我们把新闻主播培养方法搞错了，现在全世界最流行的就是记者出身的新闻主播，拿起稿子就能说的，而不要这样没有自己想法所谓播音系的主播。
孔同：她早上去的时候先要编辑稿子。
李光一：我看过世界上很多直播的节目，凤凰卫视所有的新闻都是直播的，他的人比我们央视的人少得多，要支撑24小时，但是很少见到会出这样的错，可能话所错，念错别字说不上话都可以，出来这个形象是一个公众形象，首先不能怪这个主持人，它是一个整体协同的概念，我们对主持人的要求恐怕要用一种新的要求来改变疲惫感，播半个小时的新闻，一个小时的新闻居然要准备两个小时，像这些人才不适合推在主播台上，主播的人是看五分钟播半个小时。
孔同：我现在也提醒我们的网友，如果下次看到我们出纰漏了，按照李老师的说法，我们没有关系，得看下面的人。
孔同：我们来看最后一条新闻，最近深圳就出了这样一件事情，一个中学在发给学生关于中考的材料当中明确的规定，对于深圳金融界高层的子女加10分投档录取，这个特权到底是谁给的呢？
刘芳：我想应该是深圳的官方，这个我很能理解，深圳也要建国际金融中心，北京、天津、上海都争着要建国际金融中心，而国际金融中心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国际型的金融人才能否留在当地，留住这个人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似乎也是有希望的事情，留不住就别想，所以在其他硬件设施不是很达标的情况下，就用这一种给高层子女加10分投档录取的软性政策来吸引这些金融人才的留住，我们想象他们会出这样的政策，但是跟刚才说的高校官满为患的例子相似，整个社会都被这种权利，金钱所玷污的时候我们能留给下一代的是什么，很显然通过这样的政策可能会留下十位，甚至上百位的金融人才，但是你丢掉的是公平，丢掉的是整个公民对整个政策层，对于这个社会的信心不知道国际金融中心和公平的社会两者谁更重要。
孔同：像刚刚说深圳的事情并不是一个特例，也不是一个个案，在上海我就知道某些高校对于职工子女只要达到一定得分数线可以加20分进行投档，我也有一个好朋友选择进入某高校选择成为高校的老师一员，他的目的就是因为将来他的子女可以顺利进入大学的附小，然后进入附中，然后进入大学还有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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