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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孔同
评论员：李光一《解放日报》资深记者
刘芳《解放日报》观点版主编
支玲琳《解放日报》观点版记者
孔同：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这一次的解放网内容工场，我是孔同。坐在我身边的三位分别是李光一老师、刘芳老师和支玲琳小姐，今天我们将在内容工场的时事短评中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这一周的时事。
话题一：
孔同：最近浙大副校长建议要全国统一实行6小时工作制。我们一直说8小时工作制，8小时之外才是业余时间。我国是否能够实行这个6小时工作日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三位嘉宾有什么看法？
李光一：应该可行的，因为我们国家的劳动力是比较充裕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工作。以前我们三班倒，三个人就可以倒，我们把它做成六小时的话，就增加了一个岗位，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话完全可以。
刘芳：中国人多，所以听起来6小时工作制表面上是可行的。但是我也很怀疑，我现在8小时工作都没有办法完成工作，要把自己的工作带回家做，然后要做很多的课外工作。那么6小时对我来说有意义吗？报社是要节约成本的。
李光一：这样就是低工资多就业。要改变少就业高工资。
刘芳：那恐怕我的竞争压力更大了。
李光一：本来8小时就很累，现在有两个人来吃这个饭了，把你的空余时间增加，把劳动力强度下降。这个也是一种和谐社会的表现啊。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工作时间比我们还要少。
支玲琳：我们还是想一些可行的办法吧。我觉得要是能够从8小时减成6小时，但是工资不少，我还是挺感谢这位校长的。我是表示感谢他，但是有一些人会比较痛恨他的。因为刚刚实行的“新劳动合同法”已经让企业主叫苦不迭了，现在又要让减少工作但还是拿着原来的工资，这让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孔同：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我们讨论过放假的问题，很多人说再多给一点假期。有专家说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可能给这么多的假期。但是一下子从8小时能降到6小时吗？
支玲琳：从社会安定的角度来说，有的人忙着不会想很多的事，他如果闲着的话会生出很多的事来。
李光一：倒过来太闲的话也会生出很多的事来。如果没有工作的话。因为现在这样，现在明摆着我们国家发展到今天，劳动岗位少，劳动力大于岗位。现在找工作都要托人或者是考试。大家想想现在什么样的事情不用考试，不用托人就说明这个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六小时是一个可行性的，当然是不是每一个行业都这样的话需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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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二：
孔同：第二条新闻，中国将会重组国家公务员局，不再保留“干部”这个概念。我记得“干部”两个字是从外来语过来的，没有这个“干部”的概念意味着什么呢？
刘芳：意味着政府部门工作的人跟老百姓之间没有等级上的差别，没有一种管理和被管理的差别，更多的是一种社会分工，可能公务员的概念就是为公共服务的人员，这个概念要确定下来。
孔同：干脆把“干部”改为“公仆”好了。
李光一：名字的变化也是很重要的。把“干部”统称为公务员很重要。按照政治文明来讲，我们在吸收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公务员系列和制度的合理部分。
从海外的经验来看，公务员和所谓的局长、部长完全不一样，局长、部长的话非专业人士也可以担任，但是这个公务员要有技术，比如说你是搞卫生的，或者是搞劳动力安排的。但是这个部长就不一样了，我们是不是在吸收海外所谓的公务员系列和文官制度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但是从这个名称的变化包括这一次大公司改革设立一个公务员的局，应该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支玲琳：比起说我们去掉“干部”这个概念，在公务员制度方面做一些调整来讲，更迫切的是要建立一个政府公务员制。尽管现在上海很多地方已经开始试点但是我觉得推行的力度还不是很大。在美国的话这种做法已经比较成熟了，所以它出来的就是一个政府雇员的概念，它拿到公务员的工资是1倍到1.5倍，但都是由一些专业的技术人员来做的，如果说将来我们能够缩小公务员队伍的比重，扩大政府雇员，我想对于我们将要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是最为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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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三：
孔同：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条新闻。最近西安的警方在街头悬挂一条“拒捕当场击毙”，很令人胆颤心惊，引起了市民们的关注。
刘芳：这说明我们的法制意识哪怕是在警方这一块，都没有得到贯彻和深入。警方都不知道是否有权利可以说这样的话。很显然，他没有这个权利说这个话。这个人是否被击毙只有刑法来规定。他进行抢劫哪怕是被据捕了是否就罪到死刑这个地步，恐怕也不是警方说了就能算的，所以出来这样的一个横幅可见我们的法治国家的建设还任重道远。
支玲琳：我觉得这个是很典型的以暴治暴的思路。
孔同：我们国家一直比较喜欢用一些有震慑力的话吓唬一些人，但是真正是否能够吓唬到，这个可能还是要依靠法律来进行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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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四：
孔同：接下来一条新闻，中国内地将选聘10万大学生做村官。对此三位嘉宾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李光一：这个是一个战略性的任务。
我觉得这是党的十七大两会、三次重要会议以后的一个重大举措。建设新农村我们发现了很多的情况。青年人、强劳动力都到城市打工了，农村出现了一些空巢状态。农村知识结构的改变，民族风气的培育，应该是由外面的力量冲进去。就像列宁所说的，工人阶级不可能自发产生马克思主义。同样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也不可能自发地产生我们所希望的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所以它一定会有人去管。
我们有十万的大学生去做了，也是增加大学生的就业，增加大学生的实践经验，从实践当中培养出我们国家新一代的人才也好，公务员也好，这都是一个好的途径之一。
所以我觉得中央定的五年十万大学生的数字，能不能还要再快一点。因为每年的大学生毕业要超过400多万。十万好象可以提前或者是更多。
刘芳：我觉得出台这样的一个政策是基于大学生就业的困难，可能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李光一：不一定，400万的话每年才两万，1%都不到。
刘芳：确实在政府方面，有这个念头想把大学生就业往基层、往农村、往西部地区引导的策略在这里面。
另一方面我很同意李老师讲的，我们农村当前的知识素质还比较低，以至于要在农村建设一个新农村的图景还是有很多的硬件要素达不到，很大程度就是我们人员的素质和农村人员是否能够迅速到位，也是跟当前人员素质不到位相挂钩的。但是我这里有一个疑问，就是说这些大学生是不是真正能够把知识、一些新的体制和理念带到农村去。就以农村的基层民主来说，怎样的人才能够在农村实现它的民主，很大程度是因为他在村庄里面有自身的利益诉求，又有这样的能力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让大学生进入村庄当村官，似乎看起来是改变了农村的知识结构，但是这些大学生跟农民本身的利益之间是有隔膜的。他是否能够代表当地农村人民的利益？
就民主化进程来看，把大学生输入到农村里去并不是一个很正确的解决之道。是否能够把当地农村里面毕业出来的学生，在大学毕业之后再反送到当地当村官，这可能会更加比较好。
支玲琳：刘老师讲的这个例子事实上浙江已经开始在做了，由政府埋单然后挑选浙江一些家庭贫困的孩子到浙江林业学院学两年然后再返送回来。而且不仅仅是把他安排在农村里面，而且是扶上马再送一程，给他们一些相应的计划，比如说在畜牧方面比较擅长的，就给他创业基金。所以他们就能够在农村里面扎根，能够真正把在外面所学到的东西灌输到农村里面来。
其实我认为这是一种比较好的做法。因为事实上起动大学生村官计划从1999年就开始有了，比如在河南、四川一些地方。但是也有70%的流失率，当地有三句话九个字来形容大学生村官“人难选，留不住，干不长”。我们的大学生村官对于新农村建设很重要，但是如何选拔如何能够把人留住的确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当年像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已经有大学生村官起动计划，还有就是让大学生入伍，你将来可以回来给你一些考研和政治待遇作为诱饵，但是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让大家接受落实到位这是一个问题。
刘芳：我们新农村有没有大学生的事业，能不能让他们找到事业？
李光一：大学生到农村去的计划不断做下去，应该会带来明显的变化。
从中国五四以来，很多乡村的教育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包括文革当中的插队落户问题，插队落户的去留怎么评价？政治上先不说，它或多或少地把城里面的卫生习惯带了进来。本来农村当中很多的农民朋友还没有养成刷牙的习惯，他看到知青刷牙，他也知道怎么样保护牙齿否则会生病。一个人到一个地方去，身上的信息所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的问题，是所有的信息都会反映出来。这些大学生如果真心实意为农民做服务的话，我相信他是能够有所作为的。
我们以前看到过一幅画是“毛泽东去安源”，所有的大学生去了以后马上就要改天换地。我觉得它达不到这个效果，但是我相信它会慢慢有效果，只要坚持十年，五十年。以前一个老的民主人士他搞过一个模范乡村计划。在政治乱局下这是一个空想，但是我们很多的知识分子觉得对这个地方是有很多的情感所在的。他变化了，他看到自己的乡亲和兄弟朋友没有变化，他就觉得有这方面的义务。我们以前这方面的宣传并不是很多。
中央提出这个十万是非常有道理的，上海还有很多的工程师，科学家退休以后到边远地区支援，这种计划都可以起动，这种都是小钱，甚至不用花钱，有一些人喜欢做慈善事业，那你就鼓动他做就可以了。
支玲琳：关键是制度落实到位。
李光一：对，对于一个农场来讲，吃住行都是自己带来的，他就是帮你做事情，我想农民不会有更多的反对，因为他没有过来抢利益。如果本来原来就人多地少，来一个人抢我的地，农民肯定反对。但大学生如果吃在农村，还要付房租，这个农民不是多了收益了吗？农民要让他眼光特别久远也比较困难，但是慢慢的来做还是可行的。
刘芳：在农村注入一滩新水。
李光一：现在的农村的都是老幼病残在家里，强劳动力都在城市。
孔同：到底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制度选拔出真正为农民服务的一些人，我觉得这也是比较需要思考的。
刘芳：政府先带动一下，做一些示范性、鼓吹性的输入这些理念，渐渐地这些人就多了。
李光一：在海外有这种制度，比如说医学院毕业，毕业以后必须到基层医院做三年，不做的话你就不能升级。同样，将来我们规定大学生不能直接考公务员。我们记得上次有官方人士建议，大学生在基层锻炼之后才能考公务员。政府想要做什么事情的话一定要先推一下，你不推光号召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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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四：
孔同：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看下面一条新闻。
新组建的人力资源部和社会保障部最近举行了一个领导干部会议，宣布了主要领导班子成员的规定，最后选出来一位正部长和十位副部长。有人置疑了，根据国务院组织法的第九条规定，国务院各部应该设正部长一人，副部长两到四人。这样看来一正十副是否太多了呢？
刘芳：我们上次讨论过了大部制改革，改革就是人往何处去的问题。这十个副部长就没有地方去了，这是改革的最大难题。
支玲琳：去年有一个现象大家讨论了很久。河南有一个贫困县，它下面有8个副县长，6个县委副书记，还有15个县长助理。当时很多人都唾弃，这么小的一个地方要这么多班子做什么。没有想到在我们的大部制改革当中，也出现了这样类似的现象和问题。
李光一：我们现在的改革遇到了各种困难。第一，来自各个部门，另外就是这些部长怎么安排，怎么办，你让他退休吧还没有到年龄，不给他退吧他又没有犯什么错误，怎么办？我们的现在的官员和他的收入，他的住房，很多的东西都是相挂钩的，很难处理这些问题。我觉得刚才还是回到公务员的系列当中。将来能不能把西方的一些制度引过来。把官员压缩到最低限度。你要给人家一个信号，这个大布置是不是太大了一点，能不能做两个部门。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正部长，五个副部长。因为我们现在不能为机构改革，不能为改革而改革，反正世界上我们也不能做很多的类比，那我们和以前比，和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文革以前的部长来比的话，确实是部也多了一点，副部长也多了一点，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恐怕不是靠一个大部的改革来包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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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话题五：
孔同：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财经新闻。最近阿里巴巴的首席执行官马云讲，淘宝网十年内会超过沃尔玛。
支玲琳：马云先生最近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人物，在两会期间也为各个领导所追逐，纷纷邀请他把总部迁过去。如果十年内淘宝能够超过沃尔玛当然也是一次盛举，也是民族产业的一次胜利。
但是我对他的兴趣更在于，马云造了一个奇迹。应该说互联网是最不可信的世界。曾经有一个名言，电脑前面是一条狗你都不知道，人和人完全是不可信的。但是他建立了一个B2B的交易模式，让网上的安全交易成为了一种可能。我觉得他对于当下整个信用缺失的社会，马云的淘宝网创造了一种信用机制和信用模式，这个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
李光一：这个和他在香港的股价呈相反的方向。阿里巴巴的股票最近跌得比较厉害。我今天看一个材料，两会期间张茵女士的纸业公司的股价也跌得很厉害。这个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说当你的宏图大略尚未施展的情况下，市场已经在对你投票，怎么看这个形式。
刘芳：我觉得一个伟大的企业家一个巨大的特点就是敢放豪言。我对他了解不多，我也不能做太多评价，但是我对敢放豪言表示一下我的尊重。
孔同：我们其实也真的希望淘宝网能在十年内超越沃尔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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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六：
孔同：我们来看看下一条新闻，统计局的总经济师姚景源最近说了这样一番话，他说经过计算去年上半年的一个物价上涨的情况发现，农民收入82%依靠的是物价上涨。
刘芳：我是很赞同这位姚经济学家说的一番话。在过去的节目当中我也表达过我的意思，此轮通货膨胀如果是仅仅结构性的通货膨胀，对于农民兄弟无疑是一件好事。如果不是结构性的通货膨胀而是全面性的通货膨胀，农民得到的利益也一定会在其它物价上涨当中被抵消掉。如果仅仅是结构的物价上涨，也就是说农民生产出的那一块价格上涨了，我觉得要恭喜农民，但是我们要就此承担巨大的代价，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历史的旧债，必须要还的，所以我赞同他的观点。
支玲琳：我前两天刚回了一趟老家，刚好在农村里面也呆了两天，他们说你们城里人现在猪肉涨价了，开始说我们农民增收了，但是我们农民那个时候猪肉卖不出去的时候、猪生病的时候又有谁来关照给我们呢？
事实上这只是说我们是一个结构性的通胀，只是在食品领域，猪肉因为季节性的因素，或者说因为蓝耳病的因素猪肉涨价了，大家不会有太大的意见。但是老百姓抱怨房价太高，所有的东西都在涨，这个经济学家讲得很有道理，涨价的话不仅仅是食品涨价，而是所有的东西都在涨，而且它还在涨。
孔同：是的，我其实特别担心，如果今天不买这个东西的话明天所有的东西都会涨了一大节。最突出的是食品，而且特别是房价一点也没有看到拐点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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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七：
孔同：我们接下来看看下面的一条新闻。最近在网上流传一组照片，这个照片的名字很有意思，是”野蛮女人街头驯夫“。很多人都说这些照片很俗很无聊。到底这些照片的流行背后又是一些什么样的声音呢？
刘芳：我对这个新闻很感兴趣的一点是，人为什么越来越俗，越来越无聊？我真的是很奇怪，而且我是这么认为的，我们现在的社会已经发展到相对成熟的阶段了，越发成熟的时候，每个个体的作用就越来越小。就像我们在机构里面可能就只充当一个螺丝钉的作用。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会发现你其实很窒息，你其实很累，所以你就有心理的暗角在蠢蠢欲动作怪。网络世界恰恰给了人互相不见面却可以在公众场所爆发自己心灵暗角的机会。所以人就会越变越俗，越变越无聊。所以有时候是不是可以宽容一点看这些现象。抵制这些现象更好的办法是不俗不无聊却引发人们兴趣的事情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
孔同：我觉得这个挺难，因为我自己就发觉很多的网络上都有很古怪很俗很无聊的标题来吸引人。
刘芳：对，人有猎奇心理。你不得不反思这一点，为什么所有人都喜欢看这些东西。可能当众的时候我们会贬低它太俗太无聊了。但是当你独处的时候是否会对这些东西有窥私欲呢。
支玲琳：古人早就说了食色性也。就像“艳照门”这个事情爆发出来以后，大家一边在骂，但是你还是忍不住去看。就是因为你会看所以它才会发。就像芙蓉姐姐，大家都说她很无聊，但是很多的人还是在等着把她的玉照发出来。存在是合理的。
当然有人会说，怎么人这么无聊为什么会制造出这些东西出来呢？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利益，所以这种现象应该以宽容的态度去看。
刘芳：可以宽容的是芙蓉姐姐当事人本身。不可能宽容的是背后的黑手，把这些现象拿出来当作商业利益炒作的，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讨论一下的。你把这些灰色的东西拿出来，然后以一种娱乐大众的心态在网络上倒腾，搜取巨大的利益，这种事情本身是不是应该受到谴责。
李光一：我们现在对网络文化的定义就和传统严肃的文化和印刷的传播方式区别开来，就把它定义得比较低一点。如果是一个权威媒体的大家就一定要信，因为他有这种观念所在。网络一开始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网络的管理又比其它的传播方式来得更宽容，所以很多的东西都会这样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即便没有网络，好象中国特别是上海，家长礼短小市民文化也没有消失过。即便在文革当中，这么大的高压下家长礼短的文化也没有消失过。就是说人有各种各样的需求，他也需要有庸俗一点的文化。只要在法律的范围当中都是可以的。关键是评判者和参与者拿什么态度来看。
我上网一般都不会看这些东西，因为你们在讨论我没有办法参与，其实我不是很了解。我上网主要是看一些自己的纸媒上看不到的其它媒体，我愿意不愿意定这个报纸或者是杂志，我会点它一下看它有什么东西，如果是收费的话我就不会掏钱。像我们对网络的利用实际上是对传统媒体的补充。很多年轻人已经完全抛弃了纸媒了，完全是网络传播。其实我们都是有代沟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我个人觉得还是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只要它有的话就让他看好了，你不让他看他会通过其它渠道看。
刘芳：有一些人喜欢看色情网站，然后大家就抨击他。但是有一些人就跳出来说这个男人不喜欢看色情网站就是不正常。我不知道这种话是怎么评判。
李光一：我们也不是公然号召大家来看这个色情网站，因为很多的东西存在这些地方，只要没有违反大的法律框架，也没有违反做人的伦理道德，无论怎样做都可以。
所谓的和谐社会，我还是要套用毛泽东以前说过的一句话，我们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最重要的是后面一条毛主席讲的，要团结那些被实践证明所犯的错误的人，何况，看这些东西的人，我认为也没有犯错。所以我觉得和谐社会各种人都有。
支玲琳：我要说我的一个导向，网上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只要没有超出道德地线范围的，他很自恋要发一些自己的照片，都没有问题。但是去年曾经发生过一个事件我不能容忍，北京一个女孩模仿国外拿一枚别要针要实现换别墅的梦想，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谋取商业利益的。搞到最后，所有的都是背后有策划的，只是在赚取大家的爱心和同情心的。我觉得这是不可容忍的，这个跟网络世界的诚信，是一种莫大的伤害。
孔同：所以你刚才讲的淘宝网所建立起来的一种诚信还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突然讲完这一段以后，我也觉得我们四个人都是任重而道远。网上的很多人都在置疑说得是真的还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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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八：
孔同：下面的一条新闻，最近山东济宁要在九龙山上花300亿造一个中华文化标志城。很多人就说文化是精神，不是物质。有很多人说孔子很伤心，孟子很难过。
刘芳：关于文化究竟是精神还是物质，我没有答案，因为我觉得精神的东西有时候需要物质来表达。我只关心一点，花300亿在山上建一个文化城，山上的树是否会被砍光。
李光一：因为这个案例是两会期间比较热门的话题，和张云女士劳动合同法一样遭到了炮轰。
现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说白了就是拿老祖宗的东西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倒过来讲如果我们国家实行一个新的规定，凡是有老祖宗的地方都要去交税的话，我想没有人会去抢。所以在我们的南边，在江浙一带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遗址据说有十来个县都在抢。如果国家有规定，凡是出名的地方都要征名人税的话那肯定没有人会去抢。我觉得更多的是从经济效益出发的。庙建在这里，我们就以文化来唱戏，经济来搭台。它是打着文化的旗子来做经济的事情。所以当你要搞这个标志城的话，它会引起各个地方争论。你这个地方可以搞文化，那么其它地方呢？我看到这一期很多的平面媒体都在讨论这个东西。关键是国家要把握这个度。北京作为文化中心，人太多太累，能不能搞一个文化副都。如果这个概念出来的话，将来的这个文化副都，陪都，很副多的。我们又是五千年文明史。
现在关键是做文化的人一定要和利益切割开。现在我们可悲就可悲在这里，我们不管这个三百亿到底是建还是不建好，我们只从媒体上或者从两会传播的新闻上看出。所谓的两会院士，或多或少会帮这些经济效益，有说不清做不清的地方，一下子从文化的高度、科学的高度往下看了。最要命的是这个东西，现在我们没有办法相信谁，搞文化搞科技的，但是你说出来的话总是和某些利益相关。我们苦恼就苦恼在这里。
支玲琳：我不希望山东济宁的这个是打着一个工程的旗号而是争取一些方面的拨款。我觉得三百亿，与其去造一个新城，倒不如去保护一下孔庙，把孔子的故里好好的建设一下。另外一个，它上面还打造一个百年的工程，但是很多的工程十年后就会被摧毁。
孔同：我前几天看到一个新闻，说中国不断地建野生动物园。最初建野生动物园的时候是说保护动物，但是最后闹出来全国有三十多家野生动物园，是美国的六倍。其实，最后谋求的都是商业的利益。一旦商业的利益没有得到办法满足的时候，所谓的保护动物都会成为空谈。这些动物也成了最受罪的人。所谓的中华文化标志城没有得到利益的话，文化又谈和而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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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九：
孔同：有新闻说最近流行在网上晒秘密，这个事情比较新鲜？
支玲琳：这个在网上不需要有专门的网站让大家晒秘密。天涯里面也有很多的不可告人的秘密，比如说你是谁的公共的小马甲，的确有很多不能说的秘密。所以我觉得网络能够给大家一个空间，能够给大家一个沙袋说出来很好。很多人看过《花样年华》，最后梁朝伟满腹的心事没有办法说，最后对着吴哥窟说了出来。
李光一：只要你对网络倾诉了的话就不是秘密。现在很多人对于网络晒秘密，还不如说是一种心理自我调节的方式。我们国内还缺乏这种心理医生，按照城市国家和发达地区来看，100个人当中要看心理毛病的人也有一定的百分比。所以我们在自我疗伤，我称它为自我疗伤。我相信所谓晒秘密的人，只要这个东西公布出来的话就不是秘密了。
支玲琳：人家不知道是你说的。
李光一：秘密是不可告人的。
支玲琳：我也在很多的帖子里看过，我没有晒过秘密，有很多不能说的秘密我也不想晒。但是我发现大家晒了秘密以后，很多人有和他同样的秘密，所以他觉得自己以前特别丢人，有很多的人也有同样的经历，就心理平衡了。
李光一：我觉得它好象是一种心理的自我疗伤的方式，当然从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角度来看，我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我不但可以把晒的东西作为采访的依据，因为我觉得这个政策性比较强。假如说有人要研究中国一般人的某种心态，他把晒秘密作为第一手材料，它的错误恢比较多。我从来不看的，因为据我的印象，如果我心里面有障碍，我去找论坛的话，我要付费的。
支玲琳：上海电视台收视率最高的是《心灵花园》。
李光一：《心理花园》有的一些是编故事的，不完全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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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十：
孔同：
刘芳：我觉得时代变化了，80后的这些东西挺好的。
李光一：这个是独生子女政策以来碰到的新的情况。两个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就没有传统的婚姻家庭所嫁的概念。条件比较好就产生了一个嫁的问题。倒插门在上海也由来已久。以前是富家的女生倒插门。还有就是这个家庭里面好几个女生的问题。现在出现这个情况，更多的是从物质的角度来讲的，80后的男生这么多，富婆也不是很多，怎么嫁？这个好象是在找一个饭票的问题。
孔同：现在很多的80后确实有很多的想法。有人做了一个小调查，对身边的男生说，你是要爱情，还是把金钱摆在前面，你是找一个爱你更多的人，还是钱更多的人？很奇怪，以80年为界限，80年以前统一的要感情，80年以后出生的男生要金钱。我也觉得这个调查很奇怪，不知道是否有可信度。
刘芳：可能是因为时代的不同人的基因也发生了变化，但是我相信应该会一代一代回归去的。我想等他们年纪大了一点的话，也许会要爱情多一点。
支玲琳：80后的人想在金钱和爱情的权衡之间，他们会选择一个嫁一个爱你更多的人，而不是你爱更多的人，这个是更实用一些。特别是现在的生活压力这么大，找一个富婆少奋斗20年。这个在原来的戏本里面也有很多，娶一个宰相小姐抛弃了原来的结发妻子，这个都有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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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十一：
孔同：国务院新闻部的副主任最近表示，中国可能会放宽对采访奥运会外国记者的限制。
刘芳：这个对中国绝对是一个开天辟地之举。
我们中国以如此自信的信心把大门敞开给所有的外国记者。奥运会开幕的时候，奥运会期间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把中国的大门敞开让中国记者采访，对中国人会造成什么样的挑战。
我们国家在跟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知道像拉萨事件和外国媒体对于我们有很多的造谣，扭曲事实，他眼光看你总归是有一点妖魔化的。中国可能会被别人妖魔化。恰恰是在奥运会期间，他们可能会带着这样的一种有色眼镜来报到国内发生的方方面面的情况，更何况是国门打开的时候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分子会制造事端。如果再把镜头对准这些事端的话，很可能会喧宾夺主。但恰恰是认识到了有这么大的挑战，中国还把国门放开，在这么重要的时刻，而不是平常的时刻，让外国记者可以毫无阻拦的进来，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事情。
支玲琳：西藏事件发生之后，我觉得已经显示出了我们一定要打开国门，迎接来自五湖四海已经很重要了。这个事件的处理上，我们还是有一些迟滞的，在外面的声音出来以后，人家掌握了发言权以后我们才应对。一直以来我们对外界声音的做法是比较滞后的。从西藏事件可以看出，当西藏事件出来以后，西方媒体有很多的歪曲的报道，但是也有很多帮助我们的。只有让所有的审视的眼光进来，大家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放开绝对是必要的，而且是正确之举。
李光一：当我们对外国记者的采访放开的话，对我们自己做媒体的一个最新的考验也出来了。当更多的人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报道同一件事的时候，也给我们提供了更多观察事物的方式。不管是媒体也好，奥运会对整个媒体的发展也越来越开放，而且开放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孔同：日前国家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讲，让球是肯定的，但是像奥运会这种大的场面让球就不适用了。
支玲琳：02年的时候，陈忠和在德国世锦赛的时候因为让球事件引起了一个很大的风波。中国可以选择竞争对手，这个是很大争议的，是否符合竞赛原则。我们在金牌之外更加需要思考的一种关于体育道德和体育精神的一种问题。
孔同：那我们这一周的时事短评到这里也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收看下一期的内容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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